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养老院拍短片时，一位爷爷决定撕掉「生死簿」 | 故事开放麦|养老院|奶奶|护理员|故事开放|生死簿|陈卓|鲍勃

爱哲按：

我还记得我奶奶的那次摔倒，那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小，我们还住在平房里，房后面有个土坡，每次去外面都要翻过那个土坡，有一次我奶奶去送我姑姑，回来的时候正好下雨。那个土坡全是泥，特别滑。我奶奶回来的时候，就在那个坡上摔倒了。我见奶奶迟迟不回来，就跑出去找她，结果看到她倒在地上没法动弹。但我当时太小了，扶不起来她。我就连滚带爬，一身是泥地跑回家去找大人，后来家里人都很庆幸，庆幸发现得早，把奶奶及时送去了医院。

但那一次之后，我奶奶的行动能力，还是肉眼可见地变差了。

这些年里，我采访过很多关于老人的故事。他们都会谈到摔倒。我才慢慢意识到，摔倒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意外。它常常会成为一条分水岭——把一个老人的生命分为摔倒之前，和摔倒之后。

摔倒之后的生命质量，经常是断崖式地下坠。

摔倒，听起来是一个特别具体，特别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但是能不能关注这些具体的小事，决定了我们是否在乎养老的尊严。

12 月 6 号，故事FM携手华夏基金、交大高金MBA，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线下故事开放麦。这次的活动主题是「在AI时代，我们如何规划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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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现在是「AI 时代」，但我们却很少细想，科技真正介入我们生命末端的时候，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冰冷的参数、精准的提醒，还是一份被温柔守护的尊严？

本次开放麦，我们邀请到四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他们用真实故事，为你提供观察AI 时代养老的四个视角。

这四位讲述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摔倒这件事。

比如今天的第一位讲述人，Wendy的故事，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Wendy是腾讯 SSV 时光实验室银发行业专家，她和她的团队，从零开始，主动「摔倒」一年测出跌倒数据，做出全国首个养老场景的跌倒识别算法。更厉害的是，他们还研发了腾讯首款需要医生开处方才能玩的游戏化认知训练，用数字疗法干预轻度认知障碍。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家的老人有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可以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这个数字处方，不吃药，只是进行游戏化认知训练，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那就有请 Wendy！

Wendy

SSV时光实验室

大家好，我叫 Wendy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我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和大家做分享。我在腾讯工作了 21 年。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可能更多是我这些年在腾讯的一些探索，用科技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些小小故事。它们可能也并不是什么很高大上，或者很前沿的科技相关的。但是我想把这些故事告诉大家。

还在 2018 年的时候，我们去一个机构养老院。我就问这个院长，我说您作为院长，您觉得在养老院的管理里面什么最难？其实院长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安全」——摔倒。因为老人摔倒会容易造成责任不清，没有办法回溯到底是谁的问题。所以在机构养老院里，摔倒和安全的问题是院长觉得整个运营中最难的一个卡点。

当时我们就在想，关于摔倒这件事，腾讯过往用在一些商业领域里的技术，我们能不能抓取出来一起去做点什么？就这样，我们找到了腾讯内部一个叫做「智慧建筑」的团队。在 2018 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产品形态吸引了我，就是他们用摄像头可以捕捉到人的情绪、肢体动作，以及是否有跑步或异常行为。

所以我就找到这个负责人，问他，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你的这个技术一起去研发一个针对老人摔倒的算法？这个负责人告诉我，从技术上肯定没有问题。他还很兴奋、很动容地跟我说，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离开了他。他觉得没什么机会孝敬自己的父母，但如果能用他研发的技术去帮助别人的父母，他也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当我们想干的时候，我们发现难点又来了。在 2018、19 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算法的准确性来源于大量的数据。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摔倒的数据呢？根本不可能有，也不会有人专门去拍老人摔倒的数据。所以后来我们就下决心，没有数据，我们就自己创造数据。

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有六七个员工，我们就在办公室旁边，每个座位旁放了一个小垫子。我们要求大家，说你起来上厕所、吃饭、走动，你都在那儿摔，你就摔。我们就看我们到底多长时间能摔出第一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其实花了很长时间，一年。因为这个项目并不在他们团队的 KPI 里，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从算法准确性的 60%，一路「摔」到了 95%。而且在三年前，我们还拿到了全球唯一一个以算法准确性在 95% 以上的认证。

我们给这个产品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隐形护理员」。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更隐形的守护者。它其实也不是什么机器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硬件产品。它其实就是一种摔倒算法，植入了摄像头里的一个 AI 大脑。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的老人在居家场景下，或者是在机构里，一旦摔倒，他可以快速报警。如果他摔在床边或沙发边不被看到的地方，他可以喊救命，我们也可以同时报警，能够快速救助他。

■图 / 隐形护理员

所以，这是我在 2018 年第一次开始做养老方向探索的第一个产品。那时就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启发：我发现科技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往往可能是你更愿意俯下身去倾听更多的声音，哪怕是用最笨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后来又去看乡村老龄化的问题。我相信针对中国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乡村老龄化。我去韶关时，就问当地的村长，我说乡村这么大的地方，村干部又这么少，您觉得在乡村治理和乡村老龄化里，您最担忧的是什么？他想了一下，回答了我一个新的认知，这是我以前从没想过的点。

他说，乡村的老人和你们城市的老人完全不一样。你们城市里的老人他会退休，有退休金，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可是我们农村的老人没有退休金，他们只有一片田。哪怕 80 岁，他仍然要去田地里劳作。所以我特别担心这些高龄老人在田地里倒下不被知道，从而错过了黄金救助时间。

我们团队回来后也在想，我们过去探索了居家场景下解决安全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好的产品形态，也比较简单，但能让高龄、不会用智能手机、有数字鸿沟的老人也能使用。

