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72岁的庞叔令在苏州家中回忆起半年多前《江南春》图卷现身的场景，手和心依然抖得厉害。
“庞莱臣珍藏印、虚斋珍赏、虚斋至精品……12枚。就是它了，曾祖父的12枚虚斋印章，檀木的原装盒子，是我家的东西，我小时候见过，很亲切的感觉。”那是5月22日，一个朋友给庞叔令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到嘉德拍卖行的春拍预展目录中，有仇英《江南春》图卷是虚斋的东西。而《江南春》图卷自1959年由庞叔令的父亲庞增和代表全家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她就再也没有见过。10年前，她在与南京博物院的一起名誉权诉讼法庭现场吃惊地获知，这幅被曾祖父和父亲奉为珍宝的画卷，1990年代已经流落到南京艺兰斋艺术有限公司（下称艺兰斋）董事长陆挺手中。
庞叔令打开电脑，检索到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嘉德拍卖”）2025年春拍拍品图录重磅推介的《江南春》图卷，细细数着图卷中留有的曾祖父庞元济12枚印章。“父亲无偿捐给南京博物院的珍品，被南博擅自以赝品为名处置掉，没想到竟然流入拍卖市场，而且估价8800万元。拍卖行对《江南春》图卷的估价也肯定了太公的收藏眼光。我惊呆了，没想到这幅藏品会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现身，我觉得是太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庞家。”
第二天，庞叔令就到苏州公证处对拍卖行预展的《江南春》图卷介绍做了公证保全，委托律师向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报案，要求对《江南春》图卷采取扣押、查封等保护措施，防止拍卖流失。这场春季拍卖会原定5月26日晚上10点半正式开拍《江南春》图卷，庞叔令和家人守在电脑前盯着拍卖的实况，当晚9点半，主持人宣布《江南春》图卷撤拍。
“执法总队对此事很重视，行动很迅速。”一位了解内情的收藏界人士向财新透露，当时南京博物院并未透露其将《江南春》图卷鉴定为赝品并退出馆藏处理，庞家手里有1959年南京博物院开具的捐赠清单，“捐献给国家博物馆的珍宝流到拍卖市场，拍卖行估价8800万元，预计成交价上亿元，因此执法总队礼貌而坚决的要求撤拍；拍卖行当初对委拍人拿出大名鼎鼎的《江南春》图卷也很吃惊，事先仔细查验过了全套转让手续，但还是接受了撤拍的要求”。
戏剧性的是，嘉德拍卖2025年春拍预展展品和小程序上线的当天，2025年5月7日，《江南春》图卷曾经的“主人”陆挺，因多脏器衰竭医治无效去世。他不会知道，自己引以为豪的艺兰斋镇馆之宝，将引起中国文博界的一场大地震。
6月3日，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法官的主持下，庞叔令与南京博物院就1月份提起的一桩知情权诉讼达成调解，6月28日，庞叔令和两名代理律师获准进入南京博物院库房，现场查验1959年庞家捐献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套）虚斋藏品，他们看到了其中的130件（套）。7月3日，南京博物院致函给庞叔令，称捐献目录中的其他五幅，仇英的《江南春》图卷、赵光辅的《双马图轴》、王绂的《松风萧寺图轴》、王时敏的《仿北苑山水轴》和汤贻汾的《设色山水轴》，“经查，1961年11月，经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作，未达到我院收藏标准，我院将前述作品进行剔除，不再纳入藏品序列管理，已经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划拨或调剂处理”。
南京博物院前身为1933年由蔡元培等人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新中国建政后改为现名，一度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经费由中央拨款，任务由文化部直接布置，继而先后改由华东文化部和江苏省政府文化局领导，但性质仍为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
12月18日，在“南京博物院馆藏《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事件被上海澎湃新闻首先披露并引起轩然大波后，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出示了一份1997年7月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盖章的藏品拨交处理报批单，涉及将包括“江南春卷”在内的1259件藏品作为“剔除品”退出馆藏，拨交文物商店，以及一份2001年4月署名“顾客”的顾客以6800元买走“仿仇英山水卷”的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
