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秘密窃听”事件|彭真

杨尚昆（

1907—1998

杨尚昆谈

所谓“秘密录音”

（第一篇）

作者｜苏维民

原载｜《百年潮》

刊期｜2008年第4期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

上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简称，下同）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一、“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时任中办副主任）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1960年代初毛泽东在湖南调研时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

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二、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言。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

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

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

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三、艰难的平反之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录音问题被林彪、江青一伙用作整人的武器，重提“秘密录音”问题并升级为“秘密窃听”。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这份文件中，关于杨尚昆的主要“错误”第一条就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很清楚，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杨尚昆的诬陷。录音，是机要室业务范围的一项正常工作，所有录音带事后都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形成一个正式文种名为《记录稿》。《记录稿》编号存档备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调阅过《记录稿》，这是有登记可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本来就是掌管党的全部机密的岗位，按照规定杨尚昆要阅看党的全部机密文件，以了解全面情况。所谓窃听、窃密，纯属无稽之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将机要室进行录音工作所使用的录音机、受话器、电线等拍成照片，作为“秘密录音”的“罪证”装进了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三人的档案。但他们却隐瞒了1961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录音工作时，汪东兴等五人和录音机的四张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窃听”一案株连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难以准确统计。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诬陷，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他们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窃听”一案受到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杨尚昆也恢复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但是，1978年11月25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仍然坚持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对“秘密录音”问题，有必要再认认真真地复查一次，以彻底澄清事实真相。

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澄清了事实，调查结果认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1980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至此，“秘密录音”问题真相大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杨尚昆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因“私录毛主席谈话”，最后一个彻底平反。

杨尚昆被免去

中办主任之后

（第二篇）

作者｜苏维民

原载｜《百年潮》

刊期｜2007年第11期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

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突然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一、突遭撤职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

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

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

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

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八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友好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

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

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如此巧合！”

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二、从广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杨尚昆到广东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给他看一些文件，说先休息几天，慢慢熟悉情况，并没有进行分工，安排具体工作。杨尚昆按原来设想的到广东后各县都要跑一遍的计划，于12月18日即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海口、琼海、兴隆、崖县（三亚)、湛江、电白、阳江、新会、江门、佛山、中山、顺德、宝安（深圳)等地，重点听取各地“四清”运动的情况汇报。

1966年1月17日，杨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委会议，听取区梦觉传达中南局会议精神。1月26日，他还参加了王震召开的海南岛发展橡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适当发展橡胶，并对橡胶管理体制提出一些意见。春节后，杨尚昆身体日渐虚弱，病痛加重，经中央批准，于1月31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住入华东医院。3月8日，接中办电话，中央同意卫生部的建议，杨尚昆休息三个月。

4月18日，杨尚昆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马甫通电话，得知省委拟于5月5日召集地、县委书记在从化学习毛泽东著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熟悉人，还可以从基层工作的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即决定提前回广州。

4月20日，杨尚昆离开上海，经南昌，23日到达井冈山，在那里重读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毛泽东著作。27日到达瑞金。

▲196

6

杨尚昆

前排左四

)在江西瑞金与群众合影

5月5日回到广州，住小岛招待所10号楼。随后得到陶铸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了。”19日，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也没有通知杨尚昆到会。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

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要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夫人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度，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但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陶铸来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5月30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在太原，杨尚昆感慨地说，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顶多四个吧，何况还不一定能活到80岁。第一个20年，糊里糊涂过来了；第二个20年参加革命，变化很大；第三个20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还是犯了错误；第四个20年，从头开始，尽可能做点工作吧！杨尚昆在太原闲住了一个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无法，于6月23日安排了一次汇报来敷衍，由省农办的同志介绍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1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

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

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监护审查”。

三、身处逆境，意志弥坚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

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尚昆还是坚信党，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967年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最困难的日子，也记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写东西不便。腰痛极了，坐卧不安。上、下午读毛选。”

“2月4日。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身体甚健康。下午读毛选。”

“2月9日。旧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丰年！60周岁了！上、下午读报、毛选，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纪念联合生日（杨尚昆历来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杨绍明同时过生日，称“联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么？勇敢地奋斗吧！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与专案小组谈话。头疼不安，坐着读书不方便，只好躺下读毛选。”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听了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蚊子咬人，午夜2时才睡去。”

“7月8日。读《论持久战》，以纪念‘七·七’。未洗澡已两星期，据说澡堂坏了，擦身换衣服。”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九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

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

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

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作者简介】

苏维民，男，中共党员，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1994年离休。离休后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和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书的编辑工作。2007年以来，为纪念杨尚昆百年诞辰，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十余篇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