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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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这边疆的风沙能埋了路,也能埋了人 —— 农八师这么大,你就凭‘张桂兰’三个字,还有个模糊的部队番号,咋找啊?”

1985 年深秋的农八师政工处,穿补丁棉袄的李建国攥着卷边的照片,指节泛白。

他刚从川北老家赶来,怀里揣着卖耕牛的钱,背上还背着三岁的儿子石头,一路绿皮火车晃了七天七夜,却连妻子的影子都没摸着。通信员接过他填的寻亲表,扫了眼 “36921 部队” 的番号,随手跟其他基层报告摞在一起 —— 这年月,边疆建设兵团里断了联系的家属多了,谁也没把这张表当回事。

可没人想到,三个小时后,这份表会让向来沉稳的赵卫国团长掀翻了搪瓷缸。

当 “张桂兰” 三个字和那串番号同时撞进眼里时,赵团长的手猛地顿住,茶水洒在文件上都没察觉。

他盯着照片上笑眼弯弯的女人,突然站起身,军靴踩得地面发响,对着通信员吼出的命令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立刻封锁消息!所有碰过这份报告的人都不许乱说话,备车,我现在就去政工处!”

吉普车的车灯划破边疆的暮色,车轮卷起的黄沙追着灯光跑。

赵团长坐在副驾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军裤缝 —— 他比谁都清楚张桂兰的下落,可这个下落,偏偏不能让寻了千里的李建国知道。

车快到政工处时,他望着远处零星的灯火,突然低声说了句:“这事儿,不能让娃听见。”

至于为什么不能让李建国见妻子,为什么要急着封锁消息,连通信员都猜不透 —— 只知道,那间等着李建国的休息室里,藏着比边疆风沙更重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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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疯了?那地方风沙大得能活埋人,你还带着石头去送死?”

老爹气得猛吸一口烟,手里的烟袋锅子狠狠砸在炕沿上,火星子“噼里啪啦”溅到了李建国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上。

李建国正蹲在地上,默默把最后一件土布衫叠进帆布包里,头也不抬,闷声说道:“我必须得去。”

“桂兰都走了两年了,连封信都没有,鬼知道她……鬼知道她是不是跟人跑了!”

老爹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眼里满是担忧,“石头才三岁啊,你走了他喝西北风去?”

“她不会的。”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打断了老爹的话,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子倔强,“她走的时候说过,等兵团的棉田收了三季,就回来盖砖房,她说话从来都算数。”

老爹看着儿子那倔强的脖子,心里明白,这孩子从小就认死理。

当年跟桂兰定亲,全村人都说桂兰性子野,不好管,可他还是把攒了三年的彩礼,一分不少地送了过去。

老爹叹了口气,转身掀开炕席,从夹层里摸出一个蓝布包。

他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三十多张皱巴巴的毛票,还有两张崭新的五块钱“大团结”。

“拿着,路上买俩馒头垫垫肚子。”

老爹把钱递给李建国。

李建国没说话,默默把钱塞进了贴肉的布袋里。

前儿个,他把家里唯一的耕牛卖了,三百五十块钱,刚好够他和石头去边疆的路费,剩下的,就是他们爷俩的全部家当了。

走的那天,川北下着濛濛细雨,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喘着粗气停在站台上,像头累垮了的老黄牛。

李建国扛着帆布包,怀里抱着熟睡的石头,跟着人流往车厢里挤。

“挤啥挤!没长眼啊!”