对于这位2001年花6800元买走“仿仇英山水卷”的顾客是谁，南京博物院未予明示。但是，2025年将《江南春》图卷委托嘉德拍卖估价8800万元的委拍人，并不是1990年代就在华东收藏圈内宣称花17万元买走《江南春》图卷的陆挺。2025年8月7日，庞叔令对南京博物院再次发起诉讼，要求将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等5幅被南京博物院定为赝品退出馆藏的字画返还庞家。诉讼将嘉德拍卖列为第三人，庞叔令由此得知委拍人叫朱光，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在嘉德拍卖的拍品图录中，七米长卷的《江南春》图卷被重点推介，称其一直是江南几位重要收藏家的庋藏，但只记录到1949年去世的庞元济，为“虚斋至精之品”。这幅《江南春》图卷其后的经历跌宕起伏：从庞家到南博，是一个大时代下的小故事；从南博到陆挺，是一个疑雾重重的流转故事；从陆挺到拍卖行手里，则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业故事。
12月23日早间，国家文物局宣布成立工作组，就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中的有关情况开展核查。随即江苏省委省政府亦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保管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藏品安全问题全面深入调查。
从庞家到南博：文物会说话
庞叔令的曾祖父庞元济，生于1864年，字莱臣，号虚斋，浙江湖州南浔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其产业范围涵盖缫丝、棉纺、造纸、金融等行业。庞元济自幼嗜画，亦喜欢购置名画家手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庞元济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历代名画，其将珍藏的古字画精品编纂录入《虚斋名画录》，规模之众、品质之精，“甲于东南”，在国内收藏界与“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齐名，被誉为“北张南庞”。
“抗日战争中，我太公（曾祖父）为了虚斋收藏耗费心血，在南浔、上海、苏州奔走保护藏品，故宫文物大迁徙，虚斋收藏小迁徙。”庞叔令对财新说，“1949年3月太公去世，生前遗嘱把字画收藏分为三份，孙子庞增和、庞增祥和过继的嗣子庞秉礼各拿一份，还有小部分作为家族的公产由继室夫人贺明彤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保管，我的父亲庞增和继承了太公三分之一的古字画收藏。”
庞元济逝世后，其夫人贺明彤与长孙庞增和一家住在苏州，次孙庞增祥一家定居上海，嗣子庞秉礼当时是国民党东南军政副长官孙立人的秘书，曾来苏州动员全家搬迁台湾。1953年出生的庞叔令听大人讲，当时藏画已全部装箱，部队的军车也准备好了，最后一天合议还是决定留下来，“认为孤儿寡母去台湾不合适，也很难保存好曾祖父一辈子的心血，总觉得庞家的根应该在大陆”。
留下来的庞家很快迎来了官方对虚斋藏品的征集，先是上海，然后是北京，再之后是苏州、南京……庞家与南京博物院的渊源开始于1959年，在南京博物院数月多次上门动员下，庞增和携全家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了137件（套）字画珍品。
“我曾祖母的一个远房表弟郑山尊当时是江苏省文化局官员，1959年的一天，他带着一大帮人到我家拜访，动员曾祖母和我父亲捐画给国家。他来了好多次，我印象里每次客厅里都坐了一屋子人。他动员我父亲说，南京博物院的很多藏品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现在是国家有难，庞家一向是爱国的，希望庞家能鼎力相助南京博物院。虚斋收藏是我太公的毕生心血，曾祖母和父亲有点犹豫。他又口头承诺，以后庞家后人要考大学，国家可以照顾。曾祖母很疼爱我们晚辈，就动心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南京博物院当时的院长曾昭燏很关心这件事，亲自上门做工作。”曾昭燏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庞叔令印象中曾昭燏穿一身素雅的深蓝色旗袍，个子瘦小，说话很温和，女先生的形象，“她对我们小孩子很亲切，当时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曾院长会给我们带花生米来，那是我最爱吃的。父亲对曾昭燏印象很好，再加上当时政治形势，各方考量下就决定捐一部分古字画给南京博物院”。
这批捐献给南京博物院的文物有137件（套），仇英《江南春》图卷即在其中。此画曾被称为“仇画第一”，上有吴门名家沈周、文征明、王宠、文彭等十位名家题跋，在清代，由王氏“话雨楼”王楠、王鲲、王致望三代珍藏，期间经寓居楼中的金农过眼；后经“过云楼”顾文彬藏，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中，传至其孙顾麟士后，转藏庞元济处，为“虚斋至精之品”。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给与庞元济有旧的时任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写信，点名征集“非要不可”的六幅画中就包含《江南春》图卷。1959年3月，庞增和收到曾昭燏亲自写来的感谢信，承诺“其中有许多异常珍贵之品，我们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