就是现在要说的这个「银铃守护卡」。这个产品也不是非常高科—技，它看起来很像我们平时用的小小工牌。

■图 / 银铃守护卡

它的设计很简单，就是四个按钮：一个 SOS 按钮，三个亲情电话键。也就是说子女端可以设计亲情电话，一号键、二号键、三号键打给谁。它的核心功能是定位和隐形围栏。

我们还做了适老化改造的微信支付和微信语音。也就是说当老人外出时，一旦碰到风险，他可以按 SOS 。然后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四级响应机制」的平台，层层拨通他的监护人、街道、社区以及 120，一直到电话被接听、问题被处理为止。

后来我们拿着这个产品，去佛山做了一个试点，专门针对 70 岁以上的高龄空巢老人试试看产品能不能跑通。在试的过程中，有一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感触。有一个老人有中度认知障碍，他行动很方便，可以到处行走，但危害是他经常走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他儿子经常会在上班或开会时，接到家人电话说你爸不见了，你赶紧去找。他非常害怕，时刻都活在恐慌中。

后来我们在试点时，把银铃守护卡给了他的父亲。不出所料，他父亲仍然朝离家很远的方向坐公交车出去了。他儿子通过隐形围栏报警（因为他超过了画的 3 公里范围），快速在几公里外找到了父亲。然后他跟我们说，虽然你们这个产品也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或者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但这么一个小小的守护卡，确实救了我爸，也解决了我的很多焦虑。

这个小守护卡，我们去年尝试去香港推动落地。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老龄化程度和我们中国上海一样，已经到了 40%，非常高。香港的「一线通」以前还是用家里挂的那种红色拉绳。就是当你有危机了，过去拉一个绳。但如果你倒下了，或者外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逐渐用这个小产品去做替代。到现在为止，可能有 5000 个用户完成了这个替代转换。

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 3 万次呼叫，我们救了 600 个需要紧急送到医院的老人。600 个生命的背后，是免于破碎的 600 个家庭。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同时又希望当它发生时，有解决方案。所以当时团队都很兴奋，也很安慰。

我想阿兹海默症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但我第一次接触到什么是阿尔兹海默症、什么是轻度认知障碍，是在一次机构调研和拜访交流中。我们在那家养老院里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我看到有一个奶奶，穿得特别整齐，但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她戴着一条红色领巾，在那里转啊转，一直转。那家广州的养老院有 2000 个床位，特别大，我们整个走下来也有一两万步。

那个奶奶就转了两个多小时。我很好奇，就问，这个奶奶为什么一直在这儿转？她在找什么东西吗？护士跟我说，不是的，这个奶奶是三年前入院的，已经 94 岁了。她为什么在这里一直转？是她整个人生的记忆被压缩成了一个非常小的片段。她只能记住一个画面，就是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妈妈放学来接她回家的画面，所以她在等妈妈来接她。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从没想过一个阿兹海默症的病人，记忆真的可以压缩到一个片段。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了解什么是阿尔兹海默症。

当我们发现原来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我们只有在轻度认知障碍的阶段（通常叫 MCI 阶段）去干预，才有可能延缓或不进入阿尔兹海默症。然后我们做了大量调研，其实不调研还好，一调研发现数据特别令人恐慌。原来中国现在有 1500 万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人，有 3800 万轻度认知障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阶段不做任何干预，在未来五年时间里，会有 40% 的人进入阿尔茨海默症。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现在针对轻度认知障碍的干预，通常叫「非药物处方」，其实也就是一种线下的康复训练，就好像送小朋友去幼儿园做大脑开发的训练差不多。通常他们在社康医院、三甲医院的记忆门诊做一些训练，比如颜色的归类、形状的归类，或者让你读 12345678910，再从 10 读到 1 。我们同学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和我们做游戏的逻辑很像。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款好玩的游戏，但是它可以治病？其实当我们在内部提出这个想法时，我们的领导、同事都提出了很多质疑。他们觉得游戏也可以治病吗？游戏也能去申请数字处方？这样的质疑在当时也让我不确定。

直到 2022 年，我们发现美国针对多动症儿童发放了第一个干预有效性的数字疗法证书。我突然发现这事可以干，我们要不要启动一下，把这个事干起来。另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干这个事是不是坚持要拿医疗牌照？这里我想解释一下游戏牌照和医疗牌照的区别。游戏牌照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娱乐化的产品。可能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功能游戏」，它或许有一些功能，但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吃维他命，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坏处。

但它可能也没法证明是否有疗效。而我们要做的、拿医疗资格证的这种游戏化的认知训练，必须保证游戏里的每一个玩法都具备循证医学的干预有效性。就好比家里的老人被确诊了轻度认知障碍，去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处方是：回家玩游戏，疗程三个月，每周三到五次，每次 40 分钟，就可以提升他的认知功能。对，我们想如果要做，就要做一个能够对轻度认知障碍干预有效性的产品。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要去做一个拿医疗资格证的产品。

就这样，我们开启了长达三年的马拉松。

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和腾讯的医疗团队、游戏团队扎在了一起。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大厂里内部合作其实是非常艰难的。这个过程非常苦恼，也很艰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后还是和他们成为了同学，也成为了朋友。游戏团队的同学几乎都学会了怎么看医学论文，因为他要根据游戏机制找到好玩玩法背后的循证医学逻辑。而医疗团队的同学也在不断理解什么叫游戏机制，我们为什么要让游戏变得更好玩，而它的好玩又不能损害它的有效性。

