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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嘛，说走就走！
三天之内，我就和同事们买好机票、订好酒店，决定提前去南非过圣诞节。行程一共七天，只去一个城市：开普敦。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开普敦。两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是为了去开普敦大学参加一场学术会议。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后自己会离开学术界，并真正留在这块大陆上。当然，我不是留在开普敦，而是在距离这里三个小时航程的哈拉雷。
那时候的我，可以说是不知者无畏。我甚至不知道南非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老实讲，我当时对南非的全部印象，几乎只停留在“签证很难办”上。那次会议的签证，我是在开会前不到一个月才拿到的。此前三个月的申请过程中，我反复催签，想尽办法发邮件，甚至请会务组帮忙跟进。会议结束后，我约了一位同样来参会的中国学者同行，在开普敦四处走了走。我既没有提前查过当地的治安情况，也不了解开普敦的城市布局。我敢随意打 Uber，甚至还让一位索马里的 Uber 司机带着我，在“荒郊野岭”跑了一整天。如今回头看，只能说那时真是胆子大。
我是后来去了津巴布韦，才逐渐了解到南非的治安差的。不只是中国人，许多津巴布韦人一提到南非的治安，也会连连摇头。当然，人们口中的“危险南非”，多半指的是约翰内斯堡和德班这样的城市；提到开普敦时，语气往往会稍微放松一些。相比约翰内斯堡和德班，开普敦因为是白人主导治理而被认为“相对安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最近，中国网红蓝战非在开普敦被绑架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开普敦或者南非应该是再次进入国人的视野。偏偏，我们还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开普敦过圣诞。
混血导游与矛盾的开普敦
因为订的是一早的航班，我们凌晨五点多起床，六点多就已经到了哈拉雷国际机场。在候机大厅里，我们碰到了同事的一位朋友。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南非开普敦，她几乎没有犹豫，立刻讲起自己朋友的遭遇。他的那位朋友一周前刚到开普敦，车子刚出机场，还没开多久，就被劫匪砸窗抢走了东西。
我心里猛地一沉。不会吧，开普敦的治安已经差到这个程度了吗？两年前，我还能全须全尾地回来；这一次，会不会真的遇上绑架，或者抢劫？不知者无畏，可问题是，现在的我没那么“无知”了啊！那种原本被经验压住的恐惧，忽然冒了出来。
接我们的导游叫萨迪克，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混血儿。他说自己是巨蟹座，比较内向，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内向的话唠。当然这也不矛盾，干导游这一行的，似乎也很难不健谈。只要你一搭话，哪怕车正沿着悬崖边行驶，他也能侧过头来，若无其事地跟你聊上几句。正是在他的讲述中，一个混杂的开普敦，慢慢在我眼前展开。
开普敦的“混杂”体现在现代与落后的强烈碰撞上。车子刚驶出机场没多久，机场高速两侧便站立着错乱而密集的铁皮屋。可越往市区开、越靠近海滩，房子就越好，好到让人恍惚，仿佛刚刚在机场路边看到的一切都是错觉。在市中心和各个旅游景区待久了，你甚至会逐渐忘记那些铁皮屋的存在，忘记它们曾真实地出现在同一条城市轴线上。对于刚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来到开普敦的我们来说，这种感受多少有点像“农村人进城”。除了物价没有哈拉雷高、住宅也少了那种带大院子的配置之外，几乎一切都显得更“好”——更干净的街道，更现代化的建筑，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更让我意外的是，在开普敦，公交车竟然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存在。
但在萨迪克的讲述中，现代与落后的“混杂”被转译成了危险与安全的碰撞。随着车窗外景观的变化，他的解说也悄然发生了转变。萨迪克十九岁便开始工作，在接待我们这个团组之前，已经带过无数批中国游客。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主动指向机场附近那些棚户区，说那是开普敦最危险的地带之一，连警察有时都不愿意进去。黑帮、枪杀、抢劫、强奸、毒品、HIV/AIDS。这些词从他口中说出来，几乎不需要停顿，像是一套早已熟练的介绍词。又过了一会儿，他示意车窗右侧，说那里聚集着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打工者，比如马拉维人，以及我所熟悉的津巴布韦人。
▶ 机场边上的“贫民窟”
也许是负面的描述说得太多了，也许是车子已经逐渐驶近市中心，萨迪克开始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窗外的风景上。他指向连绵的海岸线，反复向我们确认：开普敦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又指向海边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强调这里同样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他为自己是南非人而自豪，也为能够在开普敦工作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几天里，萨迪克很少再提及那些负面的内容。与之相对的，是他越来越频繁地告诉我们，哪一片的房子有多贵，哪里又是富人聚集的区域。