一位书画市场资深观察人士告诉财新，民国时期知名画家马晋、陆恢等去虚斋临摹过《江南春》图卷，“这是对这张画最好的致敬，当时画家以能进入虚斋赏画为荣，更以潜心临摹作为学习和连接古代先贤的最好方式”。财新了解到，马晋临摹的《江南春》在2018年嘉德秋拍中以138万元成交。
值得一提的是，庞增和一家不仅无偿捐给南京博物院137件（套）古字画，其后还于1962—1963年在南京博物院征集下又给了宋徽宗赵佶的《鸲鹆图》等11幅古字画。
根据庞叔令的说法，另于1963年从庞家流转到南京博物院的元朝吴镇《松泉图》和清代吴渔山《仿古山水册》，成了庞家和南京博物院的纠葛之源。庞家称这两幅画是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徐沄秋以南博办临展为由借的，三个月过后没有按照约定归还。之后曾昭燏于1964年12月跳楼身亡，然后是“文革”、庞家被抄家、全家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直到1979年才回到苏州，“一直到1982年，我父亲才顾得上向南京博物院讨要两幅画。但借据在文革中被毁了，当时的博物院院长姚迁等人态度已变，对我父母敷衍推诿”。
1988年庞增和向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起诉南京博物院，要求返还《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一审法院认为，庞增和认为此画是借给南京博物院，但无借据，证据不足；南京博物院认为是接受原始捐赠，亦缺少合法的捐赠手续。法院判决两幅画的所有权归属于南京博物院，由后者一次性付给庞增和人民币4万元。1990年5月南京中院二审判决，将南京博物院给付的购画款及利息增至54998元。
输掉两幅字画官司的庞家很少再与南京博物院来往。24年后的2014年12月，为了纪念庞元济诞辰150周年，南京博物院举办“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展出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虚斋藏品精品。庞叔令受邀作为家属代表参加展览开幕式，获得了一本由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主编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画册。画册的卷首，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展览策展人庞鸥（和庞莱臣家族无血缘关系）在《庞莱臣与“虚斋”藏画》一文中写道：“庞莱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庞叔令认为这句话是对庞家子孙人格名誉的侮辱，在要求南京博物院撤回画册和道歉无果后，2015年6月，庞叔令将南京博物院和庞鸥告上法庭。
在诉讼中，为了论证庞家确有出卖字画，庞鸥向法庭展示了《现代快报》2010年8月30日的一篇报道，报道写道：“庞莱臣辞世后，他的收藏已经分为三支，其中仇英的《江南春》归了苏州的女儿， 后被艺兰斋收藏。”
庞叔令最终赢得了这起名誉权诉讼，但庞鸥的举证让她惊讶地发现：“《江南春》图卷1959年由庞家捐献给了南京博物院，怎么会从博物院流入民间收藏？”
自2016年起，庞叔令多次向南京博物院和有关部门写信，要求彻查和公开1959年庞家捐赠的137件（套）古字画的总登记台账和去向。8年间寄出去的情况反映和信息公开申请信超过20厘米厚，但杳无音信。2025年1月，庞叔令向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起诉南京博物院，要求南京博物院对庞家后人交代清楚庞家捐赠的137件（套）古字画的保管情况，并当面向庞家人展示原画。
南京博物院继续保持了沉默，直至2025年嘉德春拍预展上线，《江南春》图卷以戏剧性的方式现身，又以戏剧性方式撤拍。
“文物本身会说话，这是太公在天之灵保佑庞家和他苦心收藏的字画。”庞叔令说。
三次鉴定与一次极为罕见的出售
1959年捐献入库的《江南春》图卷如何流入嘉德拍卖？在媒体和公众的追问下，2025年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发表声明：“1959年1月，我院正式接收庞增和先生捐赠的137幅庞家收藏画作。报道中提及的5幅争议画作，1961年经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经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我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五幅画作进行了处置。”