我们有四个模块，这些模块也都是根据老人的日常生活设计的，比如厨房、收纳、音乐、诗歌，都是老人愿意玩的。因为我们希望不仅能提升他的认知能力，也能提升他在生活中的一些生活能力。直到去年，我们通过了大量临床验证之后，发现我们做的这款游戏化的认知训练，能让轻度认知障碍用户的提升率达到 98%。

■图 / 腾讯脑力锻炼

而且，在临床验证过程中，有一个小案例：这个老人以前被确诊了轻度认知障碍，他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些病耻感。因为他觉得我有点认不清了，下楼邻居也叫不上名字，别人跟我打招呼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干脆不出去。但我们要知道，认知的问题缺少的就是交流，我们一定要走出舒适圈。所以他在家里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成为我们临床的受试者，是他子女给他报的。他进入我们入组做临床受试者之后，发现「我很厉害，我每一个游戏五百多关关关都过，我现在记忆肯定恢复了」。我们帮他复查时，发现他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也非常有信心地走出家门，愿意出去和老伙伴们下棋，愿意走出去和大家交流。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特别欣慰，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在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腾讯的脑力训练在今年 5 月份，我们拿到了二级医疗资格证。而且目前也逐渐进入到上海、北京、杭州、深圳，以杭州为核心的地方，我们也推进了医保体系。也就是未来大家在杭州开了这样的数字处方之后，也能走一定的医疗报销。

■图 / 腾讯的脑力锻炼拿到了二级医疗资格证

从最初因为一个摔倒切入的跌倒算法，到后来因为一个走失的老人有一个小小的守护卡，再到现在看到老人因为玩游戏而重拾信心，我们觉得内心既感动欣慰，也很想为自己的坚持鼓掌，因为它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觉得科技或许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未来中国的老龄化乃至全球的老龄化，没有科技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还能够在腾讯找到更多可能用于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产品，不管是微信、腾讯会议，还是什么样的产品形态。我们还是希望持续把这里面的能力生长出来，把它植入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里去，然后帮助更多长者能够用得起、用得好、用得安心。好的，这就是我的一些分享给大家的小故事，谢谢大家。

爱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其实有很多危险，是可以立刻被避免的。它们可能藏在一扇门的朝向里，可能藏在一个装错位置的扶手上，也可能藏在一个被忽略的台阶边缘。

下一个讲述者，周燕珉教授，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深耕于住宅精细化与老年人建筑研究领域三十余年。

她不仅是国家相关标准的重要编制者、多项国家级课题的负责人，更将理论研究付诸于行业实践——出版专业著作二十余部，亲自主持及参与的落地项目超过百项。

周老师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职业习惯——走到哪里，她第一眼不是看风景，而是看那些设计细节。

提示一下，周老师的分享非常实用，在现场她是结合着 PPT 照片分享的。所以建议你在收听的时候，也可以配合图片一起收听。

周燕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于细微之处见温情」。我想谈一谈大家平常都可能遇到的一些公共场所中的细节，也许是一扇门、一个扶手、一个台阶，它们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老年人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本人平时会做一些调研工作。我的性格比较追求完美，当别人欣赏风景、称赞公园如何美好时，我却常常一眼就注意到椅子是否过高、扶手是否合适。我就是习惯以这样的视角观察问题。

比如，刚才在演讲前，我去上厕所，却发现要走很远的路，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需要人工指引才能找到。还有楼梯台阶，有时需要反复上下，明明可以设计得更平缓。这其中可能存在设计上的问题或其它原因。这些不方便在公共场所中其实相当普遍。对老年人而言，这些看似微小的问题很容易引发危险。

说起老人，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她今年 90 岁，她说大概八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火车站上洗手间，使用的是蹲便器，她认为自己还能站起来，结果起身时有点晕眩，摔倒在里面。幸好她平时上厕所有不锁门的习惯，主要也是因为她年龄大了，有些不敢锁门，这一点做得对。外面的人听见动静去帮忙，才把她救了出来——其实她摔倒后挡住了门，救援过程相当困难。如果当时门是锁上的，情况会更加麻烦。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公共场所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其实是挺重要的。

其实像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很多人觉得，老人摔倒是因为自己不小心，但其实，很多设计如果做对了，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这样一个主题：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于细微之处见温情。

我们常说「老龄化来了」，这些数字可能大家都有概念：截止 2025 年 1 月份，咱们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达到了 3.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2% 。我们也知道，到了 2050 年，预计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每四个人中有一位是高龄老人。我们的社会正朝着高龄化和超高龄化发展。未来的社会形态将与现在不同。这不是遥远的事，而是一步步快速到来的现实。

因此，为了迎接那样的社会，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我们需要关注许多看似不重要、却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的小事。这些小事，可能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必须加以重视。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几个小例子。第一个是卫生间的门。大家觉得卫生间的门应该向内开还是向外开？从我母亲的事情中，可能大家已经有所体会。其实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有点复杂，因为牵涉到各种因素。咱们国家的标准（比如《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对厕所隔间尺寸有明确要求，我给大家通俗地讲一下：

如果门是往外开的：装蹲便器的话，隔间长度最少要有 1 米 2 。装坐便器的话，因为起身需要更多空间，长度不能少于 1 米 3 。

如果门是往里开的：因为门会占掉里面的空间，所以尺寸要求更严格：装蹲便器，长度最少得 1 米 4。装坐便器，长度必须保证 1 米 5。

可是现实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来设计时可能就卡着最低标准做，二来施工时尺寸有误差，或者因为马桶、水箱的型号不同，实际安装完以后，原本就紧张的空间变得更局促了。这样一来，尤其是那种往里开的门，人进去以后转身都费劲，老人想站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我们暂且不谈物品存放问题，重点是人。就像我母亲的例子，她一摔倒，刚好倒在门后，堵住了门。这时外面的人想救她，开门都成问题——她倒在里面动不了，非常危险。另外，像一些机场的卫生间，门口还有一道坎，不注意也容易绊倒。因此，在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更倾向于建议卫生间的门尽量向外开。过去大家可能担心外开门会撞到人，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改进措施。

