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法国巴黎。
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收到了一份临时通知，说是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将率团短暂停留三天。
那会儿外交接待很讲究，尤其是像粟裕这样级别的人物，安排必须妥当。
黄镇当时心想，这趟路走得挺远，怎么也得让将军放松放松。
他笑着问粟裕：“巴黎好地方多着呢，将军想去哪儿看看？”
粟裕没多想，答得干脆：“我想去诺曼底。”
黄镇愣了一下。
说实话，这不是他预想的答案。
巴黎的美术馆、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街，哪个不是响当当的文化符号？可将军偏偏说了诺曼底，战火早已熄灭的旧战场。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1949年年底，一份机密命令交到了粟裕手中——第三野战军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由他担任总指挥。
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军事行动，这是一次真正的两栖作战，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之前的任何战役。
他开始研究海战，尤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登陆战。
诺曼底，在他心里早早写下了重重一笔。
可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中央决定将“解放台湾”计划暂时搁置。
这场战役就此停下脚步，也成了粟裕此后几十年心头的一个结。
所以21年后，在法国，他才提出这个请求——去诺曼底。
他不是为了缅怀，也不是为了观光。
他去，是带着问题去的。
从巴黎到诺曼底，车程五六个小时。
那天车上，没人说话。
车窗外是连绵的田野和风车，法国同志本想介绍一下沿途风景，粟裕却一直低头在翻笔记。
他拿着铅笔，一笔一划地画着地图，把诺曼底各个滩头、交通线、港口位置都标在小本子上。
他不是在看风景。
他是在看战场。
车队到了阿洛芒什镇，法国方面还安排了一位军事学者随行。
刚下车没多久，粟裕就围绕当年的战役节奏，抛出了四个问题：
“盟军一共动用了多少人？都怎么运过去的？”
“人工港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具体建了多少个水泥墩？”
“那些水泥墩子是怎么固定的？有没有详细数据？”
“9000多艘舰船在这么小的纵深里，怎么安排坦克协同？”
法国学者听完，沉默了。
他摇了摇头：“对不起，这些我都回答不了。”
粟裕点了点头，也没说什么。
他转身走向海滩，踩着湿软的泥沙，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天风挺大，天色阴沉，海边只有他一个人，脚印在退潮的沙滩上留了一长串。
走了二三里，他终于在滩涂尽头找到了几块残存的水泥墩。
那是当年临时港口的遗迹，布满青苔，边角有些坍塌。
他蹲下来，摸了摸表面的结构，一边记录数据，一边比对自己画的草图。
谁也没打扰他。
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在“参观”。
他是在“复盘”。
那一天，整个代表团在诺曼底待了十个小时。
没有拍照，没有留影。
只有笔记、脚印，还有那句他下车前说的：“不虚此行。”
回国后，粟裕把这次考察写成一份报告，题为《关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几点技术观察》。
报告送到了叶剑英手上。
叶剑英看完后说了一句话：“这篇报告，对我军未来的海陆空协同，有重要意义。”
说起来，粟裕一辈子很少谈自己。
但凡说起战役，总是讲“部队怎么打”“对方怎么布防”。
可唯独台湾，他从没真正放下。
他曾跟孩子说：“等全国解放了，就带你们回家乡。”可直到生命最后，他也没能带他们回去。
因为在他心里，全国解放，必须包括台湾。
有一次，他带着妻子楚青在上海街头散步。
走到一家咖啡馆门口，他突然停下，说：“这家店不错。”
楚青好奇地问他：“你也懂这些？”
粟裕没多想，指着二楼窗户说：“你看，从这上面架几挺机枪，这整条街都能封住。”
楚青笑了。
她明白了，他眼里看到的，不是生活的浪漫，而是城市战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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