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辈子，图个啥？
有人图名，有人图利，有人图个心安。
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有个93岁的老爷子，闭眼之前，名利全占了。
葬礼办得那叫一个风光，能来的大人物都来了，悼词里全是“民族脊梁”、“桥梁泰斗”这样的好话。
可怪就怪在，给他生了六个孩子的原配夫人这边的亲骨肉，一个都没露面。
这位老爷子，就是茅以升。
他这辈子，给中国的大江大河架起了一座又一座钢铁巨龙，把天堑变通途。
可到头来，他跟自个儿家人的那座心桥，却塌得一干二净。
这事儿，得从一座真塌了的桥说起。
那是1906年，清朝还没完呢。
镇江府端午节赛龙舟，十里八乡的人都挤到文德桥上看热闹。
人群里有个十岁的小娃，叫茅以升，看得正起劲，忽然肚子疼得不行，就先溜了。
他前脚刚走，后脚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跟打雷似的。
回头一看，文德桥断了，桥上的人像下饺子一样掉进江里，哭爹喊娘的声音混着水声，听得人心都碎了。
那摊血水，在茅以升心里头，一辈子都没干过。
打那天起，他就魔怔了，嘴里老念叨一句话：“我长大了，要造一座塌不了的桥。”
小孩儿说话，大人一般不当真。
可他家不一样，祖父茅谦是见过大世面的，当过官，也懂水利。
一听孙子有这志向，老爷子乐了，拍着他肩膀说：“给国家修桥，这事儿，比你考个状元还有出息。”
有了家里这句话，茅以升的道儿就定了。
他一头扎进土木工程里，从唐山交通大学读到美国康奈尔，又去了卡耐基工学院，拿了个博士回来。
那劲头，就像是铆足了劲要跟老天爷掰手腕，要把当年文德桥的悲剧，亲手给堵上。
就在他出国前，家里给他办了件大事——结婚。
女方叫戴传蕙，是祖父老朋友的孙女。
搁现在，这就是包办婚姻。
茅以升心里头也别扭，他读的是新书，向往的是自由恋爱。
可当他硬着头皮去戴家相亲，掀开门帘那一刻，所有不情愿都烟消云散了。
客厅里，一个穿着素雅旗袍的姑娘正在弹琴。
听到动静，她抬起头，冲他笑了笑。
就这一笑，后来茅以升在日记里写了六个字：“人间最幸，莫过于此。”
这场婚事，不是枷锁，反倒成了他最稳固的后方。
新婚没多久，茅以升就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一走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戴传蕙一个人在家，伺候公婆，拉扯孩子，把所有思念和担心，都写进了一封封飘过太平洋的信里。
她没怨过，她觉得，自个儿男人干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事。
1920年，茅以升回来了。
可两口子团聚的日子没几天，就跟着他的工作四处搬家。
从南京到天津，再到杭州，戴传蕙就像个不知疲倦的工兵，丈夫在哪儿打仗，她就在哪儿安营扎寨，把一个个冰冷的住处，拾掇成一个暖烘烘的家。
而茅以升呢，他就是个工作狂。
他的脑子里只有图纸、数据和工程进度。
他不是不爱这个家，只是他表达爱的方式，笨拙得很。
出差前，会给妻子写长长的信；过节了，会记着买根发簪；夜深了，会跟妻子小声讨论孩子们的功课。
他以为，他把钱塘江大桥建起来，就是对这个家最好的交代。
那几年，为了建钱塘江大桥，他吃住都在工地上。
戴传蕙带着孩子去看他，看着他被江风吹得又黑又瘦，心疼得掉眼泪，嘴上却说：“你放心干，家里有我。”
她不知道，巨大的压力和常年的操劳，已经像虫子一样，在悄悄蛀空她的身体。
她得了抑郁症，时好时坏。
等到抗战爆发，茅以升接到命令，要亲手炸掉自己耗尽心血建成的大桥。
按下引爆器那一刻，这个硬汉哭了。
可他更担心的，是拖家带口，在战火里逃难的妻儿。
颠沛流离的日子过去，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
1946年，茅以升被一纸调令派往上海，负责处理战后恢复工作。
戴传蕙身体垮了，去不了，就留在了北方休养。
两地分居，谁也没想到，这一分开，就是一辈子的裂痕。
上海滩，十里洋场，最容易让人迷失。
茅以升五十岁了，功成名就，是人人敬仰的桥梁专家。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权桂云的年轻姑娘，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她二十一岁，是他的下属，负责整理文件。
年轻、活泼，看他的眼神里，全是星星。
茅以升一开始没多想，就把她当个能干的晚辈。
可日子一长，味道就变了。
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办公室里只剩他们俩。
权桂云给他递了杯热水，轻声问了一句：“茅先生，您每天这么忙，会觉得累吗？”