一个穿着干部服的男人,猛地推了他一把,帆布包的带子“嘣”的一声断了,里面的玉米面撒了一地。

李建国踉跄了一下,赶紧扶住车座,没敢吭声,只是把石头搂得更紧了。

他找了个靠窗的角落,蹲了下来。

车厢里,汗味、烟味、劣质饼干的味道混在一起,熏得石头直皱眉头。

李建国从包里掏出个硬邦邦的玉米馍,自己啃了口渣子,把剩下的泡在凉水里,掰成小块,一点点喂给石头。

“爹,饿。”

石头含着馍,含糊不清地说道。

“吃完就不饿了。”

李建国轻声哄着,眼睛却盯着窗外往后退的山——那是他这辈子离得最远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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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李建国靠在铁皮车厢上打盹,一阵颠簸让他猛地惊醒,手下意识摸向贴肉的布袋。

这一摸,他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布袋被划了道口子,爹给的钱和卖牛剩下的两百多块钱,全没了。

他的手开始抖,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淌。

他想喊,可看着周围那些要么闭眼装睡、要么警惕盯着他的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只能把石头紧紧抱在怀里,脸埋进儿子软乎乎的头发里,肩膀抖得像风吹的玉米秆。

“大兄弟,给娃吃个馍吧。”

黑暗里,对面一个穿着铁路服的老师傅递过来两个白面馒头。

李建国抬起头,眼圈红得厉害,却摇了摇头:“谢谢师傅,俺们还有。”

“拿着吧,边疆远着呢,不吃饱扛不住。”

老师傅把馒头塞到他手里,“看你带着娃,是去找媳妇?”

李建国攥着还热乎的馒头,点了点头。

“唉,边疆苦啊,去年我拉的车,有个女娃去支援建设,哭着说想家。”

老师傅叹口气,“到了那边,多打听生产建设兵团,别瞎跑。”

李建国没再说话,默默把馒头掰成小块,喂给石头。

他觉得,还没到边疆,心就先被这路给磨碎了。

“农八师三连,棉花地西头第三间房?早没了!”

毛驴车车夫老周把缰绳一勒,吐了口唾沫在沙地上。

李建国抱着石头跳下车,盯着眼前的景象发愣——信上写的地址,他在火车上默念了一百遍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片翻着土的地和远处轰鸣的推土机。

“师傅,您没弄错吧?这里该有一排土坯房的,门口还有棵白杨树。”

李建国焦急地问道。

“弄错?俺在这拉了五年车,能弄错?”

老周嗤笑一声,“三个月前就推平了,要建水库,叫‘红星水库’,你那地址,早成老黄历了。”

“推平了……那原来住这儿的人呢?都去哪儿了?”

李建国追着问,声音都变了调。

“谁知道?兵团天天调人,今天去东滩,明天去西坡,跟羊群似的乱跑。给钱,五块。”

李建国摸遍了口袋,才摸出四张皱巴巴的一块钱,递给老周。

老周一甩缰绳,毛驴车扬起的沙子迷了他的眼。

他站在推土机旁边,看着远处兵团战士扛着锄头走过,感觉自己和石头就像被扔在沙漠里的草,连个根都没有。

石头被机器声吓得直哭,他抱着娃,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

最后,他在离团部不远的家属院找了个小单间,月租五十块。

房子屋顶漏风,墙皮都掉了,可他也没别的办法。

白天,他去砖厂干活,一天两块五,还管一顿午饭;晚上,就抱着石头,坐在煤油灯底下,看着桂兰的照片发呆。

“老板,俺啥都能干,给口饭吃就行。”

他站在砖厂门口,对满脸横肉的工头说道。

工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眼神扫过他怀里的石头:“搬砖,一天十二个钟头,管午饭,干不干?”

“干!”

李建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干了四天,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疼得睡不着。

第五天,工头的媳妇来了,指着他的鼻子就骂:“带着个拖油瓶还想偷懒?砖搬得比谁都慢,滚!”

她扔给李建国八块钱,把他和石头赶了出去。

李建国又去棉花地找活,管棉田的是个叫马桂英的女人,看着挺和善:“摘棉花,一斤一毛五,管晚饭,你带着娃,能行?”

“能行!”

