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媒体反复放大的“香港众志”,如今只剩下残破的符号意义,时间走到2025年,黄之锋所期待的所谓“自由曙光”,并没有如期出现,反而被一根根更粗的铁栏彻底挡住。
就在他以为刑期已经走到中段、甚至开始盘算是否存在假释空间时,新的指控突然落下——在狱中再度被捕,罪名直指2020年下半年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这并非简单的“加码”,而是性质更重、后果更严重的一次定性,让原本就看不到尽头的刑期,再次被无限拉长。
它的伏笔,早在2020年的冬天就已经埋好。2020年11月,黄之锋这套原本估值更高的房子,以980万港元的价格匆匆成交。
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这比当时的市场参考价低了大约一成。这不是一次为了置换更好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买卖,更像是一种“不求最高价,但求最快离手”的急抛。
当年以415万港元购入的资产,在那个初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转化为了流动性最高的现金。那是一个极为清晰的信号:有人要走了。
这笔钱的流向,在随后的日子里变得再直白不过。就在房子易主的短短两个月后,2021年1月的航班记录里,黄之锋的父亲黄伟明、母亲吴秋媚以及那个一直被保护得很好的弟弟,悄然离开了香港,他们的目的地是遥远的澳大利亚。
随后,电话那头便只剩下忙音。那一刻,曾经被某些媒体渲染得感天动地的“父子齐心”、“为理念共进退”的政治童话,在那张飞往南半球的机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在这个精心计算的逃离计划里,唯一被“遗忘”在原地的,只剩下那个名字最为响亮的长子——黄之锋。
如果此时我们将镜头推进到石壁监狱的高墙之内,这种反差会让人感到窒息。就在他的家人们用卖房款在澳大利亚郊区的安宁生活中安顿下来时,黄之锋正在面临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他或许还曾在某个夜晚盘算过刑期过半后的假释可能,但他等来的不是自由的曙光,而是一纸更沉重的指控。
这一次,罪名不再是街头喧闹的“非法集结”,而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这是一道不仅足以粉碎他所有减刑幻想,甚至可能将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彻底锁死的铁闸。就在2025年的当下,当我们回望这一幕,会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年轻人的悲剧”,而是一场从头到尾被安排好的“弃子局”。
讽刺的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套现跑路”并不是黄家独有的生存智慧。如果你仔细翻看当时的香港地产新闻,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巧合——那些在街头喊口号声音最大的人,往往也是卖房子最坚决的人。
同在那个惶恐的周期里,另一位曾经风头无两的“乱港派”人物李卓人,也被曝出迅速出售了位于美孚新邨的一处物业。价格同样令人玩味,仅仅套现约1000万港元。而此前因身负多案、包括向公众披露廉署调查对象身份而在这个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样选择了这条路。
林卓廷在那个星期里显得格外忙碌,他名下位于沙田翠湖花园的自住单位以1268万港元易手。和黄家一样,这些交易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价格低于市价约一成,成交周期极短,甚至可以说是“贱卖”。
尽管面对外界的质疑,林卓廷曾信誓旦旦地辩解称,卖楼仅仅是为了应对子女升学开支以及自己缠身的数宗官司,并拍胸脯保证“绝不走佬(潜逃)”。
但这种辩解在当时的香港舆论场里显得苍白可笑,彼时的香港律师界甚至有声音直言,这种为了应对官司费用而全额变卖自住楼的举动,逻辑上完全讲不通,反而是“为潜逃铺路”的最佳注脚。当时网络上那种“九成九要着草(逃跑)”的论断,如今看来,竟然精准得像是一种预言。
这就像是一场牌局,所有的操盘手都在默契地清理筹码,准备离场。而留在那张赌桌上继续透支未来的,只有那些像黄之锋一样,被所谓的“理想”忽悠到失去退路的年轻人。
但如果我们不仅看结果,而是去深究这种“父弃子”的冷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故事会变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这并非黄之锋一时的行差踏错,而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系统性的“养成计划”。
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有迹可循的事实。黄之锋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决定“闹革命”的。他的父亲黄伟明,这位早年从事IT行业的退休人士,从儿子尚且年少时起,就没有想过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
那不是普通的家庭教育,而是一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政治灌输。在普通孩子还在讨论游戏和漫画的年纪,黄伟明已经开始有计划地让儿子接触那些充斥着激进色彩的所谓“人权书籍”,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这更像是在打磨一件武器,而非培养一个儿子。
早在2011年,这个尚未成年的“武器”就已经被摆上了更大的交易台。在那一年,通过特定的商会牵线,黄家父子被邀请前往澳门。那是一次规格颇高的“考察”,他们入住的是美资背景的豪华酒店,接触的是不仅限于商业领域的人物。
就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密室里,一套关于“付出与回报”的交易逻辑被确立了下来。对于那个尚未建立完整世界观的少年来说,对方开出的筹码是无法抗拒的:只要你在前线表现得足够“勇敢”,足够“激进”,那么未来即便留有案底,也不必担心前程——海外名校的学位已经为你预留,丰厚的奖学金和源源不断的活动经费将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这种来自“成人世界”的许诺,配合着父亲在一旁的默许甚至鼓励,让少年黄之锋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他以为自己是在创造历史,却不知道自己只是被选中出演一个剧本。
他在镁光灯下的每一次声嘶力竭,绝食时的每一分坚持,冲击防线时的每一股冲劲,本质上都是在为那个已经在澳大利亚看好了房子的父亲,以及那些幕后的推手,积累谈判和套现的筹码。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父亲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而西方势力则扮演了投资人的角色。他们合力将这个年轻人推向了风暴的最中心。当黄之锋享受着国际媒体给予的“封面人物”待遇时,他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控风向的舵手。殊不知,在真正的掌舵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个用来测试风暴烈度的消耗品。
时间到了2025年,这出戏的结局已经昭然若揭。
那个曾经承诺“不离不弃”的阵营,此刻已经分崩离析。所谓的国际声援,在现实的利益考量面前,退化成了偶尔出现在新闻通稿里的一两句不痛不痒的声明。那些曾与他并肩合影、把他捧上神坛的外国政客,在看到他失去利用价值后,迅速地拉开了安全距离。
最讽刺的画面莫过于此:黄之锋独自面对着将于明年3月6日提讯的更重指控,他在铁窗内每一天的煎熬,都在反衬着那个澳大利亚郊区寓所里的宁静。
那笔用633平方英尺房子换来的近千万现金,足够他的家人们过上优渥的退休生活,供弟弟在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下成长,远离香港的喧嚣,也远离“黄之锋”这个已经变得敏感的标签。
在这场宏大的政治叙事退潮之后,留在沙滩上的只有干涸的泡沫。李卓人和林卓廷们的房产交易记录,如同一张张刺眼的收据,证明了所谓“齐上齐落”不过是一句用完即弃的口号。当危机真正降临,所有的“理想主义”都让位给了“资产保全主义”。
最终,这个故事剥去所有政治外衣后,只剩下一个人性中最真实的逻辑:设计赌局的人,从来不会亲自下注。而那些被哄骗着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勇士”,往往连被知会“牌局结束”的资格都没有。海怡半岛的那扇门关上了,澳大利亚的新门打开了,而黄之锋身后的铁门,却锁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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