▶ 桌山脚下的开普敦
我心里暗暗感慨：跟中国游客打交道久了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变得“很中国”。在津巴布韦，我也客串过不少次导游。结合自己的经验，我慢慢总结出一套带中国游客的“黄金准则”：非洲有多落后，中国有多便捷；当地房价有多贵，官员是如何鱼肉百姓的。除了必要的景点介绍，只要围绕这几个点和游客聊天，行程通常都会进行得很顺利。游客听得安心，情绪也被照顾到，小费自然也不会少。这样的说法在导游的讲述、游客的附和、甚至某些日常经验中不断被重复，成为一种错误的“常识”。
与之相伴的，还有萨迪克口中反复浮现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张力。其潜在逻辑往往指向一种隐约却熟悉的判断：白人很讨厌，但是更擅长治理，黑人应该主导这个国家，但是管理能力太差。
自认属于有色人种的萨迪克，心情显然更加复杂。一方面，作为导游、作为土生土长的开普敦人，他亲眼见证了白人的优渥生活与黑人群体长期承受的贫困与苦难；同时，他的家族记忆本身就镌刻着殖民与种族歧视的烙印，对白人有着骨子里的不信任。他的祖父母生活在著名的 Bo-Kaap（南非语，意为“上城”，中国人更习惯称之为“马来区”），一个深受奴隶制与殖民历史影响的社区。但另一方面，萨迪克也并不掩饰自己对黑人主导国家治理能力的无奈与怀疑。我们在开普敦停留的那几天，南非一则政治丑闻正在持续发酵：争议商人 Vusimuzi “Cat” Matlala指控前警察部长、非国大（ANC）资深政治人物 Senzo Mchunu，因其拒绝配合“捏造案件”，遭到报复，其公司与南非警察署（SAPS）一份价值 3.6 亿兰特的合同被取消；而政府方面及 Mchunu则予以否认，称该合同是在调查违规与腐败风险后依法终止。
▶ 萨迪克主动讲给我听的本地热点新闻
萨迪克似乎并不关心 Matlala 的录音是否真实，也不在意 Mchunu 是否可信。对他来说，童年的贫困经历和艰难的成长过程早已教会他一个朴素而残酷的判断：不论谁赢谁输，狗咬狗罢了，到头来普通老百姓还是捞不着好处。他既不完全相信黑人能够治理好国家，也不真正信任白人能够真正解决南非的社会问题。
萨迪克小时候生活在开普敦附近的农村，条件并不比他之前提到的机场周边贫民窟好到哪里去。是他的父亲拼了命地工作，才把一家人从那里“捞”了出来。相比之下，母亲那一支的家族并没有这么幸运。她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大多一直留在那个村庄里。命运的分岔在下一代身上显得尤为清晰。父亲这一支的孩子大多获得了相对体面的前程，而母亲那一支的许多人却被黑帮和监狱困住，在“进去”和“出来”之间反复循环。
2005 年前后，萨迪克的父亲终于开起了自己的车行，通过把车辆租给旅行社赚取佣金，家里的生活逐渐宽裕起来。少年的贫困与青年时期突如其来的改善，一度让萨迪克迷失过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过了”。而如今，三十而立的他显得格外务实。与其相信那些来来去去的政治人物，他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上帝，以及日复一日的勤劳之上。他帮着父亲一起打理车行。两个弟弟中，一个和他一样从事租着车生意并兼职导游，另一个则在学习汽车维修。
▶ 165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建立开普殖民地。为满足劳动力需求，殖民当局从东非、印度、印尼等地输入大量奴隶，这些人被统称为 Cape Slaves。Bo-Kaap 逐渐成为殖民者安置奴隶、工匠等群体的边缘居住区。在奴隶制度时期，这里的房屋多为白色或暗色；而在奴隶解放之后，居民首次真正拥有了房屋的产权，许多人开始用鲜亮的颜色重新粉刷房子，以此宣示对生活与空间的主权。
到了办理入住的时间，萨迪克准时把我们送到酒店。下车前，他语气再次地郑重起来，提醒我们：开普敦白天相对安全，但最近正值旅游旺季的开始，即便是我们住的这家四星级酒店，也必须自己提高警惕。房间里不要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话说完，他下车，把我们的行李一件件从后备箱拖出来。我们接过行李，几乎是快步走进酒店。那天晚上，我们再也没敢出门。
▶ 关上酒店的房门，我也看到了酒店的提醒，说是贵重物品不要放房间，要么随时携带，要么放到前台保险箱里寄存。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又辗转住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本以为安全感多少可以松一口气，可当我打开房间里的保险柜，一张放在里面的“温馨提示”又把我拉回了现实。卡片提醒客人：不要独自在街上行走，尤其是在天黑之后；只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活动，避开昏暗的小巷；不要携带相机，也不要佩戴显眼的珠宝或手表，以免引起注意；乘坐出租车时，只选择标识清晰的车辆，或由酒店工作人员代为叫车；包括机票和护照在内的贵重物品，应统一存放在酒店提供的保险箱中。五星级酒店的保险柜里，没有安慰，只有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生存指南。
