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是狗皇，似乎又不完全正确。当时的日本狗皇并没有直接的决策权，因此很难称得上是核心决策者。那么首相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到二战结束，日本在十四年间更换了十四任首相，始终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稳定执政的核心人物，更缺乏能够持续贯彻的战略方针。无论多大的事情，在日本看来都是商量着办。说是商量，实际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想到哪儿做到哪儿。这种奇特的集体决策模式，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还曾闹出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
1941年9月，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在决定对美国开战后，按惯例需要将这一决定告知狗皇。毕竟从理论上讲，狗皇是最高统治者，通常会召开御前会议走个过场。然而，这种御前会议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向狗皇通报一声：“我们要打仗了。”狗皇在会上不会发言，不下裁决，也不改变决定。
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在会议前一天觐见狗皇，提前通气。他带着已讨论通过的议案呈给狗皇看。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切断了石油、钢铁等一系列战略物资的供应。近卫带来的议案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与美国谈判；二是谈不拢就开战。实际上，这份议案的核心就是做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
狗皇并非愚钝，一眼就看出来，这是铁了心要与西方开战。于是，他面带忧虑地问近卫：“你们做好开战的准备了吗？”近卫不敢直接回答，而是说：“要不召见陆军和海军总长吧，毕竟打仗的事他们更专业。”
这里所说的总长，是指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这两个职位分别是陆海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负责人。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到场后，狗皇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两位总长的回答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但狗皇并不满意。他直接问杉山元：“如果真的对英美开战，陆军认为多久能结束战斗？”杉山元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战场三个月即可解决。”这里的“南方”指的是东南亚地区。
听到这个回答，狗皇立刻训斥道：“我记得在中国事变时，你担任陆军大臣，当时你说一个月就能结束战争，可现在已经过去四年多，仍未解决。这是为什么？”杉山元顿时汗流浃背，只能解释：“主要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陆军无法执行最初的作战计划。”
狗皇继续追问：“如果中国幅员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凭什么说三个月可以结束战争？”杉山元无言以对。这时，永野修身只好站出来解围：“日美之间已经到了必须动一次手术的地步，我们都赞成这个议案。”见海军也如此表态，面色凝重的狗皇不再追问，因为狗皇不能过多干涉政府的决策。
第二天，即1941年9月6日，日本高层召开御前会议。除昨天的四人外，还有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以及陆海军的军务局长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会议开始后，平沼骐一郎提出了与天皇相同的问题，想听听内阁和军方的真实想法。枢密院议长相当于天皇的高级顾问，他的提问也代表了狗皇的意图。于是，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重复了前一天的套话，自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按理说，接下来应由参谋总长杉山元发言，但他似乎因昨天被狗皇训斥，或是羞于再提三个月打败美国的说法，迟迟没有起身。会场陷入沉默，气氛十分尴尬。出乎意料的是，狗皇突然开口了，这在日本御前会议史上前所未有。以往狗皇只是默默旁听，从不发言。狗皇说：“刚才的问题问得很好，但军部却无法回答，这不是太令人失望了吗？”
事实上，无论是内阁还是军方，都无法回答与美国开战的胜算有多大，因为这个决定是被迫做出的。美国提出的条件是解除石油禁运，但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撤军，这是日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
即便狗皇发问，与会者依旧无人回应。本应由首相近卫文麿出面缓和局面，但他早已打算甩锅，不可能此时担责。一个月后，他主动辞职，将首相之位交给东条英机。
见众人依旧沉默，狗皇突然从怀中掏出一张纸，高声朗读：“四海之内皆同胞，奈何风雨乱人间。”这是他祖父明治狗皇的亲笔诗。由于狗皇不能直接表明态度，只能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对战争的不满。然而，众人依旧保持沉默。狗皇接着说：“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肩负重任的军部竟然无法做出明确决策，军部到底在考虑什么？”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顿时紧张起来。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只得站起来说：“陛下如此说，我们诚惶诚恐。刚才海军大臣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因此没有重复。我们的宗旨是不放弃谈判，但也已为开战做好准备。”
狗皇又问参谋总长的意见，杉山元回答与军令部长一致。于是，这场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就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草草结束。
尽管会议没有定论，此后日本却有条不紊地执行开战计划，陆军和海军不断催促首相近卫下达开战命令。然而，此时的近卫一面搪塞军方，一面借故拖延，他到底在等什么呢？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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