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天，天气格外冷。
那天，陆小曼在家里接到消息：徐志摩的飞机坠毁了。
她当场没说一句话，脸色煞白，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她几乎三天没吃东西，第四天才勉强喝了几口水。
她说：“他要去听林徽因的演讲，我拦不住。”
从那以后，很多事就变了。
她开始怕冷，怕黑，怕一个人待着。
家里常年拉着厚厚的窗帘，灯总是亮着。
她的生活，从此陷进了某种软塌塌的泥潭里。
再也没有人，像徐志摩那样，带她去看画展、听诗朗诵，在清晨送她一束玫瑰。
可就在那段最灰暗的时间里，有个人悄悄地走进了她的生活。
不是别人，是翁瑞午。
他原本是陆家的老朋友，早些年徐志摩还活着的时候，就常来给陆小曼看病。
那会儿他是个干净利落的医生，人不多话，做事极细致。
每次来都带着小药箱，药粉、针管、听诊器一样不差。
说来奇怪，徐志摩走后不久，他来得更频繁了。
起初是送药，后来是煎药，再后来——干脆搬过来了。
两人就这样住在一起了，一住就是三十年。
但他们始终没结婚。
这事儿当时在圈子里传得挺广。
有人好奇，有人不解，也有人干脆猜测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可谁也说不清。
陆小曼没解释，翁瑞午更是闭口不谈。
那时候的陆小曼，跟年轻时判若两人。
她曾是北京上流圈子里最亮眼的女人，画画、跳舞、讲法语，哪样都拿得出手。
她父亲陆定是清朝末年的京官，思想开明，亲手把她送进了女子学堂。
小时候的她，坐人力车上学，放学回家还有女佣伺候。
她喜欢穿旗袍，也喜欢西式裙装。
二十岁那年嫁给王赓，外交部的年轻才俊，是场门当户对的婚姻。
可惜，过得并不幸福。
王赓常年驻外，她一个人在北京，寂寞得发慌。
她爱热闹，爱跳舞，参加沙龙，认识了不少文人名士。
也正是在那时候，遇见了徐志摩。
徐志摩不同。
他会在信纸上写诗，把她画在封面上，说她是“梦中的女子”。
她为他离了婚，顶着舆论的风暴，嫁给了他。
可婚后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美好。
两人经济紧张，生活琐碎，吵架也不少。
她身体不好，染上鸦片，徐志摩劝了很多次，劝不住。
那种日子，既浪漫又疲惫。
直到那场空难，把一切都停住了。
从那以后，翁瑞午几乎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依靠。
他每天来照顾她，有时候带药，有时候带饭，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静静坐在她身边。
有一回，陆小曼情绪特别不好，把屋里的花瓶砸了个遍。
翁瑞午没说话，只是蹲在地上，一件件收拾碎片。
她坐在床上抽烟，烟雾缭绕。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你觉得我值不值得？”
他没抬头，只说了句：“你在，我就来。”
他们的关系，从来不像普通情侣。
翁瑞午照顾她的生活，也承担了她所有的经济负担。
甚至有人传，他为了陆小曼离了婚，变卖了家产，欠了一屁股债。
可他从没抱怨。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
陆小曼感冒发高烧，嘴唇都发紫。
翁瑞午骑着自行车顶着风雪去找药，回来时脸都冻红了，手上还裂了口子。
他把药煎好，坐在她床边喂她喝。
喝到一半，陆小曼突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就这么过一辈子？”
他看了她一眼，说：“只要你愿意。”
她没说话。
只是转过头，盯着窗外的雪看了很久。
很多年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嫁给翁瑞午？
她说：“志摩是我的爱，他走了，可没离开过。”
她觉得，如果嫁了翁瑞午，就是对徐志摩的一种背叛。
她心里那道坎，谁都跨不过去。
这话说得太直白，也太固执。
可这就是陆小曼。
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
晚年的她，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不太好。
很多朋友都疏远了她，家里也冷清得很。
可翁瑞午还是天天来，照旧煎药、打扫、陪她说话。
有一次她对朋友说：“我欠他太多，还不起了。”
再后来，她去世那天，翁瑞午一个人守在灵堂，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等人都走光了，他才慢慢地收拾好桌上的香灰，把她用过的茶杯收进了盒子里。
有人问他：“你图什么啊？”
他说：“她需要我，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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