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翻阅印度游客对中国的评价，哪怕是对中国城市化建设最挑剔的印度博主，走在上海或深圳的街头，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地铁站像商场一样明亮，公园的草皮哪怕是角落里也有专人打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里子”的公厕，不仅配有洗手液，还没异味。
反观德里，牛群在夜色里横穿马路，由于垃圾处理能力的匮乏，缺少焚烧设施，很多废物只能露天堆放，细菌在高温下肆意滋生，连圣河恒河都在承载着工业与生活的重压。
但在这种肉眼可见的巨大落差面前，印度人总有一张能够找回面子的底牌——制药。每当讨论起基建或卫生的短板时，他们往往会把话题引向药店：即便你们的马路再宽，能把一瓶救命药的价格打到“白菜价”吗？
这种自信并非毫无缘由。对于很多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中国观众来说，印度的确像是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药神国度”。一瓶在欧美和中国正规市场上标价上万、让无数中产家庭倾家荡产的抗癌药，换个包装在印度可能只要几千块。这种定价机制，甚至让不少非洲和拉美的贫困国家将印度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们要先看清这把“价格屠刀”是怎么磨出来的。欧美药企巨头，如罗氏、辉瑞，研发一款新药往往需要耗费十年光阴，烧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期间还要承担数不清的失败风险。为了回本，严苛的专利保护期是他们的命根子。但印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政府就修改了专利法，承认“工艺专利”，但不承认“产品专利”。这就意味着一种药只要换个生产流程，改变一下合成步骤，哪怕最后的成品成分一模一样，在印度法律里也不算侵权。
即使是2005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印度在明面上修改了法律以符合国际规范，但依然留了“强制许可”。只要政府认为出现了公共健康危机，就能直接授权本土药厂生产还在专利期内的救命药，原研药厂也拿不到太多的补偿。
靠着这种“合法山寨”的手段，印度药厂直接跳过了最烧钱、最耗时的研发阶段。在欧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熬秃了头时，印度的技术人员只需要拿来上市的药片分析成分，然后利用该国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并不昂贵的原材料迅速复制。
一种药物从实验室走向货架，最惊险的是人体临床试验。在西方这需要天价的保险，还面临着极其严苛的人权与伦理审查，一旦受试者出现意外，药企面临的赔偿足以让其伤筋动骨。此时逐利的资本嗅到了印度贫民窟里的“廉价”。
仅2007年到2010年这短短几年间，就有至少1730人在印度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死亡。更骇人听闻的是2012年在印多尔曝光的一起丑闻，医生竟然在并未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擅自给智力障碍的儿童测试尚不稳定的新药。
当这些“人体小白鼠”倒下时，原本应该保障他们权益的机制却查无踪迹。大多数受害者家庭连象征性的赔偿都拿不到，即便拿到了，也往往只有几千英镑——这甚至不够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
为了追求极致的低价和宽松的仿制环境而放弃严格的监管时，打开的不仅是方便之门，还有更多的风险。在印度，基层执行严重缺位，大量药店的柜台不仅卖救命药，由于处方制度形同虚设，只要手里有钞票，甚至不需要身份证，阿片类药物、镇静剂这些有着强成瘾性的管控药品就能轻易入手。
药与毒，在这个失控的体系下，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当救人的化学式变成了毁人的毒瘾，廉价药的红利就被社会治安的恶化稀释。那些看似“便宜好用”的格列宁背后，可能是不稳定的药物纯度，是今天吃下去有效，明天那一批次就含杂质的巨大风险，更是一个国家为此付出的惨痛社会代价。
经常有人问，中国人口同样众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印度那样无视专利，让老百姓都吃上“几千块的仿制药”？
那样一来，我们永远只能做跟随在别人身后的模仿者，哪怕产业链再大，命门也永远捏在别人手里。
更重要的是，中国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也更稳健的路。我们没有去冲击专利法来换取短期的低价，而是通过庞大的国家医保体系，利用举国体制的谈判筹码，把那些天价药的价格一点点谈下来，通过集采把水分挤出去。
与其去羡慕那个建立在贫民试药和监管黑洞之上的“仿制药帝国”，不如看清这背后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已暗中标好了昂贵的筹码。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神药”，唯有制度的良性博弈，才能在救命与发展之间，找到那条最窄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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