李建国连忙答应。

他把石头放在田埂上,铺了块布,让娃坐着玩土。

可没干几天,团里的文书来检查,说不能带娃进棉田,怕误食农药。

马桂英没办法,只能给他结了工钱,让他走。

李建国没办法,只能开始捡废品。

每天天不亮,他就推着个破木板车出门,在团部的垃圾堆里翻塑料瓶、废铁皮。

他学会了跟野狗抢吃的,学会了看收废品的脸色,学会了把石头放在木板车上,自己蹲在垃圾堆里翻找。

“爹,他们说俺们是捡破烂的。”

石头坐在木板车上,小声说道。

“别听他们的。”

李建国用袖子擦了擦儿子的脸,“俺们用手挣钱,不偷不抢,比啥都干净。”

他把捡来的废品卖掉,换了三块多钱,去团部的小卖部买了半斤最便宜的面粉,又买了两根葱。

回到小屋里,他用捡来的铝锅煮了面糊糊,给石头盛了大半碗,自己就着葱吃剩下的。

夜里,他拿出桂兰的照片,就着煤油灯看:“桂兰,你到底在哪?俺和石头都来了,你咋不出来见俺?你要是……要是不在了,也托个梦给俺啊。”

石头病了。

半夜里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嘴里还喊着“娘”。

李建国吓坏了,背着石头就往团部卫生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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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三月,边疆的夜里还零下五度,他跑得出了汗,棉袄都湿透了。

“先挂号,交八十块押金。”

窗口的护士头也不抬地说道。

“俺……俺钱不够,能不能先给娃看病?俺明天就去借!”

李建国急得声音都劈了,把石头往怀里又紧了紧。

“没钱看啥病?卫生所不是慈善堂!”

护士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下一个!”

李建国急得快跪下了,抱着滚烫的石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把身上所有口袋都翻了出来,捡废品攒的钱,加起来才二十三块四毛。

“大夫,求求您了,救救俺娃,俺娃快不行了!”

他对着里面喊,声音都带了哭腔。

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头发都白了,皱着眉问:“咋回事?”

护士撇撇嘴:“没钱,还想给娃看病。”

老医生摸了摸石头的额头,脸色一变:“烧到三十九度五了,再拖就出大事了!先看病,押金我来垫。”

他转头对李建国说,“你是娃爹?赶紧抱进来,别耽误了。”

这医生叫王长河,是团部卫生所的老大夫。

他给石头打了针,开了药,还让李建国把娃留在观察室。

李建国守在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石头的烧退下去。

第四天,石头能坐起来喝粥了。

李建国找到王长河,把借到的五十块钱递过去:“王大夫,谢谢您,这钱俺先还一部分,剩下的俺挣钱了就还。”

王长河摆了摆手:“钱不急。你一个人带着娃来边疆,是来找媳妇?”

“是,俺媳妇叫张桂兰,两年前过来支援建设,后来就没信了。”

“找到没?”

李建国摇了摇头,眼圈又红了。

王长河叹口气:“边疆这么大,你瞎跑哪行?你媳妇要是当过兵,有番号,就去团部政工处问问,他们有档案,说不定能查到。”

“政工处……他们能管俺这庄稼人的事?”

李建国有点不敢信。

“咋不管?兵团就是为职工办事的。”

王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去试试,总比你天天捡废品强。”

“试试”这两个字,像束光钻进了李建国的心里。

他把石头托付给马桂英照看,自己揣着桂兰的照片,往团部政工处走。

他站在政工处的砖瓦房前,犹豫了半天。

里面的人穿着整齐的军装,说话都带着章法,他穿着打补丁的棉袄,鞋子上还沾着沙子,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

可一想到石头病时的样子,他咬了咬牙,推开门走了进去。

“同志,您好,俺想找个人。”

他搓着手,声音都有点发颤。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干事迎了上来,胸前别着“刘建军”的牌子,看着挺和气:“找谁?有照片或者信息吗?”

刘建军把他引到椅子上,给了他一杯热水。

“有,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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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连忙从怀里掏出照片,那照片被他用塑料布包了三层,还带着体温,“俺找俺媳妇,叫张桂兰,她当过兵,番号是36921。”

刘建军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李建国,心里大概有了数——兵团里寻亲的不少,大多是断了联系的,能找到的没几个。

他拿出表格,一笔一画地记:“你媳妇的身份证号知道吗?”

