1963年初春，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一度有些凝重。
几个穿着中山装的外交官围坐在地图前，手里的钢笔在纸上停了又起，没人先开口。
那张地图上，有一块地方，特别显眼——坎巨提。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即便在当时的中国也鲜有人知。
位置偏得厉害，属于新疆喀什地区，却像个孤岛，被高山包围着。
气候恶劣，交通不通，连驻军都难以维持。
可是，它是中国的领土。
哪怕再远再偏，也挂在那张地图上，几十年都没动过。
那天，耿飚坐在那里，目光盯着这块区域。
他已经考虑了很久。
现在，就差一个决定。
“我来提。”他说。
几秒钟没人作声。
“这块地交给巴基斯坦。”他说，“别人不敢，我敢。”
这不是一句豪言，而是一个老兵的判断。
那时候的耿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湘江边浴血奋战的红军前卫了。
他穿着整洁的外套，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眼神里的坚定没变。
他不是在打仗，可他清楚，这场外交博弈，和当年冲锋一样凶险。
说起来，这事儿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1950年，耿飚刚从军队调到外交部。
当时有人悄悄议论，说这个人打仗行，搞外交恐怕不行。
他没反驳，照样一头扎进了新岗位。
短短几年里，他先后驻瑞典、丹麦、芬兰，又调到巴基斯坦。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资源紧张，样样都难，他却一步没退。
到了巴基斯坦以后，他发现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有个棘手的问题——边界线。
当时的中印边境刚打完仗，局势还没完全稳定。
西边的边界也模糊不清。
巴基斯坦对靠近喀喇昆仑的区域一直有诉求，但中国方面迟迟没明确表态。
那段时间，耿飚跑了很多地方。
山里太冷，有时连车都开不上去，只能骑马、靠人背物资上山。
他亲自去看了坎巨提的实际情况。
回来后，他心里就有了数。
坎巨提虽然面积上有两万平方公里，但地势太过复杂，几乎没有什么耕地和可开发资源。
最重要的是，它与中国主体疆域之间隔着一整片高山，连基本的行政管理都难以展开。
这片地，挂在地图上是个“存在”，但要维持它的“主权”，代价极高。
而此时的巴基斯坦，是少数几个愿意主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1962年中印冲突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态度更加冷淡。
苏联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可靠”。
耿飚清楚，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朋友。
不是那种表面上的，而是愿意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的盟友。
所以他提出建议：在划界谈判中，将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以换取一条更明确、更稳定的中巴边界。
反对的声音当然有。
甚至有老外交官提醒他：“这事如果办砸了，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他点点头，说：“如果是错的，我认。
但我不觉得这是错。”
谈判开始后，巴基斯坦方面起初也有些犹豫。
对方没想到中国会在这种问题上表现出主动。
耿飚没有急着推进，而是一步步解释中国的立场，强调互信的重要性。
他说得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
几轮谈判之后，划界协议最终定稿。
1963年3月2日，《中巴边界协议》在北京正式签署。
中国将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换来的是整个西部边界的彻底稳定，还有一个“全天候”的朋友。
外界反应不一。
有人批评这个决定太大胆，有人质疑是否值得。
可过了没几年，事实就给出了答案。
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
印度军队大举进攻，巴基斯坦形势危急。
中国迅速通过边界线，向巴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
这条通道，就是当年划界时预留的。
到了1980年代，巴基斯坦又通过这条线，向中国提供了缴获的美制“毒刺”导弹样品。
这对中国防空技术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过去了，中巴关系一直稳定。
那个当年被人说“送出去”的地方，从没再被提起。
因为没人再去质疑这场外交上的让步。
坎巨提不在地图上了，但换来的，是一条真正的战略通道和一个长期站在一起的朋友。
回过头看，耿飚当年的决定，没有人再说“大胆”。
他说过一句话：“外交就像下棋，有时候要舍车保帅。”
这事儿之后，他继续在外交战线上干了二十多年，后来还成为了外交部副部长。
直到退休前，都没再多提坎巨提这事。
甚至连回忆录里，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划界谈判，顺利完成。”
后来，巴基斯坦政府为他颁了一枚国家勋章。
那天的仪式很简单，他穿着西装，站在台上，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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