其后12月18日，南京博物院又向新华社记者出示了专家鉴定记录及有关流程证据：第一次是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组织以张珩为主的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到南博进行书画鉴定，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专家鉴定后认为：“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第二次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位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另外，南京博物院出示的一张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盖章的藏品处理报批单也显示，涉及南京博物院包括“江南春卷”在内的1259件藏品被冠为“剔除品”，“六十年代初经全国书画专家组审定为赝品，建议剔除，自1986年至1990年期间，江苏文物出境鉴定组及南博鉴定人员又对这些书画进行再次认真审核，确认为大部分赝品和线以下一般书画，不宜入藏”。
南京博物院将《江南春》图卷作为赝品从馆藏中剔除所依据的三次文物鉴定，其中提到名字的六名鉴定专家目前均已去世。根据2015年6月北京湛然拍卖公司影印推出的《张珩书画鉴定审查报告》，自1961年10月开始的首届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首站即是江苏。1961年10月19日至12月28日，文化部文物局的张珩、天津博物馆的韩慎先和上海文管会的谢稚柳，到江苏南京、苏州、扬州、镇江等地的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及灵岩山寺等处，70天共看古书画51000余件，其中10月19日至23日由张珩一人鉴定，10月24日韩慎先加入，11月2日谢稚柳加入，在南京博物院鉴定的时间是11月25日—12月18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旅途辗转，他们每天要看大量古字画，“最多几天平均1700件一天”——按一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件文物只能看20秒左右。张珩在1962年1月10日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中也表示：“我们在这次鉴定完毕后的座谈会上，曾一再说明这次的鉴定方法不是正规的鉴定方法，只是在特殊时期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庞叔令认为《江南春》图卷不可能是赝品，“曾祖父的鉴赏水平享誉海内外，虚斋印章是大家公认的品质保障，之前也经过数名大收藏家收藏，流传有序”。她还提及，在南京博物院2013年出版的《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中，从1959年2月26日到1964年2月26日，曾昭燏在日记里提到接待庞增和及其家人次数多达24次，但从未提及过所捐赠的字画包含伪作。
庞叔令向财新表示，她对三次鉴定的真实性和效力提出质疑。“南京博物院未公开1961年和1964年鉴定原件及未遮挡的文件全貌。其提供的仅是专家意见记录，没有专家的签字和正式鉴定书，不具有合法效力。”庞叔令要求南京博物院提供三次鉴定中每位专家签字的鉴定意见，并提供原件。
一名艺术品市场交易从业人员向财新表示，对于古字画，不同鉴定专家会有不同意见，例如张珩在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在鉴定过程中，也有一些我们三人意见不一致，展开辩论的地方”。他认为，南京博物院出示的专家意见鉴定顶多是一份专家意见讨论记录台账，并非正式的专家鉴定意见书。
此外，庞叔令指出，南京博物院出示的1961年专家鉴定意见中明确“陈鎏题引首真”。陈鎏是明代人，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其卒年晚于沈周、仇英，这至少证明这幅《江南春》是明代真迹。她反问道：“明代真迹是否属于文物，是否可被剔除藏品序列？请南京博物院向社会公众做出说明。”
另一名博物馆资深字画研究专家向财新透露，自己在今年嘉德拍卖展会现场看过《江南春》图卷原件，“确实是精品，文物价值很高”。他也着重指出“陈鎏题引首真”这一点，“古字画鉴定的复杂在于，经常是有真有假混在一起的。比如题诗是真的，古人为了卖更高的价钱，就请别人再在旁边高仿一幅画，这在古代也是常见的，尤其是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这吴门四家，他们都是苏州籍的好友，弟子众多、互相唱和。所以这种作品即便真的不是仇英所画，也不是一个我们日常理解的一文不值的假东西。”
“古字画领域的假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假冒伪劣概念不一样，假的字画也可以有很高级别，比如米芾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虽然是宋摹本，但本身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那也是国家一级藏品。”他说。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蒋寅向财新记者表示，艺术品的真假和艺术价值关系不大，顶多关系到市场价格。尤其是像《江南春》图卷这幅字画，经过数名大收藏家收藏，流传有序，是否为仇英真迹搁置暂且不讨论，其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与公众和艺术行业关注《江南春》图卷真伪及艺术性不同，多名受访的文博从业人员认为，此事真正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为何要出售”以及“如何能出售”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1259件所谓“剔除品”文物。
