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的清晨，杭州陆军监狱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这是霉味、汗臭味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对于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的戴中溶来说，这气味就是他日常的一部分。
他缓缓睁开眼睛，习惯性地想从身下潮湿的稻草堆上坐起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异样。
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慌。
离奇诡异的一幕
以往的这个时候，监狱里早就应该响起看守们粗暴的呵斥声、沉重的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还有铁门打开又关上的刺耳摩擦声。
这些声音像一个精准的闹钟，每天准时把他和其他囚犯从噩梦中拽回现实。但今天，这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远处几声零星的鸟叫，让这座死亡牢笼显得更加空旷和诡异。
戴中溶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紧接着，他看到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他们这间关押着十几个人的牢房，那扇沉重的铁栅门，此刻竟然大敞四开，门上的铁锁不知去向。
这是怎么回事？是看守忘记锁门了吗？不可能，这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疏忽。还是国民党特务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招来折磨他们？
戴中溶的脑子飞速运转，多年的地下工作和牢狱生涯让他养成了凡事多想一步的习惯。
他没有声张，只是悄悄推了推身边的狱友。
很快，整个牢房的人都醒了，所有人都被眼前这离奇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这突如其来的“自由”，仿佛一个巨大的陷阱，让这些饱受折磨的囚犯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
要说清楚戴中溶为何会身陷囹圄，并且对眼前的“空城计”如此警惕，咱们还得把时间往前倒一倒，看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戴中溶1909年出生在上海嘉定的一个富裕家庭，可以说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后来更是考入了当时全国顶尖的学府，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
在那个年代，能进交大，就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社会精英的行列。戴中溶学的还是最前沿的无线电技术，是绝对的技术大牛。
毕业后，他的人生轨迹看起来顺风顺水。凭借着过硬的技术，他进入了国民党军队，专门负责电讯工作。
他可不是一般的技术员，他很快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为部队建立了一整套高效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大大提升了通讯效率。这份本事让他得到了“西北王”胡宗南的赏识和信任。
要知道，胡宗南可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戴中溶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西安事变爆发时，复杂局势下的通讯保障工作，就是由戴中溶一手操办的。他俨然成了国民党军队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技术新星。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位深受胡宗南器重的电讯天才，内心深处却燃烧着另一团火焰。
早在大学期间，他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在目睹了军队内部的种种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最终，在一个秘密的机会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
从那以后，戴中溶就开始了双面人生。
白天，他是国民党军官，出入高级指挥部，接触核心机密；夜晚，他则化身为一名沉默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份份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波，发往延安。
他传递的情报价值连城，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他截获并成功破解了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的密电，及时将情报送出，使得党中央得以提前转移，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他的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步都充满了致命的危险。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尽管戴中溶行事万分小心，但长期的高风险情报工作，还是让他露出了蛛丝马迹。
1947年，由于叛徒出卖，他的身份不幸暴露。胡宗南得知自己最信任的部下竟然是共产党卧底，恼羞成怒，立刻下令将其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戴中溶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组织的秘密。
最终，他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先是被关在南京的监狱，后来又被转押到了杭州陆军监狱。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戴中溶的人生跌入谷底。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盼望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天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降临。
空无一人的监狱
让我们再回到1949年5月1日的那个清晨。牢房里的空气凝固了，十几个囚犯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充满了震惊、疑惑和一丝丝的恐惧。
他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政治犯，深知国民党特务的手段有多么阴险毒辣。这大门敞开的“好事”，会不会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是不是门外就架着机枪，等他们一出去就集体扫射？
