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为《国防军事》，作者为徐焰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70年代，中苏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01中苏关系恶化引发珍宝岛冲突
中苏两国由上世纪50年代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而反目成仇，有着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战略利益相背的两重原因。
从1960年起，中苏双方开始分别攻击对方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苏联采取了撤退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主要是军事项目）的措施，使理论争吵演变为国家关系恶化。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边防人员相遇时也常发生争吵、殴斗。
双方长期的严重政治对立，终于在1969年3月引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珍宝岛武装冲突包括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进行的三次战斗。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的档案中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中方死伤人员略少于苏方。
对这一突发事件，毛泽东在3月15日的冲突后便要求，到此为止，不要打了。苏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这就使边境冲突得到了控制。不过，中苏两国战备的火药味在此后愈来愈浓，还出现了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传言。
02中方的两难处境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紧急向远东增调大量兵力，为此，在1969年夏天还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而专供军用。
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3月21日通过两国友好期间铺设的中苏热线找毛泽东或周恩来，想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当时头脑中充满极“左”狂热的中国女接线员拒绝接线，周恩来得知后认为不妥，但仍只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在指责中国的同时，提议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苏联又向中国施加了军事压力。
追溯历史，苏联自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以不指名却又明显影射的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
据后来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证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4万枚（注：这是苏联历史上拥有核弹最多的时候），其中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而中国刚刚于1964年10月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才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指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试验，1969年时还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核弹的数量更远远不能同苏联相比。
从常规力量对比看，中国虽然有军队631万人，苏军只有330万人，中方武器装备的水平却落后苏方一代以上。从国家的经济实力上看，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的1/6，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何况，当时中国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中国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对峙。所以，同苏联发生冲突，在军事上对中国十分不利。
事后，国内组织1.5亿人举行示威，掀起了一个反修新高潮。“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又对消除严重派性和国内武斗发挥了一定作用。
1969年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边防站巡逻分队遭到苏军袭击，中方30多人牺牲。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和核攻击的传言出现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和全军下达了紧急战备命令。
03周恩来柯西金互探对方底细
1969年入秋后，苏联的军事压力增大，引发了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的高度紧张。从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应看，虽然做了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
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苏两国都派代表团前往吊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了探明苏联的底盘，毛泽东也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客室内举行了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
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他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机场会谈中，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不过，因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10月间，总参以林彪的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发布的。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开始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
04过度战备之害不亚于忽视战备
对当年中苏之间发生的争吵乃至冲突，中国方面曾有过认真的总结。“反修”斗争时的中联部负责人、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在上世纪90年代曾深有感慨地回顾说：“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
进入80年代后，苏联领导层在改善对华关系时也研究检讨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华政策的错误。担任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曾公开说过：“同中国搞坏了关系，是苏联前领导人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他回顾说，苏联两面受敌后，为防范美国花了1万亿卢布，为防范中国花了3000亿卢布（注：当时1卢布折合1.1美元），这几乎拖垮了苏联经济。
中国对战争危机紧迫临头的估计，也如同胡乔木所说的是“过火反应”，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同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1969年以后的多年间，中国以重点防范苏联的战备作为五年计划的中心项目，国家财政支出有1/4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国内经济建设又偏重于“大小三线”，这不仅大大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布局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此过度战备造成的损失，往往不亚于忽视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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