“已经收入博物馆馆藏序列的文物，极少会流通到社会个人手中，尤其南京博物院1997年一次性将1259件藏品剔除出馆藏目录，划拨给文物商店出售，这种操作在中国博物馆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位曾担任西部某文物大省国家一级博物院管理职务的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接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彻查这次划拨出售行动，“尽管表面上有相关的程序审批，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可能是一次内外合谋、上下勾结的安排，可能涉及多件珍贵文物流出，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江南春》”。
他表示，在1986年之前，博物馆馆藏管理制度相对混乱，博物馆面临生存困境，向社会出售馆藏文物用以创收、养活博物馆自身的现象确有发生。1986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出台，第十九条即严禁藏品出售或者作为礼品；第二十一条则规定，已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或已入藏的文物、标本中经再次鉴定确认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
这位前博物院负责人告诉财新，考古挖掘、博物馆馆藏、文物商店是文物来源的“三驾马车”，其中文物商店的职责是从社会上收集文物，一部分再向社会出售，另一部分从社会收集的文物精品经过筛选可以选入博物馆馆藏，“但极少会有博物馆藏品反向操作流入文物商店的，不能理解”。
另一名国家级博物馆资深人士也表示，已经收入博物馆馆藏序列的文物极少会流通到社会个人手中，即使是赝品或者残次品，也有作为参考对照学习的价值，其退出机制要么是存入库房，要么是经过文物局审批进行馆际间调配、划拨，比如从馆藏丰富的省级博物馆划拨到馆藏较少的市县级博物馆，或者馆际间资源互补。他认为，博物馆的藏品管理有一套标准的管理规则和流程，像南京博物院这种文物从博物馆违规流入文物商店的事件是个案，绝非普遍现象，“博物院系统要防范的重点就是内部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监守自盗，以赝品换真品”。
一名南京博物院内部退休员工也对财新提醒，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江南春》，“现在大家都盯着庞家的5件东西，因为大家不知道这1259件文物里到底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公布过，也没有人问这些东西去向。但这1259件文物有编号有记录，到了什么人手里，通过什么途径，怎么卖的，总金额多少钱。这都需要给公众一个说法”。
他进一步透露，建国初期，曾把一些与国民党政府反动派关系密切的作者的书画作品，比如张大千、于右任，以及曾国藩等镇压太平天国的封建王朝刽子手，类似这些人的书画作品因为政治原因归入“参考品”，“这1259件划拨的文物里就可能有这些人的东西”。
从南博到陆挺：“顾客”是谁
这次让博物馆同行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划拨和出售，南京博物院是如何实现的呢？在12月18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南京博物院出示了《江南春》图卷从划拨、调剂到退藏、销售的相关史料：1986年6月，原文化部制定出台《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之后南京博物院依照此办法，由原江苏省文物出境鉴定组及南博鉴定人员对一批建议剔除的书画作品进行再次审核，确认不宜入藏。1997年4月15日，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苏省文化厅提交《关于处理不够馆藏标准文物的报告》，请求“将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即博物馆的处理品）进行调剂，价拨给省文物总店处理”。原江苏省文化厅于1997年4月21日同意调剂。1997年5月8日，被专家认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销售清单显示为《仿仇英山水卷》。
南京博物院出示的资料中，即包括2001年4月一署名“顾客”的顾客以6800元买走“仿仇英山水卷”的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对于顾客是谁，南京博物院未予明示。但一系列证据显示，今年5月刚刚去世的南京收藏家、艺兰斋董事长陆挺及其妻子丁蔚文多次在收藏圈内和出版物上透露，早在1990年代其艺兰斋就收藏了这幅《江南春》图卷——这与南京博物院2001年4月卖出的说法明显矛盾。
