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形势急转直下，国安法落地，街头乱象被清算的节奏越来越清楚。
也就是在那一年11月，黄伟明和女儿匆匆把这套持有了13年的房子卖掉，当年415万港币买入，后来以980万港币出手，按市场估算大概低于市价一成。
对普通炒楼客来说，这是“少赚”，对黄家而言，却像是拿一张“逃生舱船票”换现金。
哪怕少拿一点，也要先确保钱在自己手上。
那时，黄之锋已经因为多个案子频频出入法庭，人等于半只脚踏进监狱门。
真正残酷的是后面这一段。
2021年初，黄之锋在石壁、赤柱等看守所和监狱里开始适应“编号代替名字”的生活时，黄伟明带着妻子和小儿子无声无息飞去了澳洲。
没有正式告别、没有公开声明，这位曾经以“民主斗士之父”自居、上街喊“父子齐上齐落”的男人，在落地南半球后迅速切断了与儿子的联系。
香港媒体试图越洋联络，只得到一句“不方便回应”加上一串忙音。
从那一刻起，卖房赚来的几百万变成了他在海外重新安顿的底气。
黄伟明在澳洲郊区当起了安分的退休寓公，忙着帮小儿子适应当地学校，至于那个听信自己一套理论、走上街头坐牢的长子，被留在原地面对所有后果。
要理解这出父走子留的冷血戏码，光骂一句“没良心的老子”还不够，还得看黄之锋这一“政治产品”是怎么被组装出来的。
这个孩子从小有读写障碍，学业成绩不理想，本来可以在家人耐心陪伴下走一条更慢但踏实的路。
但黄伟明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是帮他补课，而是把孩子对传统学校制度的不满，引导成对整个体制的怨气。
再往外看，还有一条更隐蔽的链条在推着他往前。
各种“交流项目”“海外访问”的包装下，是实打实的资源输送。
十几岁的黄之锋就能住五星级酒店、和外资背景的商界和所谓“NGO代表”单独会谈。
面对的是一套反复打磨过的话术，告诉他，“只要你坚持，你就是自由世界的英雄”，“在这里留案底没关系，将来申请海外大学、拿奖学金、出书演讲，都还有机会”。
美国商会、部分西方政客的出面站台，让他很快从本地学生组织头目，被推到国际媒体的闪光灯下：登上《时代》封面、获颁所谓“民主奖项”，成了被包装出来的“勇武青年样板”。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的角色也很关键。
作为香港本地反对派的一分子，黄伟明深知政治操作的门道。
知道媒体要什么形象、海外要什么故事，于是把儿子塑造成功能性极强的“符号”——年纪小、敢冲、敢坐牢。
对境外势力来说，这样的符号最容易煽动情绪、争取话语权。
对父亲来说，这既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表达，也能借子女之名留下一段“传奇履历”。
只是没人真正在乎，这个被推上台的年轻人心理是否承受得住，是否清楚“被利用”的全部含义。
从2014年的“占中”，到2019年的街头暴力，再到一连串非法集结、煽动案，黄之锋最终被多案叠加判处超过四年徒刑。
国安法生效后，他又因为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被正式起诉，这个罪名的重量远超前面所有加起来，意味着很可能面临长期乃至终身监禁。
对一个还没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把整个后半生都锁进牢门的预告。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曾经热情接见他的“国际友人”的态度。
曾在镜头前与他合影、发推声援的外国政客，如今顶多在某个记者会象征性提两句“关切香港人权”，没有一个提出具体、可执行的“营救方案”。
那些曾承诺的留学机会、工作安排，也随着他被捕入狱一起消失。
对他们而言，一个象征性的“反抗者”已经完成了传播任务，接下来换另一个就行。
而他最信任、最依赖的那条线，也就是他父亲这边，更是干脆利落地切割。
黄伟明在澳洲生活得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再上街、不再接受访问，也极少在公开平台提起大儿子的处境。
对这个家庭而言，那个曾经被当作政治筹码押上赌桌的孩子，现在成了既不能带走、也不敢认领的“麻烦”。
所有关于“父子并肩”“为理想牺牲”的豪言壮语，跟卖房转移资产、移民南半球这一系列动作放在一起，只剩下冷冰冰的讽刺。
对旁观者来说，这不是一出“英雄悲剧”，而是一堂残酷的现实课。
那些高喊“理想”和“牺牲”的人里，有多少是真的愿意和你一起扛后果，有多少只是把你当成一枚随时可以替换的棋子？
在看清这一点之后，或许再遇到类似的煽动，就会多想一秒、多退半步，这一秒和半步，可能就是和黄之锋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