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平壤的第一餐，餐厅里静得能听到筷子碰到瓷碟的声音。
八个中国游客围着圆桌，面前各摆着七个巴掌大的白瓷碟，每个碟子里都盛着些内容：两片腌黄瓜，三块土豆，四条明太鱼丝，几片白菜叶，五片薄得透光的五花肉，一小撮豆芽，还有碟辣白菜。中间那盆汤清澈见底，能数出三片葱花和两片海带。
“这是我们的欢迎宴。”导游金英玉微笑着说。她约莫三十岁，妆容得体，深蓝色套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东北来的老陈盯着碟子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就这些？”
“我们朝鲜讲究饮食健康，七分饱最养生。”金英玉的声音轻柔但坚定，“吃太饱对身体不好。”
那顿饭吃了不到二十分钟。碟子干干净净，连辣白菜的汁都被老陈蘸着米饭吃光了。大家互相看看，都没说话，但肚子里那种空洞的感觉心照不宣。
往后几天，餐食模式基本固定。早餐是粥、鸡蛋和泡菜；午晚餐五到七个小碟，米饭管够但碗只有茶杯大。食材简单但摆盘精致，每一片菜都切得整整齐齐，每一块肉都大小均匀。
第三天在开城，参观完高丽博物馆后，午餐有了一道“硬菜”——烤鸡肉。每人分到两小块，烤得焦香。北京来的张姐边吃边开玩笑：“这要是搁我们那儿，一只鸡不够一个人吃的。”
金英玉正色道：“过量饮食是浪费，也是对身体的不尊重。”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
我注意到，每次吃饭，金英玉都吃得极慢。她夹起一片白菜，要咀嚼二十次以上才咽下。她面前的小碟总是最后才空，而且她从不会去夹最后一块肉，哪怕大家客气地让她。
第四天下午，我们被安排参观一所中学。正是课间，学生们在操场上活动，个个身材纤细，动作轻盈。路过食堂时，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正在准备晚餐：大锅里煮着清汤，配菜是土豆和白菜，看不到油星。
“学生们吃什么？”我问。
“营养均衡的配餐。”金英玉说，“国家保证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肉多吗？”
“按需分配。”她的回答简短而标准化。
那天晚上回酒店后，几个团友聚在老陈房间，他从行李箱深处掏出四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我就知道！”他得意地说，“来来来，开水一冲，五分钟！”
方便面的香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时，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门口。金英玉就住在隔壁。
“她会不会闻到？”张姐压低声音。
“闻到了又能怎样？”老陈满不在乎，“咱们自己带的，又不犯法。”
但大家吃面时都不再说话，吃得很快，像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吃完后，老陈把包装袋塞进自己行李箱最底层，还喷了点空气清新剂。
第五天，我们去平壤郊区的一个合作农场。农场的领导热情接待，午餐时特意加了个菜——炒鸡蛋。金黄的鸡蛋在盘中闪着油光，每人能分到一勺。
吃饭时，我注意到窗外有个七八岁的男孩，正扒着窗户往里看。他眼睛很大，盯着桌上的鸡蛋一动不动。金英玉也看到了，她起身走到窗边，用朝鲜语轻声说了句什么。男孩跑了。
午饭后在农场散步，我又看到那个男孩，他正在田埂上挖什么。走近一看，是在找蚯蚓。看到我，他慌张地站起来，手藏在身后。
我掏出包里剩的半块巧克力——那是入境时藏的，朝鲜禁止带食品入境，但我偷偷带了几块。男孩看着巧克力，又看看周围，摇摇头跑开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晚上在酒店，我敲开金英玉的房门。她正在看书，见我有些惊讶。
“我想问，”我斟酌着词句，“你们真的不觉得饿吗？我是说，每天吃那么少。”
金英玉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我父亲常说，”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在困难的时期，礼仪是最后的尊严。即使只有一碗粥，也要分成三份吃，吃得慢，吃得体面。”
她合上书：“你们看到的小碟子，不是因为我们吃不起更多，而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吃。”
我知道这不是全部真相，但我不再追问。
行程最后一天，晚餐在平壤一家涉外餐厅。也许是最后一天的缘故，菜比平时丰盛些。有鱼有肉，甚至还有一瓶大同江啤酒。
席间大家向金英玉敬酒，感谢她一周的陪伴。她喝了小半杯，脸微微发红。
老陈突然站起来：“金导，这一周辛苦你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饭量大，给你添麻烦了。”他从包里掏出一大袋中国零食——牛肉干、饼干、巧克力，“这个送你，带回去给孩子尝尝。”
空气凝固了。
金英玉看着那袋零食，表情复杂。她嘴唇动了动，似乎想拒绝，但最终接过袋子，轻声说：“谢谢。”
她的手指紧紧抓着塑料袋，指节发白。
第二天去机场的大巴上，金英玉恢复了专业导游的模样，向我们介绍沿途建筑。快到机场时，她突然说：“其实我有个儿子，七岁了。他最喜欢吃鸡蛋，但每个月只能吃到两次。”
全车安静。
“你们带来的那袋零食……他会很高兴的。”她说这话时没有回头，一直看着前方，“我会告诉他，这是中国朋友送的礼物。”
安检前，金英玉向我们鞠躬告别。她弯腰的瞬间，我瞥见她眼角有泪光，但抬起脸时，又是那副得体的微笑。
飞机起飞后，我看着窗外的朝鲜半岛渐渐变小，突然想起金英玉父亲那句话：“礼仪是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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