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医保目录是救命稻草?错了,那是系统给你画的第一张饼。当那张印着“国家医保”四个大字的纸发到你手里时,你跪在地上哭,以为孩子的命终于有价了——76万的天价药,现在你只需要掏几万块。你抱着孩子说宝贝有救了,你在医院走廊里给所有亲戚打电话,声音抖得像筛子。然后呢?然后药厂在加拿大轻轻按下了停产键,就像掐灭一根烟。你的救命稻草,瞬间变成了绞索。
9个孩子。全中国只有9个孩子需要这种药。他们得了一种名字拗口到医生都要查资料的病:酪氨酸血症I型。这病有多罕见?罕见到药厂生产一批药,够这9个孩子吃好几年。罕见到当原料出问题、当利润表不好看时,药厂可以眼睛都不眨地说:停了吧。9条命?在资本眼里,那是小数点后第九位的数字,是董事会PPT上可以删掉的一行备注。
于是你,一个父亲或者母亲,昨天还在为医保报销比例欢天喜地,今天就开始学怎么用VPN、怎么联系土耳其药代、怎么分辨印度仿制药的真伪。你的手机浏览器历史,从“育儿食谱”变成了“国际药品走私风险”“海关清关流程”“卢比兑人民币汇率”。你加入的微信群,从“宝宝辅食交流群”变成了“全球寻药敢死队”。群里不说话,只发两种东西:一种是药瓶照片,放大再放大,看生产批号、看包装细节;一种是银行转账截图,后面跟着一句“求求大家看看这个代购靠不靠谱”。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是系统给了你希望,又亲手把它踩碎。医保说:“来,我给你报销。”你冲进去了。然后供应链说:“不好意思,我没药了。”你卡在中间,像被两道铁门夹住的老鼠。一边是白纸黑字的政策文件,一边是冷冰冰的停产通知。你问谁负责?医保局说我们只管付钱,药监局说我们批了进口,卫健委说我们建议联系厂家。厂家在加拿大,接电话的客服用英语告诉你:“商业决策,无可奉告。”你握着电话,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突然想起孩子昨晚问:“爸爸,药什么时候到?我有点难受。”
难受。这两个字从孩子嘴里说出来,像刀捅进你胸口。你知道那种难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毒性物质正在他小小的肝脏里积累,意味着他的眼睛可能慢慢变黄,意味着那个你拼命想守住的“相对正常成长”的承诺,正在一点点崩解。而你能做的,是在凌晨三点刷着国际快递跟踪信息,是在群里@那个据说有门路的家长,是在计算存折上的数字还能撑几个月。
然后你听到了那个词:肝移植。医生用平静的语气说,如果药真的断供,这是最后的路。你看着病床上不到十岁的孩子,想象他的肚子被切开,想象一个陌生的肝脏放进他的身体,想象他以后每天都要吃抗排异药,想象他再也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你问医生:“做了移植就能活吗?”医生说:“成功率很高。”你又问:“那他能活多久?”医生沉默了一下,说:“好好保养,几十年没问题。”你点点头,走出诊室,在厕所里吐了。你吐的不是食物,是绝望。
这就是超罕见病家庭的日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做高空走钢丝,脚下没有安全网,只有资本的算盘声。药厂拨一下算盘,你的世界就地震。那些穿着西装在会议室里讨论“季度财报”“产能优化”“战略调整”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随手画的一个叉,意味着一个中国父亲要在深夜研究土耳其药品法,意味着一个母亲要把结婚戒指卖掉换钱买药,意味着一个孩子要被迫选择:是等死,还是换肝。
而我们这些看客在干什么?我们在刷短视频,看别人炫富,为明星离婚吵架,为游戏皮肤熬夜。我们抱怨内卷,抱怨房价,抱怨工作累得像狗。然后有一个新闻弹出来:“罕见病家庭断药危机”,你划过去,心想“真可怜”,然后继续看下一个搞笑视频。我们的同情心,已经碎片化到连三秒都停留不了。我们的愤怒,只留给那些直接冒犯我们利益的事情。9个孩子的命?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星球的故事。
但兄弟,我告诉你,这9个孩子的故事,就是你我的故事。只是版本不同。你在为学区房拼命,他们在为救命药拼命。你在为老板的KPI熬夜,他们在为孩子的肝指数熬夜。你在焦虑35岁被裁员,他们在焦虑药厂下个月停产。我们都是系统里的蝼蚁,区别只是系统碾过我们的方式不同:有的是慢慢榨干,有的是突然断供。
这个系统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不给你希望,而是它给了希望再夺走。它让你尝到甜头,让你跪下来感恩,然后在你最虔诚的时候,抽走你脚下的地板。医保纳入是甜头,药厂停产是抽地板。你摔下去的时候,系统还会一脸无辜地问:“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所以别再说“真可怜”了。收起你那廉价的同情。要么你就彻底冷漠,承认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9个孩子斗不过跨国药企,认命吧。要么你就愤怒,愤怒到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救命药供应链如此脆弱?为什么药厂可以随意决定停产?为什么医保只管付钱不管供药?为什么9个家庭要自己变成国际药贩子?
如果你选择愤怒,那我告诉你,这9个孩子不是孤例。他们是探照灯,照出了整个罕见病用药保障体系的脓疮:那些患者更少的病,那些药厂更没兴趣的药,那些连进医保资格都没有的“孤儿药”,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在沉默中挣扎的家庭。今天断供的是尼替西农,明天可能是别的什么。今天遭难的是9个家庭,明天可能是90个、900个。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家长在群里说的话。有人说:“我现在看到‘全球’两个字就发抖。”有人说:“我宁愿药没进医保,至少我知道它一直贵,我就死心了。现在给了希望又拿走,太残忍了。”还有人说:“孩子问我,是不是他不乖所以没药了。我该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知道,当一个社会的救命药需要靠家长自己全球寻药时,当9个孩子的生命要挂在资本算盘上时,当医保报销单变成一张空头支票时——这个系统,已经病得比那些孩子更重了。
药能治孩子的肝病,但什么能治这个系统的病?是更完善的国家储备机制?是强制药企保障最低供应?是建立国际联合采购平台?还是我们每个人都睁开眼睛,承认那些“遥远”的悲剧,其实就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你选择闭上眼睛继续刷视频,还是选择记住这9个孩子,记住他们的父母正在深夜研究土耳其药品法?你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做那根可能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答案不在我这里,在你今晚放下手机后,那三秒钟的沉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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