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仍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共15个团。其中，贺龙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第十一军军长兼代前敌总指挥，并兼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
朱老总在南昌起义期间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当时的他并非核心人物，但通过为起义部队收集情报、牵制敌军等，为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既然如此，在起义部队整编时，朱老总为何只是第九军的副军长，而非军长呢？
那么，当时担任军长的是谁？建国后其又担任何职呢？
担任第九军军长的人名叫‘韦杵’，贵州安龙县人，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当了一名教师。
由于不满当局腐败无能，社会黑暗，在任职后不久，韦杵便毅然决定弃文从武。1908年，25岁的韦杵赶赴昆明，投入云南新军。次年，韦杵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与比他小3岁的朱德成了同班同学。
1911年10月，韦杵和朱德一同参加了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战斗仅持续了一夜，起义军就占领了全城，并活捉了李鸿章的侄子、时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云南宣布独立。
之后，韦杵又相继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屡立战功，1920年升任由朱德任旅长的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然而谁能想到，在此后短短2年的时间里，两人的命运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921年春，朱德率部从四川返回昆明后，联合滇军内部的反对势力成功将时任云南都督唐继尧赶出了云南。此后，朱德历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
唐继尧被驱逐后，曾一度流亡香港，但次年又收买旧部，趁滇军北伐之际打回了云南，重掌云南的军政大权。随后，唐继尧对朱德等人发出了通缉令。眼见形势不妙，朱德便和时任代理滇军总司令金汉鼎一起逃离云南。
尽管被迫离开了奋斗13年的云南，但朱老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此时已明确了自己全新的人生方向。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朱老总远赴德国，后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踏上全新的革命道路。
而他的老同学韦杵，在上司顾品珍被唐继尧杀害后，率部来到了广西柳州，并奉孙中山的命令与桂军的沈鸿英、刘震寰等部会盟，誓师东征陈炯明，而后因功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驻军广东韶关。
1926年，韦杵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第三十二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直抵湖南醴陵。不久后，又率部东进参加南昌合围作战，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战胜了孙传芳部，占领了南昌城。
当时，中共党员朱克靖正在第三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影响下，韦杵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则予以支持，而这也为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27年4月，朱克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身份积极开展组织上安排的各项工作，其中就包括将当时正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的朱德，推荐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为后来发动南昌起义做好了铺垫。
在南昌起义前，韦杵先后升任为第九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副军长，驻防在上饶玉山一带。
韦杵和朱德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交情甚笃，在赣期间，两人来往密切。但可惜的是，在南昌起义前夕，韦杵却突然病倒，故而未能参与起义。但即便如此，韦杵始终支持反蒋斗争，这一点从他后来参加福建的抗日反蒋起义就能看出来。
南昌起义时，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韦杵为第九军军长，朱德任副军长，但由于当时韦杵正在九江养病，所以未能到任。
南昌起义后，韦杵继续率部驻扎在玉门。对蒋介石的命令，他就一个字——拖，拖不住了，就带兵出去转几圈，和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军部队作战，但每次交手都以失败而归，而且每次还会“莫名其妙”的丢失大量的武器装备，但人员却鲜有伤亡。
1933年冬，韦杵率部进驻福建，随后在福州参加了蔡廷锴、李济深等主持召开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不久后，在蒋介石的通缉下，参加“闽变”的一些将领先后倒戈，韦杵则坚定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并率部阻挡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的进攻长达半个月之久。所以，由此可见，韦杵将军并非不懂作战，而是看对手是谁。
最后，在蒋介石的镇压下，“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韦杵也率部撤退到福州。之后，在上司金汉鼎的帮助下，韦杵化名‘赵善成’逃往上海，而后又辗转回到了家乡安龙。
韦杵回到安龙后，为家乡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期间，韦杵被推举为‘安龙治安委员会’主任，打击土匪流氓、消灭犯罪。在他的积极治理下，安龙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巨大改善，甚至一度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
此外，他还针对县城内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现象，组织士兵、学生成立了“晨呼队”，每天早晨沿街敲门叫居民起床，打扫室内室外的环境卫生。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安龙县城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韦杵将军还非常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他提出将当地公租、苗租的提成拿出来，一半用于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一半用于购置教学设备，此举得到了安龙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一时间，安龙的教育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1936年，韦杵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赶赴昆明，历任云南“剿匪”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军训处少将处长、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
抗战爆发后，韦杵任第五十八军新编十二师副师长兼旅长，率部参加了鄂南战役。但不久后，他就从前线调回了昆明，继续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培养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不久，韦杵便正式退出了军界，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建国后，朱老总曾电邀他到北京任职，但韦杵以年近古稀、身体有恙为由，婉言拒绝了。朱老总没有强求，之后便任命其为云南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1年，韦杵将军在昆明病逝，享年68岁。
韦杵将军虽出身旧军队，但却没有一点旧军队的军阀习气，相反，他平易近人、勤劳朴素，在家乡安龙闲居期间，他成天穿着一身布衣，在园子里翻土种菜，以至于人们还将其称为——布衣将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