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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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会微积分，有人拿来算期权，他拿来算日军“讨伐周期”；同样是会金工，有人做精密零件，他直接照着日军铁轨鼓捣出几千发七九步枪弹。
同样是盯着太阳看，别人晒黑了，他在牢房里用影子和角度测出监狱纬度，然后找准玉米地长成的时机，从日本特高课眼皮子底下溜走。
毛主席拍着他肩膀笑，说了句特别解气的话：天放，天放，敌人抓不到；今天，却抓到啰，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清华学霸把数字用在了枪口上
1928年，北平火车站挤满了各路人，穿长衫的、戴礼帽的、赶路讨生活的。
一个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小伙子挤下车，一兜子高粱面饼子揣在怀里，浑身带着一股北方庄稼地的味道。
这人叫于天放，刚刚考上清华经济系，还是黑龙江省第一名。
外表看着土，进了清华，他属于那种成绩和体能同时拉满的类型。微积分考试，他属于教室里最先交卷的那一拨，答案不仅算得快，还能用英语、俄语、日语做注解。
本来按正常路子，他完全可以走一条“高材生、留洋深造、 体面工作”的路。时代没给这个机会。
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的节奏太快，沈阳的同学捶着电报机发来消息，北大营被炸。
那个时候，于天放没去写愤青文章，也没站在校园里长吁短叹，他是把算盘一撂，扎进图书馆里狂啃游击战理论。
在清华，他不只是在课堂上算题，还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些东西搬到战场上。统计系的大坐标纸被他拿来画南满铁路，按站点、按路段标出日军的驻军密度和出动频率。
游击战的书不是看个热闹，而是看完就把公式往现实里套，把敌人的行动当成一组组待分析的数据。
到1931年十月底，他已经不满足于在北平看地图、写分析，干脆和张甲洲、赵尚志一起，把自己打扮成跑生意的皮货商，把清华科学社做的无线电发报机藏在风箱里，转头就钻回黑龙江巴彦县。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把“清华才子”这个标签，扔进枪声、雪地和封锁线里面。
1932年春节，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很多人都是边打仗边摸索战术。而这个没带过兵的学生，直接被推到情报站长的位置。原因很简单：别人记路线，他记规律；别人靠经验，他靠公式。
缺盐、缺弹、缺方向，全靠动脑子
大雪封山、断粮断盐、敌人围剿、补给线几乎等于没有。于天放的选择，是把课堂直接搬进大山里，让化学、金工、几何和天文挨个上场。
抗联部队缺枪少弹，基本属于常识级事实，多打一会儿就多冒一分风险。别人愁得头发一把一把掉，他跑去琢磨日军修的铁路。
铁轨质量高，材质好，本来是拿来跑火车的，在他眼里，那就是现成的金属原料。
拆轨是高危险动作，但真拆下来之后，他就把清华金工课上的高频回火工艺搬出来，开始鼓捣子弹。
结果是硬生生制出了大约三千发七九步枪弹。没有大型工厂，没有流水线，就靠一群人在深山里，用手上的工具和脑子一点一点抠。
大兴安岭这种地形，树海连绵，路标基本等于零，指南针在那时候也是稀缺物资，队伍一旦迷路，很快会演变为饥饿、失温、被包围。于天放想出来的办法，乍听挺土，但实用到离谱。
白天，他让战士们拿出钢笔帽或小棍，垂直插在木板上，等太阳升高，观察影子的变化，影子最短的时刻就是正午，此时影子所指方向即为正南。
夜里，他教战士看北极星，从星位高度估算纬度。这个方法只要手不抖、时间掐得准，五分钟左右就能估出经纬度，误差控制在十几分之内。
这是什么概念？在那种条件下，相当于用一个最简陋的工具箱搭了个自然版导航系统。战士们嘴上说着轻松话，心里对这个指导员的敬重是真实的，跟着他走，哪怕没有罗盘，太阳和星星就是方向。
到这一步，于天放的形象已经不止是“能打仗的知识分子”，而是把理工科那套严谨、抠细节的习惯，塞进了每一场生死关口。
他的能力，从可抵三个师团
1944年12月19日，一个关键的节点。
汉奸出卖情报，于天放被日军逮捕。日本人清楚这人价值有多高，不是普通小兵，直接用黑布蒙住眼睛，连夜押送到北安的省特高课监狱。