人的一生要去四次开普敦
但是，开普敦实在太美了。
即便一路上不断接收到关于风险与不安全的提醒，当真正置身其中，看到山海交汇的景象、被光线和颜色包围时，人还是会不自觉地放下警惕。理性上的提醒，在美景面前变得迟疑而缓慢。身体和感官先一步做出了选择——停下来、放松下来、沉醉其中。
上一次来开普敦，是为了参加会议。会后只匆匆转了一下，更多像是一次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停留。说是“玩过”，却又仿佛什么都没真正玩到。整个行程留下的记忆点不多，更多记住的，是行程的匆忙，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点遗憾。
好望角和开普角几乎是每个来开普敦的人都会打卡的地方，上一次我也去了。去过的人都知道，开普角的观景点在山上，而好望角在山下。开普角有两座灯塔，我在心里把它们叫作“大灯塔”和“小灯塔”。第一次来的游客，大多会直奔大灯塔——沿着山路一路向上，抵达的就是那里。而小灯塔在海边，需要从大灯塔左侧的小路一路下行，来回至少要四十分钟。
▶ “大灯塔”
▶ “小灯塔”
上一次，我在大灯塔那里驻足了很久，兴奋地给朋友打视频电话。等注意到小灯塔的存在时，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走一趟了。没能去成小灯塔，成了那次旅程里最具体、也最清晰的遗憾之一。除此之外，因为天气原因，我也没能登上桌山，在“上帝的餐桌”上走一走。这一次再来，朋友们直奔大灯塔拍照，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径直朝着小灯塔的方向走去，像是在刻意完成一场与两年前的和解。去往小灯塔的路上，我走在印度洋这一侧。那种感受，与我在好望角面对的大西洋几乎是两个极端。大西洋的浪拍打在海滩上，喧闹得像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而印度洋却安静得像一位克制的淑女。面对这片静谧而辽阔的海，人的内心也随之慢慢舒展开来。
▶ 从好望角拍到的大西洋
▶ 在去往“小灯塔”路上拍到的印度洋
因为在开普敦停留的时间较长，又包了车，我们总能等到天气最合适的时候再上桌山，弥补了我上次来开普敦的遗憾。说实话，山我爬过不少，原本并不指望会有多大的情绪起伏，在心里，它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地标打卡而已。但这趟桌山行，还是让我彻底被击中了。那种震撼并不来自“高度”，也不只是“风景”，而是一种难以预期的整体感——山、海、城市与光线在同一时刻展开，让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无法被轻易替代的位置上。
▶ 之所以叫“桌山”，是因为它的山顶几乎完全平坦，从远处望去，像一张被稳稳放在天地之间的巨大桌面。相比周围起伏、破碎的山体，桌山的轮廓异常清晰：陡峭的山壁托起一块水平延展的岩石平台，线条简洁而有力量。
▶ 上桌山可以徒步，也可以坐缆车。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后者。缆车是那种会缓慢旋转的类型，升空的过程多少带点刺激感，但如果和华山的缆车相比，也就只能算是“小场面”了。
桌山上面有什么呢？有跟“卡皮巴拉“一样呆萌的蹄兔，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小红花，还有吃不完的“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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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山的面积其实很大，差不多有 3 平方公里。这是我后来才查到的。刚到山顶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以为不过是站在高处看看风景、买点纪念品，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可当我走出缆车落客区，穿过礼品店，眼前突然像是打开了一个“新大陆”。所谓“上帝的餐桌”，竟然有种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餐桌的边缘向四周铺展开来，这意味着我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反复观看同一座开普敦——城市、海岸、山脉，在视野里不断变换位置。
我来不及和朋友打招呼，就急匆匆地沿着“餐桌边”快走起来，一边走，一边拍照，一边被眼前的景象反复击中。有那么一刻，我很想就站在那里，不拍照、不说话，只是安静地把这些画面记下来。但时间不允许，我又答应了要带大家一起“走非洲”。于是，我像一只贪婪的小松鼠，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一股脑儿塞进嘴里，却来不及真正消化。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状态其实挺好玩的。如果桌山真是上帝的餐桌，那么第一次登上桌山的我，大概就像个小矮人，在上帝的菜肴之间蹦蹦跳跳，完全顾不上上帝是不是正在看着我。
