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山东老年大学、孟子研究院、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立林老师作了《孔孟礼学思想研究》主题讲座。现将讲座概要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引言
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作为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民族精神特质。孔子对古老礼乐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儒学乃至中华文明的伦理品格基础；孟子则在孔子思想之上，进一步将礼内化于人性，赋予其更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探究孔孟礼学思想，是进入儒家思想世界的关键路径。
二、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
关于孔子思想核心，学术界虽主流共识为“仁”，但“礼”同样居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杨朝明、郭沂等学者提出的孔子思想三阶段论，均将礼学作为孔子早年思想的核心，其后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晚年升华为以“易”为核心的形上学思想。这三个阶段递次包容、交互渗透，并非截然分割。
孔子思想的核心可归纳为“仁礼合一”。“仁”是孔子的思想创造，“礼”则是对以往文明的赓续。通过“以仁释礼”，孔子为礼乐文明注入新生。从文化与文明维度而言，“礼”的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弥漫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存在，上至治国理政，下至日用常行，皆能见到“礼乐”的印记。
三、孔子对“三代”礼乐传统的赓续
春秋时期“周文疲弊”，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应对之策。不同于墨家、道家、法家对周文的否定态度，孔子秉持因革损益的中道立场，主张继承礼乐并赋予其新的生命。他将“仁”贯注于“礼”中，使疲弊的周文重新焕发生机，这种对待文化遗产的理性态度，使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
钱穆、柳诒徵等学者均强调“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海外汉学家牟复礼也认可“礼”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品德。唐代孔颖达所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印证了“礼”与华夏身份的深层关联。
夏商周三代文化各具特色，《礼记・表记》概括为“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周代礼乐文明极为发达，人文精神愈发凸显，至春秋战国时期，人文性礼文化完全确立。孔子自幼受礼乐熏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成年后勤于学习礼乐，精通三代之礼，最终成为一代礼乐大师，将礼确立为自身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新阐释
在《论语》中，“礼”字出现70余次，若计入相关章句，其出现频率不逊于“仁”。孔子对礼的论说兼具社会规范与道德修养双重意义，仁学与礼学构成内外兼修、形质合一的系统，共同建构了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修养理论。
（一）“援仁入礼”：传统礼乐精神的诠释与重塑
孔子深刻洞察礼与仁的内在关联：仁是礼的内涵、基础与本质，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与载体。冯友兰曾论：“没有真情实感为内容的‘礼’，就是一个空架子；没有礼的节制的真情实感，也不成其为‘仁’。”《论语・颜渊》中，孔子答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克制私欲、合乎公序良俗是为仁的前提；答仲弓问仁时，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的礼仪规范诠释仁德，凸显“敬”与“恕”的精神。
孔子的言行举止充分体现仁礼合一，《论语》记载其为亡友料理丧事、在有丧者之侧不饱食、对盲人乐师师冕细致指引等事例，皆展现了礼背后的仁爱之心。面对春秋末期“知仪而不知礼”的乱象，孔子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呼吁重视礼义、彰显仁德，通过“援仁入礼”为礼乐注入生命，也为仁德之教提供了实践载体。
（二）“敬”：礼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格
礼乐教化的根本精神可概括为“敬”，缺乏“敬”的礼乐只是徒具形式的空壳。徐复观先生指出，“敬”源自西周初年的“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对事物承担责任、实现自我觉醒的表现。与宗教中的被动虔敬不同，礼之“敬”是主动的、反省的、内发的精神状态，凸显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
《孝经》载孔子言“礼者，敬而已矣”，《礼记・曲礼》开篇即云“毋不敬”，足见“敬”是礼的核心要求。在孔子看来，“敬”包含外在恭敬之行与内在敬畏之心，《礼记・曲礼上》孔疏引何胤之说“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孔子强调“言忠信，行笃敬”，将“敬”贯穿于言行之中，认为礼让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现，主张“能以礼让为国”，将礼让精神融入治国理政。
（三）礼是“成人”的修养途径
《周易・贲卦》彖辞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文化的核心功能便是“人文化成”，即使人摆脱动物性、野蛮性成为文明人，并进一步成就君子乃至圣贤的理想人格。孔子思想本质上是“成人之学”，而礼是“成人”的关键途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人格既需具备仁心，更需知礼守礼。