作为这群人中身份特殊、经验丰富的前情报人员，戴中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侧耳倾听，监狱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狱友们紧张的呼吸声。他慢慢地挪到牢门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
走廊里空空如也，看守们平日里待的值班室也是人去楼空，桌椅倒在地上，文件撒了一地，看起来像是匆忙逃离的样子。
“大家别慌，情况不对劲。”戴中溶压低了声音，对狱友们说。他的镇定感染了大家，恐慌的气氛稍稍缓解。
一个胆子大点的狱友忍不住问道：“戴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人呢？”
“我也不清楚，但看起来不像是圈套。如果是圈套，不会这么安静。”戴中溶分析道，“更像是……他们跑了。”
“跑了？”这个猜测让所有人再次愣住了。看守们全跑了，把一监狱的犯人就这么扔下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他们决定派出两个人去探探路。戴中溶和一个年轻的狱友自告奋勇。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猫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牢房。
他们沿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小心翼翼地前进，每走一步都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监狱里的其他牢房，门也大都开着，有的犯人已经走了出来，同样一脸茫然地站在院子里。
他们一直走到了监狱的操场，最后来到了监狱那扇厚重的大门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扇象征着囚禁与隔绝的大铁门，此刻也虚掩着，门外透进来的光亮显得格外刺眼。
戴中溶轻轻推开铁门，门外清晨的薄雾混杂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自由的味道。
街上同样空无一人，看不到平日里巡逻的国民党士兵和警察。远处的天际线，隐隐约约能听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不像是枪声，更像是某种庆祝的喧闹。
戴中溶的心跳开始加速，一个大胆而又令人激动的念头在他脑海中形成：杭州，是不是解放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传闻，他们就算在监狱里也偶有耳闻。每次有新犯人进来，都会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
他们知道解放军正在势如破竹地向南推进。算算日子，解放军的大军也该到杭州附近了。
看守们很可能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前夜，听到了风声，顾不上处理他们这些“政治犯”，自己先作鸟兽散，逃命去了。
想到这里，戴中溶和其他狱友们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抑制的狂喜。两年多的牢狱之灾，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几个性子急的年轻人已经忍不住欢呼起来，甚至有人喜极而泣。然而，戴中溶再次保持了冷静。
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他们虽然走出了监狱，但身份问题还没解决，如何找到组织，如何证明自己，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重见天日，寻找组织
走出监狱，重获自由，但戴中溶和他的狱友们并没有立刻散去。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混乱时刻，个人行动是非常危险的。经过短暂的商议，大家一致决定，必须尽快找到解放军，联系上党组织。
戴中溶带着几名狱友，朝着有动静传来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他们就在街角看到了一支队伍。
那熟悉的军装，那严整的纪律，那战士们脸上洋溢的自信，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正在有序地进城，周围的市民们从最初的观望，变成了热烈的欢迎，有人拿出家里的茶水，有人送上热乎乎的馒头。整个杭州城都沉浸在一种新生般的喜悦之中。
看到这一幕，戴中溶的眼眶湿润了。他快步上前，拦住了一位看起来像是干部的解放军战士，激动地说道：“同志，我们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政治犯，我们要找组织！”
那位干部显然对这种情况有所预料，他热情而又警惕地接待了他们，将他们带到了临时设立的接待处。
在这里，戴中溶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他是长期秘密潜伏，又被捕入狱两年多，与组织早已失去了联系。他口中的那些联络人、那些暗号，在眼下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里，一时间根本无从查证。身份核实，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戴中溶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在一张刚刚出版的《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那就是顾德欢。报纸上刊登了新成立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干部名单，而这位担任文教部长的顾德欢，正是戴中溶在交通大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
这个发现让戴中溶喜出望外，这简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立刻向军管会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并亲笔给顾德欢写了一封信，信中简单叙述了自己的遭遇和目前的困境。
信送出去后，戴中溶的心情是忐忑的。毕竟多年未见，世事变迁，顾德欢还认不认他这个老同学？会不会因为他“不清不白”的“国民党军官”履历而产生怀疑？
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一早，一名警卫员就找到了他，客气地说道：“是戴中溶先生吗？顾部长请您过去一趟。”
在军管会的办公室里，戴中溶见到了顾德欢。两位老友重逢，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紧紧的拥抱和激动的泪水。顾德欢看着眼前瘦得脱了相、满身沧桑的老同学，感慨万千地说：“中溶，你受苦了！”
有了顾德欢这位军管会部长的亲自证明，戴中溶的身份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组织上对他两年的牢狱生涯和坚贞不屈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他终于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包袱，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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