除了美景，对我而言，桌山还有另一层意义。它像极了我心中的“非洲”：我被它吸引，好奇心驱使我想去探索每一处角落，想走遍整个大陆的每一个国家。可现实是，我没有人同行，也没人可以分享我的震撼。除了满足好奇心，我不知道我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后退，却发现路就在眼前、就在脚下，每多走几步，就有不同的风景出现，让我舍不得回头。毕业后来非洲，我的感受正是如此。因为博士论文，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大陆。在田野中，我被观察到的人、听到的故事深深吸引，我想去更多地方，见更多人，听更多故事。我也曾想后退，回到留学国，回到中国当老师的安稳生活。可是，我已经尝过非洲的美，舍不得了。想想期待我回国的父母，想想曾经幻想的大学教师生活，我有无数理由不来非洲，可我还是无法舍弃。在这里，我着魔了。
▶ 我行至桌山的某处，四下无人，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脑中翻腾着刚才的种种想法，我望向辽阔的大海，热泪盈眶。我好想坐在那里，发一整天的呆。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经加快了脚步，可同伴却在催促下山，而我只逛完了桌山三分之一。想要走完整个山顶，只能留给下次了。弥补了旧的遗憾，就会产生新的遗憾。离开桌山的那一刻，我心里冒出了那句话：人的一生，真的应该去四次开普敦。第一次去，就像一场“遭遇战”，浮光掠影，匆匆而过；感觉不错，却说不出所以然。第二次来，就像这次，有计划、有时间地体验开普敦的美好，但仍留下新的遗憾，同时希望把这份美好分享给自己最爱、最亲的人。所以第三次，我会带着妻子来开普敦，花整整一天时间在桌山上；第四次，我希望能带着家人、孩子、好友们来感受下开普敦。
▶ 希望在我依然想看世界、还有体力、精力和财力的时候，再来“两次”开普敦。
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我们两天半的时间就打卡完了开普敦的主要景点，之后就奔赴距离开普敦市区2小时车程的一家著名的高尔夫球场——Arabella Hotel Golf & Spa。同行的伙伴中有两个喜欢打高尔夫，而我也想来沿路打卡法国风情小镇（Franschhoek）、荷兰风情小镇（Stellenbosch）以及地中海风情的小镇（Herm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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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了，开普敦，不愧是度假圣地！
就在大家沉浸在度假的美好中时，同伴小孙突然告诉我们，自己钱包里少了200美元。
“我就在房间阳台抽烟，钱包就放在桌上，我看到酒店打扫卫生的黑人进来了。”
“等打扫结束，我好死不死地清点钱，发现带的900美元只剩下700了。”
“我不可能记错啊，这些美元根本没花，因为在南非都是用兰特。”
萨迪克也在身边，我把小孙的钱被偷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失望地说：
“我就说嘛，贵重物品最好随身带着。”
“现在是旅游旺季，又临近圣诞节，这些人根本不怕你举报或者调查。最多被开除而已。把你的钱揣着过完圣诞，他们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度假的轻松瞬间被拉回现实，紧张感立刻涌上我们的心头。小孙不准备追究了，就当给自己第一次开普敦之行留个纪念，也给自己的人生买了个教训，而我们开始担心起自己留在酒店房间里的电脑和相机。
人们常说南非危险，但身处开普敦几天的我们觉得这是外界的偏见。在萨迪克的带领下，我们一路都很安全；可与此同时，整个旅程却不断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着“危险”的存在。危险仿佛始终如影随形，却又大多停留在提醒、叮嘱与想象之中。因为我们走的始终是游客的路线，这种危险更多时候被转化为一种被反复强化的心理预期。真正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种状态本身。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却不得不长期与“危险”捆绑在一起，被反复谈论、反复感知，几乎成为一种默认的背景。
我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有时候，当朋友或刚到津巴布韦的中国人问起当地治安，我总会下意识地把南非拿来作比较，用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来抬高津巴布韦的安全程度。和“最差的”比，津巴布韦当然显得安全。然而，两年来，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耳闻目睹，在津巴布韦遭遇抢劫或受到伤害的中国人并不在少数。就个人体验而言，我反而觉得津巴布韦比南非更危险。
与此同时，如果把视角从南非和津巴布韦这两个国家抽离出来，在许多国人的想象中，危险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整个非洲大陆。非洲常常被并列进“高风险地区”的清单里，危险程度不亚于南美洲，甚至被拿来与东南亚，尤其是缅北地区相提并论。两年前的我，也是这样看待非洲的；但对两年后的我来说，这种认知多少带着一点冒犯。在非洲生活的这两年，让我对“危险”本身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开始想表达一种看似反直觉的判断：非洲并不危险。
然而，当你宣称南非（非洲）不危险时，只要一放松警惕，危险便会迎面而来。
让我怎么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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