《论语・宪问》中，孔子答子路“成人”之问，指出需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方可为成人。礼的核心精神不外“秩序”与“尊重”，使人懂得尊重他人、遵守社会秩序，便是礼的“成人”功能。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礼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因为“礼也者，理也”，合乎礼即合乎社会公序良俗。不守礼则不成其为“成人”，如原壤“夷俟”的无礼之举，便遭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四）礼治是治国理政的合理途径
孔子的政治观可称为“礼治主义”或“礼本主义”，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相较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礼治能使民众“有耻且格”，实现社会的融洽和谐。《礼记・经解》记载孔子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家语・大婚解》中更将礼提升到“政之本”的高度。
孔子认为礼治与法治的核心区别在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通过培养人的敬畏之心、养成良好习惯，防患于未然，使民众“绝恶于未萌”“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其效用远超事后惩罚的法治。礼治建基于“人情”之上，《礼记・礼运》载孔子言“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强调礼是人情合理限度的表达，是合乎人性人心的人道体现。
五、孟子礼学思想发展概述
《孟子》中“仁”字出现157次，“礼”字出现68次，虽“仁”的出现频率更高，但孟子并未忽视“礼”的价值。在宣扬“仁义”“仁政”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深化、内化“礼”的内涵，从心性根源、实践智慧等方面丰富了孔子礼学思想，使“礼”成为根植于人性、服务于道德理想的实践哲学。
（一）礼的情感本源与内在自觉
孟子认为礼并非外在强制的社会规范，而是源于人的自然情感——“不忍人之心”。他以远古之人掩埋亲人的故事为例，说明礼是“中心达于面目”的情感流露。《孟子・尽心上》云“仁义礼智根于心”，《公孙丑上》将“辞让之心”列为“礼之端”，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将礼内化为人生来固有的自觉道德意识。
孟子言“恭敬之心，礼也”，继承了孔子重视“敬”的传统，将“敬”视为礼的核心精神，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之中，凸显礼的内在情感基础与主体自觉特质。
（二）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权”的思想，强调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主张“经权之辩”，认为不存在绝对无条件的礼，当固守条文损害根本道义时，应“权变”处理。如“嫂溺，援之以手”的故事，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常规之礼，但在嫂子溺水的紧急情况下，施以援手是合乎“仁爱”根本的权宜之举，体现了“礼”服从于“义”的核心原则。
另一典型例证是“舜不告而娶”，孟子认为舜的家庭情况特殊，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常规礼制，将无法实现“男女居室”的人伦大事，因此其“不告而娶”的行为是“大孝”之举。孟子强调“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主张礼的核心在于内在之“义”而非外在之“仪”，这种权变思想赋予儒家伦理体系强大的生命力。
（三）礼治的政治指向与民本基础
孟子将礼治与仁政紧密结合，其礼治思想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为基础。与孔子侧重规范全民不同，孟子讲礼更多针对君主，强调君主应具备恭敬之心、辞让之心，通过礼义教化实现仁政。
孟子认为，礼乐教化的前提是解决民生问题，“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他描绘的王道仁政图景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面对战国时期礼乐制度严重破坏的现状，孟子强调“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认为礼义教化与仁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他主张君主“与民同乐”，认为真正的礼乐应惠及全体民众，通过礼乐教化塑造民众的道德情感，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六、孔孟礼学思想的差异
孔孟礼学思想共同构成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核心，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孔子作为儒家礼乐体系的集大成者，“援仁入礼”为陈旧礼乐传统注入新的生命力，其“仁”与“礼”呈现表里互动的关系——“礼”是“仁”的表达方式，“仁”是“礼”的核心内核，二者不可分割。
孟子则将“礼”内化为“四端之心”之一，认为礼与仁、义、智一样，是人生来固有的善端，其哲学根基与孔子不同，实践路径也有所区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通过约束与克制不符合“礼”的欲望言行，长期规范后使礼的精神化为无意识习惯，带有一定“他律”意味；孟子通向“礼”的实践路径则为“存养”与“扩充”，主张保存和滋养心中固有的善端，并加以推扩，更偏向内在挖掘，认为仁义礼智“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孔孟礼乐思想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孔子“以仁释礼”赋予礼乐内在精神生命，以“敬”确立道德实践的情感基础；孟子将礼内化为“辞让之心”，为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提供支撑。二者的思想不仅是个体立身修养的智慧，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的路径，奠定了华夏文明“礼义之邦”的精神底色，为后世追求情感价值与社会规范提供了深远启示。
整理：马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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