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想到，收藏圈那个眼毒心细、号称“马未都”的大佬，竟然在小学生课本上栽了个大跟头。
他曾信誓旦旦地放话：司马光砸缸这事儿纯属虚构，因为宋朝那会儿压根烧不出大缸。
这话一出，全网炸锅，毕竟咱们谁不是听着这故事长大的？
结果呢，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仅仅四个字，还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写在书里的，直接把这位专家的“技术流分析”按在地上摩擦。
这哪是讨论历史，分明是现代专家被老祖宗教做人。
把时间条拖回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
光山县令家里生了个带把的，因为地名光山，就取名司马光。
这孩子不仅是官二代，还是个神童，七岁就能背《左氏春秋》，跟现在的孩子七岁还在玩泥巴完全不是一个段位。
但他真正的高光时刻，不是背书，而是那场著名的“后院惊魂”。
那时候的官宦人家，后院都讲究个排场，假山怪石，花花草草。
一群熊孩子玩捉迷藏，玩着玩着就出事了。
只听见“扑通”一声闷响，接着就是惨叫。
司马光跑过去一看，好家伙，一个小伙伴掉进盛水的大容器里了，眼看就要没顶，咕嘟咕嘟喝水。
别的孩子要么吓傻了，要么哭爹喊娘跑去找大人，只有七岁的司马光，站在那儿没动，脑子转得飞快。
这时候就是拼心理素质的时候。
喊人？
来不及。
伸手拉？
够不着，搞不好还得搭进去一个。
司马光眼光一扫，看见旁边有块造景用的石头，抱起来就砸。
随着“哗啦”一声，容器破了大洞，水涌出来，那个倒霉孩子顺着水流滚出来，捡回一条命。
这一砸，砸出了千古名声。
可谁知道一千年后，马未都坐在演播室里，非要跟这个“作案工具”较劲。
马未都的理由听着特别硬核，满嘴都是“热工学”和“材料学”。
他说宋朝陶瓷技术不行，烧不出那种上大下小的敞口“缸”，那时候只有“瓮”。
这一字之差，意思可就变了。
瓮是小口大肚，容易烧，密封好；缸是敞口，那是明朝以后才成熟的技术。
他还搞了个人体工程学分析：敞口的大缸，孩子掉进去容易爬出来；只有小口大肚的瓮，掉进去才像进了陷阱，爬不出来，这才符合“淹死人”的逻辑。
这套嗑唠出来，把好多历史票友都忽悠瘸了。
毕竟人家是收藏大家，玩了一辈子瓶瓶罐罐。
他说宋朝没缸，那就是没缸。
这眼看就要成了一桩铁案，直到有人翻出了汉朝的“老账本”。
狠狠抽了马未都一巴掌的，不是什么新出土的宝贝，而是《史记·货殖列传》里的一句：“醯酱千缸”。
这话啥意思？
就是说大城市里的土豪，家里有上千缸的醋和酱。
注意了，司马迁用的是“缸”。
《史记》是西汉的书，比司马光早了一千多年。
要是汉朝人都能用几千口大缸装酱油，宋朝人怎么可能烧不出来？
这技术壁垒说不通啊。
说白了，马未都这次翻车，是掉进了“幸存者偏差”的坑里。
他平时上手的都是官窑、哥窑这种顶级瓷器，那是艺术品，烧个大件确实难，又要薄又要型准，确实得到明清才行。
但司马光砸的那个，压根不是什么值钱的瓷器，就是个放在后院防火、养鱼的粗陶大缸。
这就好比你用造法拉利的技术难度去衡量造拖拉机，那能一样吗？
粗陶这玩意儿，新石器时代的老祖宗都能烧得溜溜转。
再往深了挖，这事儿其实暴露了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司马光他爹是兵部郎中，家里不差钱。
普通老百姓用瓮，是因为瓮结实，口小不容易坏。
但大户人家用敞口缸，图的是取水方便，还能当景观。
马未都拿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去套官宦世家，再加上搞混了“瓷”和“陶”的界限，这一脚算是踢到了铁板上。
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老马。
你看，史官写的是“瓮”。
但结合《史记》的记载，大型敞口容器的技术绝对是存在的，这点没跑。
这事儿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它提醒了咱们：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像个任性的小姑娘，你以为你摸透了她的脾气，其实连她的名字都还没叫对。
如今回头再看司马光砸缸，真正牛的不是那个缸，而是那个七岁的孩子。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一口大缸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大件财产。
这孩子在生死关头，能瞬间算出这一笔账：人命比缸值钱。
这种决断力，才是他后来能在朝堂上跟王安石硬刚到底的底气。
至于马未都这次“打眼”，倒也不算坏事。
至少让咱们知道，读历史书的时候，别光看热闹，还得动动脑子。
毕竟，连专家都可能在小学课本上翻车，咱们普通人多留个心眼，总归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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