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请以骨灰呼唤我》的伦理叙事与美学革命|伦理|小说|林曦|美学|请以骨灰呼唤我

摘要：易白的中篇小说《请以骨灰呼唤我》以2020年疫情为时代切口，构建了一个关于“观看与被观看”的微型伦理剧场。小说通过外卖员黄霖与画家林曦的相遇、共生与别离，探讨了在生命与记忆的双重困境中，艺术何为、真实何在、尊严何存的根本命题。本文认为，该作品以极具先锋性的“身体—图像”辩证法，实现了三重意义上的美学革命：一是对疫情书写的“去英雄化”与“再神圣化”；二是对底层叙事中“被观看者”主体性的重塑；三是创造了一种基于“有限性承认”的当代爱情范式。小说最终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悲欢，成为一部关于“普通人之于时代”的微型史诗，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珍贵的美学坐标与伦理路标。

小说作者：易白，本名王增弘，退役军人，文化学者，现居深圳。文艺创作三十余载，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获奖百余次，曾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易白-百度百科

一、序曲：在病毒的裂隙中，一束光如何照进废墟

2020年初春，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将人类拖入前所未有的集体困境。中国文学对此的回应，初期多以报告文学、日记体散文等纪实形式出现，聚焦于宏大叙事中的英雄颂歌与生命礼赞。然而，当时间的尘埃逐渐落定，文学的使命从“记录现场”转向“勘探创伤记忆的地质层”，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褶皱、那些在“英雄”光环之外的普通人日常，亟待一种更具穿透力与持久性的美学形式来赋形。易白的《请以骨灰呼唤我》，正是这一转向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坐标。

小说始于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2020年2月24日的雨夜，43岁的外卖员黄霖将一份豚骨拉面送至高档小区。门虚掩着，他“不该进，但进了”——这一微小的越界行为，成为整个叙事的伦理起点。他闯入的不仅是一个陌生女性的私人空间，更是一个由“男性人体油画”构成的、充满权力倒置意味的“观看场域”。画家林曦以两千元购买他“四小时裸露时间”的交易，表面上是一场经济契约，实则是当代社会中“身体资本化”的极端隐喻。黄霖的三次创业失败、两次婚姻破裂、六十万债务，使他早已成为被社会规训与市场逻辑双重挤压的“废墟”；而林曦的画笔所要做的，不是粉饰或拯救，而是“解剖”——用解剖学的冷静与艺术的炽热，同时进行。

这一开场蕴含了小说最核心的美学宣言：在普遍性的生存危机中，文学的职责不是提供廉价的慰藉或虚幻的超越，而是如林曦的画笔一般，坚定而温柔地凝视那些“废墟”，并从废墟的裂隙中，辨认出尚未完全熄灭的生命微光。这种“废墟美学”贯穿小说始终，它拒绝将疫情简化为一场可被战胜的外部灾难，而是将其视为一面放大镜，照出早已存在于社会肌体中的结构性裂痕——阶层固化、经济下行、个体的工具化、艺术的市场化，以及更根本的：现代性进程中“人的尊严”所面临的系统性侵蚀。

二、观看的伦理：谁在观看？为何观看？如何观看？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深刻指出，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核心从公开的暴力惩罚转向了隐蔽的、持续性的“凝视”。传统的视觉权力结构往往是“男性观看女性”、“上层观看下层”、“健全者观看病弱者”。而《请以骨灰呼唤我》所做的第一次美学革命，便是彻底颠覆这一结构。

林曦的观看是双重意义上的“越界”：作为女性，她主动观看并描绘男性身体，打破了艺术史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凝视惯性；作为画家，她的观看不是消费主义的窥淫（如短视频时代泛滥的身体奇观），亦非医学式的病理化凝视，而是一种现象学式的“本质直观”。她看黄霖，不是看一个“外卖员”的社会符号，而是看“一个因长期负重而形成的微驼的背”，“一个重心在右腿、暗示左膝旧伤的站姿”，看“法令纹深处那种不是送外卖送来、而是更久以前就有的表情”。这种观看，是剥除所有社会角色外壳后，对“存在本身”的触摸。

与之相对，黄霖的“被观看”经历了一个从“物化”到“主体化”的艰难历程。最初，他视自己的身体为换取两千元的“工具”，将裸露视为维持生计不得不付出的尊严代价。但随着作画的深入，在林曦专注的、甚至带着“测量”意味的目光下，他体验到的不是羞辱的加剧，而是一种奇特的“解放”。因为这种观看，第一次将他从“失败者”、“负债者”、“前夫”、“父亲”等重重社会角色中剥离出来，让他仅仅是作为“一个承受着生命重量的身体”而被看见。当林曦将他的疲惫、伤疤、隐忍不发的疼痛转化为画布上的《废墟里的野草》时，观看行为完成了从“剥夺尊严”到“赋予尊严”的惊人逆转。画作标题本身便是宣言：野草，渺小、卑微、生于废墟，但它依然在生长，它的挣扎本身便构成了生命最原始也最坚韧的美学形式。