负责审讯的宪兵队长岛津在案卷上写得非常直白：此人掌握小兴安岭地区的全部军事要地情报，价值相当于三个师团。
牢房长度3米，宽度1.8米，唯一的窗口在三米高的位置，大小差不多就是一个碗口，外面还焊着铁栏。
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基本没有逃脱可能，顶多是在狭小空间里熬日子，等命运判决。但于天放被关进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是用指甲在水泥墙上刻出一条南北线。
这是他在日军大牢中搭的“简易天文台”。
每天太阳第一次从那小窗打进来，他就在墙上画下一道影子，记下时间、影子位置。夜里，只要听到火车汽笛声，他就数声音传来的时间差，通过声速和时间估算自己离火车站的距离。一个月坚持下来，几件事情在他脑中变得非常清晰。
其一，牢房所在的纬度。通过不同日期的太阳高度变化，他推算出大约在北纬47度5分左右，和北安城的地理位置基本吻合。
其二，火车运行频率。晃过来晃过去，平均大约23分钟一趟，这说明附近是铁路枢纽，要不是分岔站，就是重要中转。
其三，影子最长那天的高度角。那一天，太阳高度角仅约19度半，他知道那是冬至，反推一步，再次确认纬度计算没有偏差。
在这套运算逻辑之下，监狱不再是抽象的黑屋子，而是被他精准定位在地图上的一点。他脑子里开始拼接周边的地理信息：乌裕尔河大概在什么方向，距离大约三百米；河对岸七里以外，是一片玉米地，那块地每年长势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形成足够高的“青纱帐”。
对普通人来说只是庄稼地，对他而言是躲避搜捕的天然屏障。
到了1945年夏天，东北田里的玉米秆越长越高，他算着日头、季节和农时，心里面那个越狱时间点，也渐渐收紧。
最终，他把行动日期选在7月11日凌晨，这不是凭直觉拍大腿，而是对光线、作息、巡逻节奏评估后的结论。
为了方便绘图，看守真的替他卸下了手铐。这一步看似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动自如，实际上是为后面抢钥匙和格斗创造条件。
接着，他故意辱骂天皇，按照日军那一套逻辑，会被拉去刑讯室“单独教育”。他挑的刑讯室恰恰是有破损壁炉的那间，趁着审讯间隙，摸出一块带铆钉的铁板藏在身上，这就是后面砸向看守后脑勺的“武器”。
还有一环格外关键，他和同监的赵忠良配合，后者连续五天装肚子严重不舒服，上厕所闹得看守烦躁又麻木。
最后，看守为了图省事，索性同意两人一起上厕所，减少跑腿次数。越狱窗口就是在这种惯性之下被撬开的。
7月11日凌晨零点三十分，石丸军曹打开牢门，刚转身，后脑就挨了那块铁板。于天放抢到钥匙，接连开了三道铁栅门，再顺着避雷针从高处滑下去，落到监狱外围的空地。
人一出铁门，马上按计划和赵忠良分路行动，约定在讷河会合。
特高课炸锅了，出动大约1.2万人，在方圆50里范围内搞地毯式搜捕，还挂出了5万满洲国币的悬赏。
按他们的想法，这种封锁规模，想逃出去几乎没戏。但于天放手里多一样东西，太阳和影子。
白天，他钻进玉米地，紧贴地面匍匐。夜里再爬起来，用影子的方向和星空位置校正路线，维持向北推进。
水是沼气水泡出来的，一般人根本下不去嘴，他硬着头皮喝；粮食则靠青玉米顶着，一颗颗啃过去。第七天，他走到克山县附近，被一位伪屯长认出。
这个人曾经是抗联交通员，知道眼前这人是谁，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塞给他几张饼、一包大酱，顺带指了一条猎人常走的小路，能绕开部分日伪的封锁线。
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他走进讷河老莱村，刚用井水洗把脸，村外鞭炮声和爆竹声一起炸开，村里人告诉他，日本投降了。
后来，于天放去当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第一堂课的名字挺朴素，叫“太阳与人生”。没有厚厚的讲义，他只是在地上立一根两米高的木条，让学生自己去测影子、算纬度，误差一大，就重新来过。
有人忍不住好奇，问他当年越狱到底怕不怕，他提笔写下八个字：怕，但信念比太阳更准。
1967年，他去世后，人们在抽屉里发现一张发黄的坐标纸，上面还是1932年时小兴安岭的地图，在旁边，他留了这样一句话：假如我倒下，太阳仍会每天越狱，从地平线那端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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