“不知道,俺们老家那边,还没办身份证。”

“那她在兵团的岗位呢?比如在哪个连,干什么活?”

“俺只知道她信上写的农八师三连,种棉花,可现在三连搬了。”

刘建军一边记一边摇头,信息太少了,难办。

他随口问了句:“还有别的线索吗?比如她身上有啥记号,或者爱吃啥?”

“有记号!”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眼睛都亮了,“她右手胳膊上有个月牙形的胎记,小时候烧的;她最爱吃俺做的腊肉炒蒜苗,说比啥都香。”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她还会唱《南泥湾》,走的时候,还哼着这首歌。”

刘建军把这些都记下来,下午整理文件时,特意在“张桂兰”的名字旁边画了个圈,把番号和胎记的事写在备注里,一起报给了团长赵卫国。

赵卫国的桌上,堆着一摞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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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批完水库建设的报告,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顺手拿起刘建军报上来的寻亲材料。

他的目光快速扫过,刚想翻页,却突然停住了——“张桂兰”“36921部队”“月牙形胎记”,这几个词像惊雷一样炸在他脑子里。

他把文件拿起来,凑到灯底下看,手都有点抖。

36921部队,是他当年带的连队!

张桂兰,是连队里最能吃苦的女兵,去年水库抢险,她为了堵管涌,被石头砸伤了腿,后来转到后方医院,怎么会断了联系?

赵卫国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从平静到震惊,再到凝重,短短几秒,额头上都冒出了汗。

他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桌上,滚到了地上。

紧接着,他猛地站起身,军靴踩在地上“噔”的一声响,吓得门口的通信员赶紧进来:“团长,咋了?”

“封锁消息!”

赵卫国的声音又沉又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所有接触过这份材料的人,刘建军、政工处的干事,全都不许往外说一个字!马上给我备车,去政工处!”

通信员从没见过赵团长这么急过,连忙跑去备车。

黑色的吉普车在沙路上疾驰,赵卫国坐在副驾驶,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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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去年抢险时,张桂兰抱着沙袋往管涌处冲,腿被砸伤时还笑着说“没事,还能干活”,怎么会让家人找不到?

车停在政工处门口,刘建军早就等在那里,脸都白了:“团长,您咋来了?”

赵卫国没理他,径直往里走:“下午来寻亲的那个男的呢?叫李建国的,在哪?”

“在……在休息室。”

刘建军赶紧带路。

赵卫国推开休息室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李建国——穿着补丁棉袄,头发乱得像草,怀里还抱着个娃(石头刚被马桂英送过来)。

李建国看到穿军装的赵卫国,赶紧站起来,怀里的石头吓得往他身后躲。

“你出去,守在门口,谁都不许进来。”

赵卫国对刘建军说。

门关上了,休息室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赵卫国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李建国对面,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开口:“你叫李建国?川北来的?”

李建国紧张地点点头:“是,团长,俺是来找俺媳妇张桂兰的,俺没犯啥错……”

“俺问你,你和张桂兰啥时候结的婚?”

赵卫国打断他的话,声音很沉。

“1980年冬月,俺们村的媒婆介绍的,那天还下了雪。”

“你们娃叫啥?生日是啥时候?”

“叫石头,1982年五月初五,端午那天生的,生下来才五斤重。”

赵卫国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又快又急:“张桂兰走的时候,给你留了啥?她最爱说的话是啥?”

“留了块花布,说要给石头做件新衣服;她最爱说‘等俺挣了钱,就回家盖砖房,让你和石头过好日子’。”

李建国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团长,俺知道俺是个庄稼人,可俺就想找着桂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总得有个说法。”

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却透着一股子执拗。

赵卫国看着他,又看了看躲在他身后的石头,沉默了半天。

然后,他突然站起身,双手按住李建国的肩膀,一字一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