小说中段，当两人的故事被短视频公司包装成《隔离时期的救赎》并全网爆火时，一种新的、更具侵蚀性的“观看”介入了——大众传媒的观看。这种观看需要“正能量”剧本，需要“底层逆袭”的爽感，需要将复杂的生存困境简化为“相互救赎”的催泪故事。黄霖与林曦被迫成为表演者，在镜头前重复那些被设计好的动作与台词。此时，小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当代之问：当真实的生活经验被媒介编码、剪辑、重新赋义，个体的主体性如何存续？当“被观看”成为流量经济的生产资料，那个真实的“我”究竟何在？

易白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主人公简单地拒绝或拥抱流量，而是展现了其中的复杂拉扯。黄霖需要流量带来的金钱去还债、支付女儿学费；林曦需要知名度来获得画廊代理。但他们同时清醒地知道，那个被千百万人点赞、哭泣、转发的“故事”，与他们真实经历的幽微、疼痛、沉默的日日夜夜，几乎无关。这种对媒介异化的清醒自觉与无奈共谋，构成了小说最富当代性的伦理张力。

三、身体的铭文：创伤、疾病与记忆的载体

如果说林曦的画笔试图从外部“观看”并赋形黄霖的存在，那么黄霖的身体，则从内部承担了小说最沉重的叙事功能——它是一份铭刻了个人史与时代史的双重文本。

首先，身体是个人创伤的档案库。黄霖手上的老茧记录了五年外卖生涯，左膝的旧伤铭记着第二次创业失败后去工地搬瓷砖的三个月，微微侧弯的脊柱是长期单肩背外卖箱的生理印记。这些“磨损”，在林曦的系列画作中被一一放大、特写、赋予形式。它们不再是需要遮掩的缺陷，而是“生命与时代摩擦后留下的痕迹”，是存在过的证据。小说借此实现了一种对“劳动”的美学正名：在知识经济、虚拟经济被过度推崇的当下，身体性劳动留下的痕迹，同样构成了一种庄严的“身体叙事”。

其次，身体是时代疾病的肉身容器。黄霖最终罹患肝癌并非偶然。父亲同样死于此病，暗示可能的遗传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医生提到的“长期劳累、压力、环境污染”——这几乎是当代中国许多底层中年男性的标准病因谱系。他的疾病因此具有了隐喻维度：肝癌的“肝”，是人体主要的代谢与解毒器官；它的衰竭，象征着一个承载了过多压力、焦虑与生存毒素的生命系统的崩溃。 在疫情与经济下行的双重夹击下，这种崩溃被加速、被凸显。小说对疾病过程的描写极其克制而具体：从肋下隐痛，到消瘦、黄疸、腹水，再到肝性脑病带来的昏迷。这种不浪漫化、不煽情、医学般精确的书写，是对生命消逝过程本身的尊重，也是对“疾病叙事”中常见悲情套路的拒绝。

最终，身体成为记忆传递的媒介与场所。黄霖离世后，林曦将他的骨灰撒在六处他们共同踏足的土地。这一行为极具象征意义：身体化为尘埃，重归大地，与那些土地上的记忆（老农的玉米、矿工的矿井、治沙人的梭梭林）融为一体。而林曦与琪琪，则通过绘画（《最后一百二十天》、《父亲的手掌》）、通过建立“真实影像档案馆”、通过将便当店利润资助艺术生等方式，让黄霖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灵魂不灭，而是伦理与美学意义上的“记忆的抵抗”——抵抗遗忘，抵抗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湮没无闻。小说结局，年迈的林曦在野草蔓生的山坡（无坟的墓地）埋下最后一小撮骨灰，轻声道：“这一生，遇见你，是最大的幸运。”此时，身体虽逝，但经由爱、艺术与记忆完成的“重构”，使其获得了某种超越生物性死亡的永恒存在。这呼应了法国哲学家南希的思想：身体从来不是单纯的物质实体，而是“永远已经是被铭写、被表达、被共享的意义场所”。

四、爱的范式：在有限性中构建的永恒

《请以骨灰呼唤我》中的情感关系，是对当代爱情叙事的一次重大刷新。黄霖与林曦之间，没有青春偶像剧的电光石火，没有霸道总裁文的阶级跨越，甚至没有传统爱情故事中“克服万难终成眷属”的结局。他们的情感，生长于疫情隔离的极端环境，成熟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经营，最终确认于生死离别的残酷前提。