比如现在一些大型机场、火车站会在门外地面标注黄色脚印区域，提醒人们在此等候，避免堵在门口。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有效减少碰撞风险。所以，外开门的安全顾虑是可以缓解的。目前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即使门向内开，内部也应预留足够空间。但如果空间确实有限，那么向外开无疑是更安全的选择。

现在机场就做好了，它即便是往里开，里头也给留足够的地儿，进深足够大，这样你就可以往里开是吧？这当然不打着外面是好处，但是里头你要没地儿，那我就宁可外开。

说完门的开启方向，再谈谈扶手。大家可能都知道要装扶手，但未必清楚扶手究竟装在哪个位置才真正有用。每到一个地方，我就特别注意去观察，也会坐轮椅去体验，去观察公共扶手的安装是否合理。这张照片是我早些年拍的，在一个机场，你们看，这里的扶手方向可能装反了，但一直没人特别注意。另一张是在一家养老院，扶手的位置也有问题——装得太靠后了。老人想站起来的时候，根本就借不上力。这样的扶手，其实就跟没有一样，完全成了摆设。

其实我们对扶手是有要求的，它还要跟其他的卫生纸盒、按键、消毒液等等这些都要组合在一块，包括有一些紧急呼叫器。需要组织好了，才能把这个扶手位置找对。它最重要的是跟人的身体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一般要求的是，从马桶的前沿到扶手之间是 20 到 25 厘米。这样我手不就正好伸在前方，重心往前提，它就用上力了，才能稳稳站起来。像刚才那几个就是它的方向不对，或者是特别靠后，其实是用不上力的，就没有用。所以我们把扶手设计好是很重要的。

不过，扶手也不能装得太近，太近的话身体容易前倾过度，反而可能栽倒。合适的距离一般在 250 毫米到 300 毫米之间，下方可以稍宽一点。现实中常见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装了就行」，结果扶手离得太远，根本用不上。

我想说的是，别看只是一个扶手，装对和装错差别很大。如果大家要在家里为老人加装卫生间扶手，也需要注意这一点。应该根据老人的身体条件和动作习惯来确定位置，否则很可能装错。

再比如蹲便器。我认为蹲便器也应该加装扶手。有些老人家可能因为习惯或觉得坐便器不卫生，即使年纪大了，还是更愿意用蹲便的。但蹲久了站起来容易头晕，刚才提到的门如果是向内开，风险就更大了。所以，我正在参与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建议在公共场所卫生间的适老化要求中，为蹲便器加装扶手。这对很多人都有好处，包括孕妇等群体，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个细节是台阶。台阶如果设计不好，容易导致摔倒。而我们往往把摔倒归咎于自己不小心，大家看这几张台阶的照片，都是日常随处可见的。

上面的图片，你能看清哪个是台阶吗？图一，因为没有贴警示条，加上光线从上往下照，如果台阶材质相同，边界就很难分辨。老年人尤其眼花，近视的人也看不清。从下往上走，还能靠阴影分辨出台阶面，但从上往下走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需要醒目的警示标识。

图二，采用各种颜色进行区分，但是因为同一台阶的踏面和踢面采用同一种颜色，这反而错了。因为我们本来是靠颜色区分台阶边缘的，两面都贴色，边缘反而不明显。图三这张更是如此，根本分不清该踩哪里。年轻人也许能看清，但老年人视力下降，很难分辨这些细节，于是不敢走，只能蹭着地面试探，这样反而更危险。比较好的做法是像这张图，只在台阶边缘贴上高对比度的提示条，提醒作用明显，能减少摔倒风险。

第四个例子是天桥。大家过马路都会碰到过街天桥，很多地方的天桥都是两边坡道，中间台阶，但设计上存在一个问题。有一次，我们一个课题做调研，我就去跟那个盲人朋友，让他们帮我去走走这个天桥，他走在天桥时，选择了坡道而不是台阶。我有点不解，问他为什么不走台阶。他说坡道有扶手，扶着走更有安全感，能明确感知自己走到哪里。但坡道通常较陡，而且常有快递小哥为了省事直接骑车上下，人车混行很危险。

我甚至还见过下雪天，有老人为了扶扶手而走坡道，虽然坡道滑，但总比走没有扶手的台阶安全。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的设计应该更好地考虑人的实际行为。比如，把扶手延伸到台阶区域，让人走台阶时也能扶到，这样不是更好吗？其实设计不需要花很多钱，关键是理念要对，要理解人的行为模式。

总的来说，虽然我们只讲了几个小例子，但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我们看似在为老年人考虑，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社会中还有大量潜在的行动不便者。我国现有残障人士约 8500 万，如果加上孕妇、婴幼儿等群体，总人数可能接近 5 亿，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我们的公共场所，它很多的设计却不是那么精细化的，并没有注意的，有些潜在风险就一直是在那摆着。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设计做好。我们要用好的设计来传递这种关爱。

所以我们认为，设计师、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这些细节。好的设计，应该是有温度的守护。

那么首先，设计师不能只满足于「符合标准」，标准只是底线。真正的好设计，要在局限中寻找智慧，在细节里体现尊重。设计应该尊重人，需要有智慧，不是机械照搬。另外，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是善意的监督者，看到问题就提出。现在很多人觉得「不关我事」，这种心态需要改变。

