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北大校长因算错一笔账被撤职？
1960年3月，78岁的马寅初卷起铺盖离开了北大。
这位把经济学玩明白的老泰斗，既没贪污也没站错队，纯粹是因为脑袋太硬，非要算一笔让当时所有人听着都刺耳的账。
就在大家忙着批判他“唱反调”的时候，没人意识到，这个倔老头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在咱们国家的脚底下，埋了一颗二十年后才会炸响的定时炸弹。
甚至可以说，如果当年真要把他的话当耳旁风一直吹下去，今天咱们手里端的这碗饭，恐怕早就馊了。
这笔账还得从1953年说起。
那年头，新中国刚喘口气，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口普查。
在那个连电子计算器都没有，全靠会计那双快手和算盘珠子的年代，统计结果一出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6.02亿。
这数字是啥概念？
比起清朝末年大家常挂在嘴边的“四万万同胞”，直接暴涨了两个亿。
这多出来的不是两个亿的数字，是两个亿张等着吃饭的嘴。
当时的大环境，大家都处于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觉得人多就是力量大，恨不得全家老小齐上阵搞建设。
可马寅初看着这数据，背后的冷汗都下来了。
作为跟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经济学家，他看到的不是“红利”，而是个巨大的“黑洞”。
他特意跑去浙江农村搞调研，结果发现情况比想的还严峻：随便拎个村子出来，人口增长率都能飙到2%以上。
按照复利计算，这哪是生孩子，简直是在搞人口“高利贷”，每隔三十年人口就能翻一番。
你想想，地就那么多，粮食产量那时候也就在低位徘徊，如果人口按几何级数往上蹿，最后的结果是啥？
对于一个正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大家庭来说，这多出来的两亿张嘴，不是劳动力，是无底洞。
马寅初的话说得特别难听，大意就是：别在那盲目乐观了，再不控制人口，国家会被吃垮的；多子多福那是旧黄历，现在多生就是给国家添乱。
他甚至超前地喊出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口号。
这套理论放在今天，大家觉得是常识，但在当时那个还信奉“人丁兴旺”的农业社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结局大家可能都猜到了。
马寅初瞬间成了靶子，被扣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有人甚至骂他是想让中国“断子绝孙”。
面对铺天盖地的口水，这老头也是个硬骨头，直接回怼了一句狠话：哪怕我快八十了，明知道打不过你们，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死为止。
可惜啊，真理这东西有时候挺残酷，它哪怕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最后买单的，往往是绝大多数人。
马寅初下课了，他的理论也被扔进了废纸堆。
但历史这玩意儿，从来不讲情面。
到了70年代，这颗被忽视的“人口炸弹”真的开始冒烟了。
国家经济是在恢复，但这日子怎么过怎么紧巴。
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块豆腐都得排长队。
为啥？
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转眼就被巨大的人口基数给稀释没了。
城里一家三代挤在筒子楼里，农村地少人多，到处都是闲得发慌的劳动力。
医疗、教育资源更是紧张得要命，整个社会系统都在超负荷运转。
这时候，高层终于反应过来了：这车再不踩刹车，真要翻沟里去了。
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就说了，计划生育不仅仅是个生孩子的问题，更是国家怎么发展的问题。
事实证明，马寅初当年那笔账，不仅没算错，甚至还算保守了。
也就是在这种被逼到墙角的背景下，计划生育从最初的“提倡”，硬生生变成了“国策”。
1978年写进宪法，80年代“只生一个好”的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
说实话，这是一场极其痛苦的社会手术，特别是对咱们这种讲究几千年传宗接代的民族来说，那真是把观念撕碎了重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当年没狠下心踩这一脚刹车，现在的中国会是啥样？
这真不是吓唬人。
如果没有那几十年的严格控制，咱们的人口基数估计上世纪末就得爆表。
首先崩盘的肯定是粮食。
十几亿人张嘴要吃饭，耕地就那么点，一旦粮食不够吃，别说搞改革开放了，咱们可能直到现在还在为温饱问题在那儿死磕。
这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生存游戏，输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再者，人口红利就会变成人口灾难。
满大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贫民窟遍地开花。
教育资源会被稀释得像白开水一样，大部分人估计初中都读不完。
更可怕的是女性地位，如果没有硬性规定，在传统惯性下，无数女性这辈子除了生孩子做家务，根本没机会走出家门，哪还有今天职场上的半边天？
环境污染更是没法治，山沟沟里估计都被人填满了。
1979年，马寅初终于等来了平反。
那时候他已经是快一百岁的人瑞了。
当组织上把平反决定告诉他时，老人家既没哭也没闹，就淡淡地说了一句：“原本就是那样。”
这不仅仅是个人受了委屈终于洗清了，更是一个国家在撞了南墙之后，终于学会了尊重科学和理性。
回看这段历史，咱们不是为了歌颂当年的苦难，而是要明白一个道理。
计划生育是在那个特定的死局里，为了国家能活下去、能发展，做出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它是用几代人的牺牲，换来了咱们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张门票。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了，享年100岁。
他这辈子算的最后一笔账，终于跟历史平了。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