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不正经”的才子蔡澜谈女人时一针见血，他说：“墨西哥女人温柔，韩国女人豪放，日本女人开放！”而当被主持人问及情史时，蔡澜自豪地表示：“我从14岁开始谈，差不多一年1个吧，也不算多。”主持人追问：“那岂不是有六十多个了？”他哈哈一笑：“至少有这么多！”
1950年代的香港，一个南洋归来的少年，背着相机、带着笔记本，四处乱晃。
他不漂亮，不高大，不沉默寡言。他话多、笑点低、胆子大，但偏偏迷人。
这个少年，就是日后被称为“香港最不正经”的才子——蔡澜。
某次节目中，主持人笑着问他一番话，蔡澜的回答让众人大吃一惊，场面顿时哗然。
有人说他油腻，有人说他真性情，也有人说他是香港最后一个风流才子。
但在那句“丑的照杀，杀久了美的就来”背后，藏着的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活得通透的坦荡。
蔡澜不是个避讳过去的人，他的情史，在他眼里，不是隐私，而是经历。
他在多个场合说过，他不认为恋爱是浪费时间，相反，他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是一场学习。
“感情不是练习，是练心。”这是他写在某篇专栏里的话。
他说年轻时对爱情的态度很简单：遇上了就谈，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分。
他不相信“天长地久”的理想主义，但他从不玩弄感情。
在那个没有“渣男”这词的年代，他的坦率反倒成了一种诚实。
1993年，他娶了张琼文，不是因为突然想安定，而是因为母亲看过这个女人，说了一句：“这个可以。”
他听从了，他说，母亲是他一生最尊敬的人，她的眼光没人能比，他没再婚，也没再谈情，他不是收心，是知道哪段感情该终点了。
蔡澜身上总有种说不清的“混搭感”，他写美食专栏时可以写得像情书一样动人，下一篇又能谈人生像在讲笑话。
他是少数能把“风流”活成“风骨”的人。
他曾是邵氏电影的监制，那时候成龙还不红，他就坚持给他加戏，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怕死。”
在他眼里，能为一件事拼命的人，值得机会。
后来他写美食，别人写满汉全席、鲍参翅肚，他写“猪油捞饭”。
那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教材，有人觉得他把平常事写得太轻松，他却说：“生活就是这样，不需要装。”
有人说他是“微博第一代红人”，早期他在微博上回答网友问题，风格一如既往地不正经。
“蔡先生，生活苦怎么办？”
“吃糖。”
“蔡老师，感情被骗怎么办？”
“找下一个。”
“蔡先生，觉得自己没用怎么办？”
“你本来就没用。”
他不喜欢鸡汤，也不信励志，他说：“人活一辈子，快乐才是正经事。”
他八十岁后不再买东西，开始送人，他晚年不住家，住酒店，他说：“每天醒来像在旅行。”
有人说他怪，有人说他孤独，但他从不解释。
蔡澜是香港“文人不死”的最后一代代表，黄霑豪放，金庸深沉，倪匡疯癫，他最接地气，倪匡曾评价他：“魏晋风骨，不装。”
他们四人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谈天说地，可如今他们四人都已经相相继去世。
蔡澜生前喜欢在社交平台发动态，他特别不喜欢被叫“文豪”，他说：“我就是个写字的。”
他也不喜欢别人说他“阅女无数”，他说：“我只是没浪费时间。”
蔡澜的“风流”，到底是轻浮，还是某种深刻？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谈个恋爱像投资，结个婚像签合同，感情变成了计算题，连分手都要提前规划。
他的“风流”，在今天看来，反倒是种坦诚。
他曾说：“人要为自己活，不要被别人定义。”
2018年，有人问他：“你觉得自己这一生，算成功吗？”
他笑了笑，说：“成功不成功不重要，我活过。”仅此而已。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他写的某本书封底上：“我活过。”
不惊天，不动地，不煽情，却比任何名言都扎心。
蔡澜不是完人，他也不想当偶像，他抽烟、喝酒、说黄段子、讲情史，什么都敢说。但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个人。
他教不会你怎么恋爱，也教不会你怎么活得潇洒，他只是把自己的生活摊开来，给你看一个版本，一种可能。
他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因为他不后悔。
在这个讲求效率、强调规范的年代，我们越来越少看到像蔡澜这样的人，他不完美，但他完整；他犯错误，但他承认。
他说话不修边幅，但从不虚伪，他不把“风流”当资本，而是当经历，他不把“才子”当标签，而是当责任。
他活得像个老顽童，却比谁都清醒。
这大概也是他能在娱乐圈、美食圈、出版圈都混得开的原因，他不靠平台，不靠背景，只靠自己，你可以不认同他，但不能忽视他。
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他留下了一些“财富”，那份“风流”——不是艳遇的数量，而是对生命的热情，对自由的坚持，对人性的理解。
那才是真正的蔡澜，不是“最不正经”的才子，而是最难得的清醒者。
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不能说他没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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