我自己就经常向机场等部门反馈问题。比如有一次，机场热水器出水太烫，我反映了情况并分析了原因，后来那个机场真的把所有相关设备都更换了。其实也许不必全换，把标识做好也可以。但这类问题确实存在，只是很多人不说。如果有人指出，他们往往愿意改进。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积极发声、反馈。只有当每个人都更细心、更主动，社会才会更加文明、友善、人性化。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推动。

当然，国家现在也开始重视，并且已经立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实施，这是一件大事。高铁、机场等各类场所都逐步改进，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希望每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希望我们都生活在友好的环境中。

最后，说回我母亲，我母亲 90 岁了，现在身体还不错，每天还骑电动车去跳舞。我要不要阻止她呢？我觉得不应该，只要她感到快乐、觉得自己能行，就应该支持。她唯一担心的是路上快递车骑得太快。所以我特别希望公共环境能变得更好。

每个人都应该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而不是总担心发生意外。对于这些意外，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更好的设计来避免？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出门，这是我们的愿望。

爱哲：

陈卓，是一名银发短视频创作者。他经常出入养老院，但他做的，并不是记录衰老。

他更像是在为老人们，重新搭建一个舞台。在养老院里为老人们创造新的角色。让那些沉默的爷爷奶奶们，通过演戏和拍摄短视频，重新找回被关注、被需要的快乐。

陈卓

银发短视频创作者

在 80 后、90 后独生子女浪潮下，我相信很多人一部分都像我一样，是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大的。我今天就要讲在养老院里，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故事。

首先是我们的两位主角，余老师和卡尔爷爷。

■图 / 余老师和卡尔爷爷

卡尔爷爷就是这个方脸的老头，他为什么叫卡尔爷爷呢？因为迪士尼的主题乐园里有这么一位角色，飞屋环游记的那个老爷爷，方脸，戴个黑色大框眼镜，一条狗一个孙子。所以我们的粉丝觉得这位老先生和动画片中的主人公外形非常相似。「卡尔爷爷」就是粉丝给他起的名字。视频中的这个卡尔爷爷也就是我的亲爷爷，他手中抱着的那个小孩儿就是现在的我。

■图 / 卡尔爷爷抱着小时候的陈卓

我们是从 2023 年开始拍短视频的。因为我大学时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很遗憾的是，我大学时所学的专业内容，等到 2017 年毕业的时候，好像已经被这个社会给淘汰掉了。我的电视节目制作的技巧，在新时代互联网浪潮短视频的冲击下，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光彩。于是我就用新媒体的创作手段，带入到了养老院里面。

我爷爷住在一家普通的民办养老院里。我有一次看望他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手机，我这个职业病就犯了，给他创作了一条小小的短视频，叫做「介是嘛」系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什么？」我把一些养老院里的老人没见过的新鲜事物，比如说 VR 游戏，甚至一些他们没有吃过的，比如榴莲、鸵鸟蛋。我曾经有一期节目，拿着一个巨大的鸵鸟蛋给他们摊了一个煎饼果子，一个蛋摊了十套煎饼果子出来。我把他们面对这些新鲜事物的反应编辑成短视频，放到了平台上。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积累了 20 万的粉丝。

我们叫「椿萱茂里春天」，讲的是一群爷爷奶奶在养老院里面生活的故事。我们现在在全网大概已经积累了超过 300 万的粉丝。我们从二三年做这个短视频账号到现在，流量至少已经突破了 20 亿。

■图 / 「椿萱茂里春天」的账号

但真正出圈的是另一位老太太，我们管她叫余老师。她在退休之前，是我们天津一所比较有名的高中的化学老师。她住养老院已经住了十年了。她是从 80 岁因为摔倒导致不方便移动，住到了养老院。大家都知道对于老人来说，最大的隐患其实并不是疾病，而是跌倒。余老师跌倒之后住到了养老院，一住就是十年。但这十年不是子女送她来住的，而是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习惯可能跟当下的年轻人（指的是她的子女或者是她的孙辈）有冲突。

我在给我爷爷拍视频的时候，余老师在旁边围观。她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叫短视频。她说她不理解。我很耐心地给她讲了大概半个小时，她说她还是不理解。我说那您跟我们一块儿拍。我说您退休之前是一位教师，那好，我让这些养老院里的老人都穿上了校服。那个校服是她曾经任教的那所高中的学生的校服，叫耀华中学的校服，给他们编排了一些化学「事故」（当然是带引号的「事故」）。总会因为化学课上的种种「事故」，我的亲爷爷被送到了南天门等等具有死亡象征符号的地方。但是老人们从来不避讳去谈及这些。

■图 / 余老师

还有一位是我们视频当中的鲍勃爷爷，就是光头的那位长辈，他很年轻，才 64 岁。有人就会问，为什么 60 岁的人就入住到了养老院里呢？因为这位鲍勃爷爷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糖尿病引发了脑梗塞，半身不遂了。这位鲍勃爷爷曾经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经过商、下过海，管理过几百人的大场子，也参与过南海的治沙项目。他的话一真一假，但通过他的描述，我能听得出来他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的人。但是五十多岁正当年的时候，他因为糖尿病引发的脑梗半身不遂了，住到了养老院里。

他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吸烟。可能我们正常人吸烟的一个流程就是点燃一颗，吸完结束。但鲍勃不是，他一次要抽四颗烟。也就是说一次性拿出来四颗，点完抽完放下，点完抽完放下，点完抽完放下，如此往复四遍，才算他一个吸烟的流程。他的手指被熏得焦黄，一天要抽四包烟。

他为什么要抽这么多烟？一个五十多岁正当年的人，经历过重大的变故和打击之后，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也许在他的主观意识里，他没有主动结束生命的勇气。但他通过这种吸烟有害健康的方式，被动地加速生命的流失。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他加入到了我们拍摄短视频的队伍当中。

