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7岁的郭翼青嫁给了56岁的程潜。新婚夜，郭翼青羞答答的说：“你都这么老了，我才不会给你生孩子！”谁知，婚后她竟然怀孕16次……
“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呢，你都快60岁的人了。”
新婚那晚，郭翼青背着身子，语气里带着点倔强，也带着点小女孩的天真，程潜没说话，只是坐着轻轻笑了笑，他知道，这段婚姻，对她来说，是被推着走进来的。
那一年是1938年夏天，战火漫天，长沙刚刚失守。程潜是军中元老，身负重任，家中却空落落的，部下劝他再娶，说：“总得有个女人陪陪你，照料身边的事。”介绍人牵线后，17岁的郭翼青就这样被带到了程府的客厅里。
她穿着一身白底碎花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眼睛里有光，却也有点戒备，她是汕头人，受过新式教育，心里其实早想过婚姻该是两情相悦，而不是这样被人安排的买卖。
但程潜不一样，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不疾不徐，看她的眼神没有轻薄，也没有咄咄逼人，那天晚上，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递给她一碗热汤，说：“你吃饭了吗？”
就是这一句，让她心里一软，婚礼办得仓促，几张桌子、一场家宴、一纸婚书，可婚后的头几年，郭翼青却没少赌气。
她跟身边的丫鬟说过：“我嫁的是一个将军，不是丈夫。”可她没想到，那个“老男人”，竟然在日子的细节上，慢慢渗进了她的心里。
他从不强求她什么，也不干涉她读书写字，她爱听南方戏曲，他就托人从上海带来唱片，她不吃辣，他便从此不在家里煮一颗辣椒。
他出差时会带她爱吃的点心回家，有一次还偷偷在小盒子里藏了颗糖，说是“给我夫人留的”。
感情就这么熬出来了。她渐渐不再赌气，也开始为他打理家事，她知道他年纪大了，睡觉容易咳嗽，就每天晚上给他泡脚，调好水温，连毛巾都叠得整整齐齐。
可真正让她扛不住的，是接二连三的怀孕，从1940年开始，她怀一次又一次，有的胎没保住，有的孩子生下来后体弱多病。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第四次流产那天，她抱着床沿哭了一晚上，身下的床单都湿透了，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才二十出头的身子，却要像个生育机器一样被反复推上手术台。
她曾经红着眼睛对程潜说：“我真的不想再生了，我怕了。”可程潜没有怪她，反而坐在床边，轻轻摸了摸她的手，说：“那就不生了，咱们命里有几个孩子，就是几个。”
可话虽这么说，他们最终还是一起迎来了六个女儿，程潜从没埋怨过这一点，相反，他常说：“我女儿多，福气也多。”
有一次朋友来家里做客，调侃他说：“你这满堂金花，不想要个儿子？”程潜一句话把人噎了回去：“我家女儿，比你家儿子强。”
但郭翼青心里明白，她心甘情愿承受这一切，除了那份感情，更有一种责任，程潜是个军人，但在家里，他从不摆架子，她在他身边，既是妻子，更像是他最后的港湾。
1949年，局势突变，程潜决定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的那一刻，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请命，而是安排郭翼青和孩子们先去香港避难，他知道，站错队就是灭顶之灾，他不能冒这个险。
郭翼青没哭，只是点头收拾了行李，她知道，这一次分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那年她才28岁，带着六个女儿去了香港，住在一间低矮的楼房里。
没有佣人，没有保姆，孩子们的饭、衣、洗澡，全靠她一手操持，她白天做家务，晚上一个人坐在窗边，翻那本他送过来的诗集。
程潜后来给她写过一封信，信里没有一个“爱”字，但她知道，那是他能给她的全部温柔。
1950年，他们终于在北京重聚，那天，郭翼青站在火车站，穿着一件旧呢子大衣，头发已经略显凌乱，程潜从车厢下来，背着手，迎着风看了她一眼，说：“你瘦了。”
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后来几十年，她陪着他从政坛退下，从前线转入静养，1968年，程潜去世前，跌了一跤，肺部感染，人已经说不出话来，郭翼青守在病床边，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
他走的时候，她没有哭，只是回家后，在房间里一个人坐了三天三夜，女儿们劝她吃点东西，她摆摆手，说：“我不饿。”
她没有改嫁，她说：“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走，他走了我也不走。”她一个人把女儿们拉扯大，后来还做了政协委员，投身社会工作。
她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苦，也不讲什么大义，但她一生，活得比许多男人都刚强，1996年，她去世时，家里没有大操大办，骨灰盒上只写了四个字：“程郭合葬”。
她这一生，没人逼她生16次孩子，是她自己选的，她选了一个老男人，也选了一条不回头的路，这不是顺从，也不是牺牲，是一种不声不响的坚守。
她曾说：“他是老了些，可他心里有我。”也许，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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