就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一下子就击中了茅以升。
这么多年，人人都夸他厉害，夸他有本事，把他当神一样供着，就没一个人问过他累不累。
那一瞬间，眼前这个姑娘的温柔，让他想起了几十年前，在戴家花厅里，那个莞尔一笑的戴传蕙。
防线就这么塌了。
他给权桂云在外面租了房子，过起了两个家的生活。
没过几年，权桂云给他生了个女儿，取名茅玉麟。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
1950年，新中国搞运动，要求干部主动交代历史问题。
茅以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
最后，他还是在审查材料上，一五一十地写下了自己这段长达四年的婚外情，还有那个私生女。
这封坦白信，就像一颗炸雷，在他那个北方的家里炸开了。
没过多久，他接到大儿子茅于越的电报，就四个字：“母病速归。”
茅以升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推开门看到的，是一个他几乎认不出来的戴传蕙。
头发白了大半，人瘦得脱了相，眼神空洞洞的，像是被抽走了魂。
没有想象中的哭闹和质问。
戴传蕙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说：“你回来了。”
这句“你回来了”，比一万句指责还让他难受。
家里从此再没了笑声。
戴传蕙照常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可她再也不跟茅以升说一句贴心话。
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像隔着一条永远也渡不过去的河。
孩子们把母亲的痛苦看在眼里，对父亲的怨恨，也一天天加深。
茅以升想弥补。
他每天准时回家，陪妻子散步，亲手给她熬药。
可戴传蕙的回应，永远是客气又疏离。
有一天傍晚，两人在院子里坐着，戴传蕙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也不容易。”
茅以升当场就崩溃了。
他知道，这不是原谅，这是彻底死了心，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同情的陌生人。
1967年，在无声的折磨中熬了十几年后，戴传蕙走了。
临终前，她一句话都没给茅以升留下。
家里的这座桥，塌了。
戴传蕙去世还不到半年，茅以升就把权桂云和女儿茅玉麟接回了家。
这个举动，彻底点燃了六个子女的怒火。
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母亲最残忍的背叛。
他们一个个收拾东西，搬出了那个家，从此与父亲断绝了往来。
长子茅于越在信里写得最决绝：“您玷污了父亲这个称号，今后不必再联系。”
后来的二十多年，茅以升的事业越来越辉煌，他主持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审定了人民大会堂的结构方案，成了名副其实的泰斗。
可家里，却冷清得像座坟墓。
晚年的茅以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很多事都记不清了，连自己设计的桥梁参数都忘了。
可他嘴里，却总念叨着一个名字——“蕙君”。
神志不清的时候，他会拉着小女儿茅玉麟的手，反复说：“蕙君，我对不起你，我错了…
他给孩子们写了无数封信，全都石沉大海。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见大儿子茅于越一面。
1989年11月，茅以升躺在病床上，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他气若游丝，还在问：“于越…
怎么还不来？”
茅玉麟不忍心看父亲带着遗憾走，就模仿哥哥的笔迹，写了一封信，递到他手里：“爸，当年的事过去了，您多保重。”
茅以升颤抖着手，举着那封信，对着光看了很久很久，浑浊的眼睛里，好像有了一点亮光。
他嘴里喃喃着：“好，好…
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用钢筋水泥连接了祖国的山川，却用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斩断了自己与至亲的血脉。
这位最懂得“结构”与“连接”的工程师，最终没能修复那座坍塌的亲情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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