我们拍了半年短视频之后，拍到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生死簿》，讲的是于老师代表的这个老师有这么一个花名册，每天点名。点名的方式就是给这个同学打电话，问你为什么没来。当她打不通这个电话的时候，她就在这个花名册上画一个朱红色的圈圈，代表着这位同学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就被下面的同学戏称为「您这是一本生死簿」。

■图 / 余老师的「生死簿」

在拍摄这个短视频的过程中，鲍勃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陈卓我想给自己加一句台词。我说您想加什么台词？这个鲍勃说，他说我要把这个生死簿撕了。这句话让我如雷贯耳。我们作为看着西游记长大的 80 后、90 后这一代人，都非常了解撕掉生死簿背后所带来的象征意义——「我命由我不由天」。

在拍完这集之后，我发现这个鲍勃他变得爱吃了。他会主动麻烦我去买一些养老院里吃不到的、更美味的食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婴儿的时候，我们探索和了解世界的方式是什么？是通过第一口的吃。在那天之后，我发现鲍勃爷爷探索世界的热情和欲望又被重新打开了。当然他抽烟的频率也减少了，从一开始的四包烟变成三包、两包半。

这位鲍勃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没有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媒体里有多么出圈，也对流量没有一个认识。他不知道我们在拍摄这集的时候，已经获得了数十万的关注、上百万的播放。他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他有如此大的改变呢？

我想的是，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好像有一种角色。我可能是一个演讲者、一个导演，我是谁谁的孙子，我未来可能是谁谁的丈夫、谁谁的父亲。但当一个老人住到养老院的时候，他不再是谁的领导、谁的同事、谁的丈夫，他只是他自己，他身上有很多丧失掉的角色。但是短视频、戏剧这件事，好像又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生动的、健康的角色。

鲍勃的真名叫王力，王力先生是一位残疾的、不方便的，甚至说有一点阴郁的老人。站在我们每天构建的那个 15 分钟的乌托邦剧场里，他是活力的、健康的、完整的、积极的。鲍勃身上丧失的那些角色好像又被重新找到了。即使我们每天拍摄的短视频内容是虚构的，情节是虚构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我们每天那短短的 20 分钟，我们的情绪是真实的，就已经足够了。

鲍勃的故事教会了我一件事：人无论从年轻还是到老，都要有不断为自己创造价值、寻找价值的决心，才能成为生活中的一个支点，支撑着你在无数困境中走下去。不光是鲍勃，视频当中的卡尔曾经患有很严重的疾病，叫做格林巴利。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格林巴利是一种神经疾病，这个疾病的特点是导致神经末梢不受大脑的控制，关节强直、四肢无力，甚至手不能打弯。最开始的时候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但是生活当中的卡尔很积极，很乐观。余老师 90 岁也是如此。

我在创造故事的同时，这个故事也创造了我的一部分。它创造我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一辈人，无论是经历怎样的苦难、痛苦、病痛、打击，我们都有着能幸存到明天的能力。这些老人身上，他们无数的过往背后都有着种种的不幸，但是在刚才的这个荧屏当中，他还是可以笑着对你说出他过往的那些种种不堪。

今天的时间很短，15分钟。我没有办法浓缩四个人丰富的一生，但是它启发我们。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会逐渐伴随我们直到老去的那一天。

■图 / 陈卓和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的合照

爱哲：

在很多关于未来的想象里，养老问题，似乎总会被一个足够聪明、足够温柔的机器人解决。它从不抱怨、不疲惫、不离开，能把人照顾得妥妥帖帖的。

下一位讲述人，桂瑜，他曾是一名养老机器人的产品经理。桂瑜曾经满怀热忱地进入这个行业，想要用一个完美的机器人来减轻护理人员和家属的负担。但当他深入调研之后发现，技术的光芒，常常被现实的复杂所掩盖。

桂瑜

养老机器人产品经理

大家好，我是桂瑜。我做了大概两年的养老机器人的产品经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

我的工作可能听上去还挺酷的，因为很多人一听脑海里就会产生出一个电影的画面：一个很聪明很温柔的机器人，像家人一样，把老人照顾得妥妥贴贴。两年前我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当时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改变世界了。但是实际上虽然梦想很美好，现实可能就是一盆冷水，甚至是一盆接一盆的冷水。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两年我自己在真实的养老家庭、养老院亲眼看到的那些被折叠起来的现实，还有我们养老机器人从业者、开发者背后那种希望和无力感交织的复杂感受。

我的故事可能从一扇扇很普通的家门背后说起。当时我们第一次上门拜访的是一位 90 岁的老奶奶，她是一个退休护士，是一个独居老人，没有子女，甚至没有在世的亲人。本来她一个人生活是没问题的，直到有一次她摔倒骨折了。她骨折出院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一个人独立生活了，所以就请了一个 24 小时的住家保姆来照顾生活起居。

我进他家的时候，那是典型的那种上海老小区，一开门家里的空间特别小，但是东西堆得很多很满。那个护工阿姨是一个中年的农村妇女，她领我们到卧室里。当时那个老奶奶躺在床上。一开始跟她聊天的时候，感觉她还迷迷糊糊的，但慢慢聊着聊着发现她头脑其实很清晰。

她跟我们抱怨说护工太贵了，政府的补贴还不够。她还说她的退休工资养不起来了怎么样的。最后她突然跟我们说，等我腿脚好了利索了，我可能就要把这个护工辞退了，还要说我自己一个人生活能行。当时她说得特别肯定。我那一刻觉得可能这个老奶奶也就是暂时的躺一躺，可能很快就能好。但我们跟她聊完出门之后，那个护工阿姨送我们出门。她在听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样子。