这是一种基于“有限性承认”的爱。从一开始，他们就清醒地意识到彼此间的鸿沟：年龄、阶层、教育背景、生活轨迹。黄霖知道自己的病弱、负债、作为父亲的责任；林曦知道自己的艺术理想在现实中的边缘地位。他们没有试图用爱情去填补或超越这些鸿沟，而是承认这些鸿沟的存在，并在鸿沟的两岸，尝试建立连接。连接的方式，一是艺术（她画他），二是食物（他给她和琪琪做饭），三是共同经营便当店这个“微小王国”。这种爱，不是吞噬性的“合一”，而是两个独立个体在保持自身完整性的同时，向对方尽可能地敞开与给予。

这也是一种“向后看”的爱。当黄霖确诊绝症，他们的关系进入倒计时。爱情不是用来对抗死亡的工具，而是在承认死亡必然性的前提下，思考“如何好好度过所剩无几的时间”。于是有了黄霖写给女儿未来十八年的信，有了他悄悄回购所有画自己作品的执念；有了林曦秘密创作《消逝的日历》，有了她承诺并最终完成的骨灰撒放之旅。在这里，爱体现为对有限时间的郑重填充，对未尽责任的竭力完成，对逝者愿望的忠诚履行。这种爱，因其直面死亡而显得无比厚重，因其不寻求永恒（生物性的）而获得了另一种永恒（伦理与记忆中的）。

小说中，两人从未正式说出“我爱你”。但黄霖用全部积蓄回购画作，林曦用二十年不嫁守护记忆，琪琪将女儿取名“黄曦”——所有的行动都在言说爱，且是比语言更深沉、更确凿的爱。这种“以行代言”的情感表达，是对言语泛滥、承诺廉价的当下情感文化的一种沉默批判与高贵示范。

五、时代的肖像：从个人史到微型史诗

《请以骨灰呼唤我》虽然聚焦于两个个体的命运，但其叙事野心远不止于此。通过黄霖与林曦，以及他们旅途中遇见的各色人物（河北老农、山西矿工、甘肃治沙夫妻、四川茶馆老板娘等），小说悄然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微型全景图”。

黄霖的个人史，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命运的缩影：农村出身，南下打工，经历经济热潮中的多次创业尝试，在互联网与平台经济转型中跌落，最终在疫情催生的零工经济中求生。他的身上，叠加着“农民工”、“创业者”、“小资产阶级”、“零工劳动者”等多重社会身份，其跌宕起伏恰好折射了中国过去四十年急速发展背后的个体代价。

而林曦所代表的，则是在后物质时代试图寻求精神价值与艺术自主性的年轻一代。她与父母（传统中产价值观）的决裂，她对商业艺术的妥协与内心抵抗，她最终找到的“真实影像档案馆”这一公共艺术形式，勾勒出一条在市场化与体制化夹缝中寻找出路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轨迹。

更重要的是小说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心态的精准捕捉：经济下行的普遍焦虑（外卖降价、店铺关闭）、人际关系的疏离与重组（黄霖前妻的再婚）、流量经济对真实生活的侵蚀、年轻一代（如琪琪）在父辈“废墟”上重建生活的努力。小说没有给出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或乐观预言，但它通过黄霖的便当摊、林曦的档案馆、琪琪的助学金这些“微小而坚实的创造”，暗示了一种可能的生存哲学：在宏大的系统性情境内，个体依然可以通过创造意义、建立联结、保存记忆，来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并在有限的范围内，践行一种“小的伦理”。

六、结语：野草的诗学，或普通人的神性

《请以骨灰呼唤我》这个标题本身，便是一种诗学宣言。“骨灰”是生命焚尽后最卑微的物质残余，“呼唤”则是精神最强烈的意向性活动。用前者来实施后者，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它承认物质性的消亡（绝不虚幻地承诺灵魂不死），却又坚信在爱与记忆的维度上，一种回应是可能的。这种呼唤，是林曦对着荒野的呼唤，是琪琪在画作前的凝视，也是每一个读者在合上书页后，内心可能产生的、对那些被时代遗忘的普通生命的回响。

小说反复出现的“野草”意象，最终升华为一种坚实而恢弘的诗学。野草生于废墟，无需精心栽培，在墙角、路边、石缝中都能生长；它渺小，不被观赏，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岁岁枯荣，生生不息。这恰恰是黄霖、林曦以及他们记录的无数普通人生命的象征。他们不是英雄，没有传奇，他们的痛苦与欢乐都局限在个人的方圆之内。但正是这无数“野草”般的生命，构成了社会的基底，承载了时代的重量，并在各自的限度内，活出了各自的坚韧与尊严。

易白以其冷静而深情的笔触，为这些“野草”立传。他告诉我们，文学的光，不应只照耀殿堂里的英雄雕像，更应照亮那些在历史的暗角默默生长、最终归于尘土的普通生命。因为正是在对普通人的凝视与书写中，文学才能最深刻地抵达普遍的人性，才能最诚实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与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