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布了俄乌“和平计划20条”。
虽然俄官方没有反应，但乌克兰内部却反应激烈，据俄罗斯《真理报》在12月22日援引消息说，乌克兰不少“精英代表”已经悄悄把家人送出了国，还把金融资金提前转移到了海外。
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正在国外工作的乌克兰外交官，超过九成的人已经打定主意，任期一满，绝不回国。
为何乌克兰官员要离开？
所谓“精英代表”，范围其实挺广的，不光是政界的高官，可能还包括一些大企业主、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或者地方上那些手握实权的头面人物。
这些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常常被看作是国家的支柱，或者是某个领域的带头人。
他们的动向，某种程度上就像风向标。
而“驻外大使拒绝回国”这个细节，味道就更复杂了。
大使是什么人？那是一个国家在别国领土上的最高代表，是“流动的国土”，某种意义上，他们本人就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们的去留选择，传递出的信号，可比普通官员强烈得多，也微妙得多。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尤其是这些本该与国家共命运的关键人物，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有这样的动作呢？咱们得把目光放回到乌克兰本土正在经历的事情上。
仗打了这么久，前线局势的胶着和反复，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
虽然公开的报道总是强调决心和抵抗，但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像一片厚重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生活在那个国度的人头上，尤其是那些有资源、有能力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避风港”的阶层。
把家人送到相对安全的国外，从人性的自私角度讲，似乎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风险规避。
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至亲远离炮火呢？
但问题在于，这种“避险”行为，往往伴随着资本的加速外流。
把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意味着他们对本国货币、银行体系乃至未来经济重建的信心不足。也将削弱本国本已吃紧的外汇储备，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也让战后经济复苏的计划，在起点上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也意味着社会中上层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感”和“不确定性”。
其实，这不是偶然现象。
长期的战争状态，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源的极度倾斜，向军事、国防、安全领域倾斜。而普通民众要承受物价、动员、失去亲人的痛苦，精英阶层，虽然物质上或许更有保障，但他们同样需要面对一个未来蓝图极其模糊的局面。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结束之后的乌克兰会是什么样子？自己在新的权力架构或经济格局中，又将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看来都像是迷雾中的灯塔，影影绰绰，看不真切。
当未来充满未知，而当下又危机四伏时，那些掌握了信息和人脉的“聪明人”，选择为自己安排一条看起来更稳妥的退路，似乎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
尽管这种“理性”，从国家道义和职责的角度看，常常会遭受指责。
再来重点说说那些外交官。
外交官拒绝回国，这在和平时期是极为罕见的个别现象，通常只涉及个人职业或家庭的特殊原因。如果俄媒报道的数据接近事实，高达“超过90%”，已经算是乌克兰国内的一种普遍性的倾向。
如果连自己的外交使节都对回国心存忌惮，又怎能说服外国投资者和伙伴对乌克兰的未来抱有信心呢？
如果说精英外逃是在给国家"放气"，那么系统性的贪腐就是在直接"抽血"。2025年曝光的一起涉案金额高达上亿美元的贪腐案，让世人看到了乌克兰战时经济的真实状况。
更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的贪腐已经从过去的"暗箱操作"升级为了"公开抢劫"。
早期可能还只是军用物资采购时吃点回扣，比如2023年那起著名的冬季军服采购案，报价比市场价高出近50%。到了2025年，已经发展到直接截留西方援助资金，甚至将黑手伸向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这种贪腐模式的演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精英阶层心态的变化：从"细水长流"变成了"能捞就捞"。
有趣的是，西方机构仅开展一次专项调查就查出如此巨额的贪腐案件。
这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冰山"在水下。而且这些贪腐行为似乎已经不再刻意隐藏，反而带着几分"末日狂欢"的意味。
即便乌克兰政府进行了自查。
11月底，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因贪腐被查而辞职。
但这只能说明，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已经渗透地非常严重！
从更宏观的治理角度看，这反映了国家机器在应对长期极端危机时可能出现的“机能失调”。
当战争看不到尽头，当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逼近临界点，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开始进行残酷的“理性计算”：如何保全自己核心的利益（家庭安全和财富）。
而当这种计算成为群体性潜流，国家政策的执行效率、资源的公平分配、乃至高层的指挥效力，都可能大打折扣。因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心思可能已经不完全在战场和国内了。
不过，俄媒的单方面报道需要谨慎看待，其数据可能含有信息战和心理战的成分，意在打击乌方士气、瓦解内部团结。
也可能有一部分官员和外交官的家属出国，是出于极端的安全顾虑，或是正常的学业、工作安排，与“外逃”不能完全划等号。
但无论如何，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超越前线战事之外的深层挑战：
如何维持精英阶层对国家的忠诚与信心？如何防止社会团结被内部日益扩大的不信任感所撕裂？如何在漫长的消耗中，让所有人，包括那些掌有资源的人，依然能看到一个值得为之坚守的未来？
这对乌克兰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他们不仅需要在军事上应对强大的对手，还需要在经济上稳定人心，在政治上重建信任，在外交上争取持久的支持，同时，或许是最难的，要在内部防止一种“失败主义”或“自我保全主义”的情绪自上而下地蔓延。
乌克兰的这场“信心保卫战”，其艰难与关键程度，或许并不亚于在顿巴斯或扎波罗热进行的任何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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