在出门之后，可能因为老奶奶听不到了，她就跟我们说，你不要听老奶奶怎么说，那都是逞强。她现在自己一做饭做不了，又出不了门，上个厕所一步都要三晃。我跟在后面跟着她的时候，我都感觉很害怕，担心她万一又摔倒了怎么办？这么大年纪了本身又生病。所以你看着她好像没问题，但实际上一旦离开了人，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我听完之后，两种不同的陈述在我心里很矛盾，我自己也是五味杂陈。那个护工阿姨最后回到了房间里，她关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其实关上了很多东西：关上了一个可能意识还很清醒的老人对于独立生活的最后坚持，也关上了我们作为养老机器人开发者的一种天真幻想。

■图 / 国产机器人在叠衣服（来源于网络）

我去的第二家是一个老爷爷，他照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夫人。他家里收拾得很整齐，就像他本人一样，有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我们进门之后，他就跟我们说，他为了等我们，把自己的吃饭时间都推迟了，就是怕影响这次谈话，可见他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重视。

后来聊了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老工程师，对技术也有一定的认知。他听说我们是开发养老机器人的，所以特别关心。他说他自己在网上也刷到过养老机器人，他看到的应该是美国的，就是马斯克开发的那款。他说只要 2 万美元，他觉得很划算，因为他经济条件比较不错。然后他给我们描述了他自己梦想中的养老机器人：厨房里有一个机器人在炒菜，客厅里有一个机器人在打扫，卧室里还有一个机器人能扶着他老婆，给她喂饭，或者扶她去上厕所，或者把她抱到轮椅上。他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其实特别期待。

他最后还给我们看了他以前的一些摄影作品。他说他以前背着相机全国到处跑，现在为了照顾老伴，只能把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都放弃了。尤其最折磨他的是晚上。因为很多老人尤其是生病之后，长期躺在床上，昼夜作息是比较颠倒的。

他白天可能在睡觉，到了晚上反而很清醒。所以这个老爷爷为了照顾她，晚上也睡不了觉，他的耳朵必须得一直听着，一旦他老婆那边有一点声音，就必须要起来伺候。这个频率其实比想象中要高很多，甚至每半小时都会起来一次。基本上几年下来，他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所以他自己的身体其实也快要被拖垮了。

他最后就是跟我们拜托说，希望养老机器人马上就能做出来。其实不光是对他老伴的照顾，更是对他自己本人的一种解脱。我当时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其实我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机器人当前的研发进展，离用户的这种期待之间，基本上可以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我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

后来我们还去了养老院，为了观察老人的生活，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养老院在闵行，还是一个评价蛮好的示范养老院，大概住了两百多位老人。养老院里的生活，我感受下来很规律，一日三餐都非常准时，每天上午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活动时间，就是有社工来带老人做做操，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吃完中饭之后，下午一般没什么事，有很多老人在房间里面休息，有一些可能在外面打麻将。吃完晚饭之后，其实养老院里面大厅、走廊的灯很多就熄掉了，尤其是大厅的灯基本上就熄掉了。所以大多数老人也就是回房看电视。只有大厅里面有一个呼叫系统的电话，它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每次响了就会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工跑过来接听，就是哪个房间又有什么需求了。

但是我在那住了几天之后，慢慢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养老院里的生活，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圆环。因为大多数老人甚至不会离开那个院子，他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有些老人很少参加上午仅有的娱乐活动，他就是一个人一直在那坐着也不说话。我的感受是，好像对他来说时间就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一样。

而且这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看起来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坐在轮椅上，应该是脑中风的后遗症。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比如脑中风或者出了车祸，导致脊髓损伤，身体机能丧失。

他不能说话，但是我靠近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眼睛还是亮的，而且他会一直盯着我看。我感觉他好像是想对我说什么，但是自己又开不了口。他就坐在那儿，有一束阳光照在他身上，感觉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慢慢移动。但他自己的眼神就是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啊看，你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在那一刻，我就感觉他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命好像被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他的思维可能还是在奔跑的，但他的身体就被困在了他自己那个有限的空间里。

所以最后住了几天，我们离开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再去看那个养老院，就有种感觉，感觉这个养老院像一个很巨大的、很安静的、温柔的茧。很多老人真实的生活就被包裹在这个茧里面。外界很少看到他，就像是他们的这一部分生活是被折叠起来的。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养老机器人的核心使命，其实不是机器人，养老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要恢复这些老人的生活主动性，甚至是独立性。恢复他们因为年老或者疾病而丧失的一些能力，或者说借助产品来恢复，恢复他们生活本来应该有的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养老机器人就应该是像一把很锋利的剪刀，可以把这样一个包裹着他的茧剪开，让里面的人透透气。我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就带着这些想法回到实验室开始开发。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满怀干劲的，想要一步走到底，研发出一个能够代替护工或者代替一个人的人形机器人。因为大家知道最近人形机器人很火。但是真正开始开发之后，你很快就会撞到那些真实的问题。因为理想中老人的需求其实是很明确的：你要能给他翻身、能给他喂饭、能抱他上轮椅、能帮他穿衣服、能给他换尿布。但这些清晰的需求背后，一旦着手去实现，就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每一个需求都非常困难。比如说把老人抱起来，这基本上要求机器人的双臂必须能够举起大概 40 到 50 公斤的力气。

■图 / 大家想象中的养老机器人（图片来源AI）

但是市面上主流的人形机器人，它的机械臂负载是 5 到 10 公斤。你简单算一下就能知道，它绝对不可能把老人抱起来。而要把老人抱起来的机械臂，它会非常粗、非常笨重，而且由于质量增加了，也会导致它的耗电增加，底盘也会变得更大。它基本上在家里就是一个庞然大物。你想想看，一个庞然大物的机器人进入到你家里面，他首先给老人心理上可能是一种压迫感，甚至是一种异物感、入侵感。所以这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碰到了障碍。

