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山的风裹着松针的清苦气息，郭小雪把那张淡蓝色的无罪判决书按在胸口，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不远处，崔国明的骨灰撒在向阳的坡上——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用二十年的奔波，铺就了父亲郭大炮沉冤昭雪的最后一步。
二十年前，郭大炮因一桩无名女尸案被带走时，大林街的老邻居们都懵了。那是个爱唠嗑、逢人递烟的老头，怎么会跟命案沾边？可案子卡在“没证据定罪、也没证据翻案”的死胡同里，一晃就是三年，直到移交给法院。
崔国明是郭大炮的外甥女婿，那时候刚栽了邮票生意的跟头，欠着外债，老婆又刚因车祸走了。他急得头发白了半片，竟咬着牙去考了律师证——高分过了，却因早年一桩争议事件，证被律协扣着。可他不管，抱着一摞写了几天几夜的材料，穿得像机关干部似的混进法院，直闯院长办公室。
“我是来伸冤的，人命关天！”崔国明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字斟句酌的逻辑和工整的字迹，让原本要赶他走的老院长动了心。老院长后来笑他“没证的律师”，却也拍着材料说：“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底线。”
可现实难住了所有人。郭大炮还是被判了死缓，签字的是新来的院长。崔国明心灰意冷，揣着几百块钱去了韩国打工，临走前把郭小雪托付给老院长——那时候小雪刚上初中，眼里满是父亲的影子。
老院长没食言。他退休后注册了个小律所，把郭大炮的案子当成了自己的事。郭小雪记得，每次去老院长家，茶几上总堆着泛黄的申诉信、一沓沓火车票和信访回执。“这是跑了十几次省高院的记录，”老院长指着一摞票根，手指因常年伏案而微微颤抖，“高院驳回过两次，但今年找了两位人大代表帮忙，说不定有戏。”
崔国明在韩国打了十多年工，每个月都把工资的大半汇给小雪，附一张手写的纸条：“好好学习，你爸的事，咱们不放弃。”他回来时，小雪已经从政法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律师。那天在老院长家，崔国明看着满桌材料惊呆了——老院长居然还住在当年他堵人的那栋老楼里，屋里的沙发套都磨出了毛边。
没人想到，郭大炮案再审那天，年老的老院长拄着拐棍挤在旁听席，而崔国明却躺在医院里，等着生命的最后时刻。法庭上，小雪放下诉讼状，声音哽咽：“我爸是冤枉的。为了这一天，崔国明舅舅打了二十年工，老院长跑了二十年路……”她拿出崔国明的汇款记录、老院长的信访回执，合议庭的法官们沉默了。
庭审结束没几天，崔国明走了。又过了几个月，无罪判决书寄到了郭大炮手里。那天，郭大炮攥着判决书，走到崔国明的骨灰坡前，蹲在地上哭成了孩子。“老崔啊，你看，咱们做到了……”
老院长坐在轮椅上，远远看着这一幕，眼里闪着光。他说，自己活了一辈子，最骄傲的不是当了多少年院长，而是守住了“不冤枉好人”这五个字。
风又吹过来，带着松针的香。郭小雪把判决书轻轻放在坡上，对着崔国明的方向鞠了一躬。二十年的等待终有结果，可有些坚守者，却没能等到最后一眼的光明。但他们的名字，会和这份迟来的正义一起，刻在时光里，永远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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