第二个问题是更加棘手的，而且是一个隐形的、不那么容易被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共情。人和人之间，老人和他的照顾者之间，因为是同类生物，可以相互理解，甚至不一定通过语言，通过眼神、动作可以相互理解，可以去感受到对方的感受。在这种相互的默契之间，很多照顾才能够发生，才能够成立。而机器人和人之间，很难实现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这个问题基本上只有亲身经历过、感受过之后才能知道。因为我是产品经理，我就做过机器人的实验对象，我自己躺在一张床上，然后让机器人来尝试给我翻身。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机器人，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信任的。但是当机械臂真正和我发生接触之后，我很意外地察觉到我心里有一种不安感。这是我自己一开始没想到的。因为机器人的手是冷的，没有温度，而且机器人的动作是很生硬的。即使它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你也能感觉到它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它不会像人一样，一边给你翻身，一边能够做一些动作上的调整，也不会一边翻身一边开口问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合适，力度是不是合适。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没有的。所以那一刻你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是一个被操作的对象。

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共情的同类生物，而是一个相互之间其实没有深刻理解的新生事物。所以亲身经历之后，我觉得我和机器人之间存在一个屏障。这个屏障没有被完全打破。这种隔阂感，对身为开发者的我来说都有所戒备，那么对于本身对机器人就很陌生，尤其是由于自己身体机能丧失，本身可能对新鲜事物就心存恐惧的老年人来说，怎么样建立起他对机器人的信任？这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甚至我认为它要排在所有技术问题之前。

其实喂饭是一个非常难实现的事情，因为它跟工业机器人不一样。对工业机器人来说，它只是要把一个物体从 A 点搬运到 B 点。它只需要考虑自己的负载能力能否承受，跟这个物体的抓取结构是否牢固，以及移动轨迹、工作空间是不是满足。但是喂饭——人跟人之间的喂饭，它是一个很温柔的动作，很柔和的动作。你要用勺子把食物舀起来，还不能让它撒出来，还要小心翼翼地递到老人嘴边，还得看老人是不是吃下去了，因为他要是没吃下去，你就在旁边等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得给老人擦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物体移动，它是一个你和老人之间四目相对、相互配合的很温柔、很默契的照护行为。

还有，很多老人及家属都提到过，希望机器人能够做饭、能够做家务。现在在网络上已经能够看到很多这类的视频了，有一些是真实的，有一些是 AI 生成的。但是哪怕它是真实的视频，比如说有机器人可以像美国的那个叫 Aloha 的机器人可以做简单炒蛋，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在展会上还可以叠衣服。但这些其实是机器人在一个很固定的场景里反复训练出来的结果。

■图 / Aloha 机器人在做虾仁滑蛋（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你不是隔着一个手机屏幕去看它，你是在现场去看它，甚至是在一个拍摄现场去看它，你会发现机器人要做一个动作要做很多次，失败很多次，才能找到一个可用的视频素材。所以你最终看到的视频素材，是一个经过反复筛选、反复剪辑的结果。在真实场景中，机器人做那些动作可能非常难看，或者失败率很高。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打击大家对养老机器人的期待。相反，我自己个人觉得养老机器人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现代化养老体系中一个可能不可或缺的长期解决方案。但坦诚地讲，以当前的技术，尤其是产品实现的程度，养老机器人距离大家心目中的预期差距非常大。我们自己作为开发者，心里也很着急。

因为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老龄化，加上出生率下降，未来很多中国家庭的主流结构是 421 ，也就是四个老人、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可想而知单纯家庭内部的照顾压力有多大。而且大多数老人（ 90% ）最终会在家里养老，不会去养老院，也不会去社区。所以能够助力居家养老的科技产品的形态的需求，其实是日益迫切的。

■图 / 未来中国的「4 - 2 - 1」家庭结构

我最后想要说的是，其实未来养老机器人的定位，我自己的认知是：它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替代子女或者护工，而是让机器人尽可能地去承担那些重复的、费力的辛苦事，从而让真实的人可以更加专注于陪伴、关怀这样一些温暖的事。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很残酷的逻辑。就是当一个失能老人出现问题之后，往往需要牺牲一个家人来全天候照料他。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捆绑关系、绑定关系。照顾老人的人必须放弃工作、放弃社交，乃至于放弃个人生活。而且时间长了，还会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

机器人或者说所有的养老科技产品，它的一个首要职责其实是切入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当中，然后把这种关系里那些负面的、让人痛苦的因素，尽可能让科技来承担。剩下的那些陪伴的因素、有温情的因素，再让人来把它放大。

因为如果你在小红书或者任何一个社交 APP 上搜「失能老人」或「瘫痪老人」，会发现很多家属诉苦的帖子，他们会说自己非常痛苦。但痛苦完之后，很多人又会说即使痛苦也要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因为很多人认为，只要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还活着，哪怕只是躺在床上，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依赖的孩子。一旦床上那个人真的离开了，就会感觉生命中被剥夺掉了一环。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虽然有很痛苦的因素，但它依然有非常坚强、非常正面的因素。这部分东西机器人没有办法替代，它依然是人性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我作为养老机器人的产品经理，对养老机器人的理解是：它的核心使命在于化解人和人之间的捆绑关系。

但它并不是为了取代，而是通过辅助和分担，让老人获得更多生活上的尊严和独立性，同时让家人能够从一个持续消耗的任务中喘口气，重新拥有本来应该有的空间和自由。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感谢今天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呈现了在这个新时代，关于养老需要关注的那些议题。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也有故事想分享，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今年的故事开放麦还会携手华夏基金去到不同的城市举办活动，我们期待下次和你见面，一起探索未来养老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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