陆挺是南京人，关于其早年经历信息很少，一名与其打过交道的文物界人士称，陆挺曾透露自己是南京附近乡下的苦出身，上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接触并收藏和买卖各种字画，1997年7月成立艺兰斋。至少有两名与陆挺打过交道的人士告诉财新，陆挺说起过自己收藏《江南春》图卷的故事：1990年代某一天，一个自称庞家后代的年轻人带着这幅画敲开他的家门，开价19万元，他还价到17万元成交。陆挺的妻子丁蔚文曾在2000年4月15日出版的该年第八期《读者》杂志上撰文，推介定于2000年5月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艺兰斋2000年春季中国字画拍卖会北京地区预展，其中提及艺兰斋收藏有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上有沈周、文征明等名家题跋，经王任堂（话雨楼）、顾麟士（过云楼）、庞莱臣（虚斋）递藏。财新还从知网检索到丁蔚文2009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题为《仇英〈江南春〉考辩》的硕士论文，其中第四页也提到《江南春》图卷由艺兰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庞莱臣后人手中收藏。丁蔚文拒绝接听财新的电话及回复短信采访。
澎湃新闻12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上海收藏家颜明的话说，他1999年在陆挺家中亲眼看到过《江南春》图卷。不过他听到的说法有所不同：这幅《江南春》图卷是陆挺以16万元的价格从江苏省文物总店购得，该画作原本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南博曾专门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请示将包括这幅画在内的一批书画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这批文物刚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的第二天，陆挺就已完成购买手续，将这幅《江南春》图卷带回了家。颜明认为，这次“调拨”与后续的“出售”大概率是定向操作，“就是专门为陆挺量身安排的定向交易”。
那么，是谁安排的“定向交易”？
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记者出示的一份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盖章的藏品拨交处理报批单，涉及南京博物院包括“江南春卷”在内的1259件藏品。报批单中写到，“该1259件剔除品书画，六十年代初经全国书画专家组审定为赝品，建议剔除，自1986年至1990年期间，江苏文物出境鉴定组及南博鉴定人员又对这些书画进行再次认真审核，确认为大部分赝品和线以下一般书画，不宜入藏”，落款日期1995年5月26日。下面还有一行注文：“1997年6月9日省文物店正式全部运走”，落款日期1997年7月。这份报批单的申请人为凌波，保管部主任为钱锋，院长签名是时任南京博物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兼法定代表人徐湖平。
钱锋现已去世，从字迹上看以上文字为凌波书写，凌波其后曾接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南京博物院内部人士称，凌波曾是徐湖平核心圈子里的人，但后来也产生矛盾。财新数次拨打凌波的电话，她均未接听。
财新亦曾多次致电徐湖平，其中12月20日徐湖平在接通后听说记者采访，大声说了句“谢谢”即挂断电话。徐湖平前一日接到“正在新闻”电话时曾有简短表态，称“这个事没有经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
公开资料显示，徐湖平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945年1月。财新了解到，徐湖平的父亲是1928年入党、早年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解放后在江苏任职，以副省级离休。徐湖平18岁从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参军，在拱卫北京的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服役六年，其所在部队曾因击落潜入中国领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美国U—2型飞机而荣立集体一等功。1964年，徐湖平所在部队全体指战员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合影，成为其重要人生印记。
1969年徐湖平复员回到南京，先后做过煤矿工人、汽车厂翻砂工和印刷厂胶印工，1973年7月调至南京博物院。一些早年与徐湖平打过交道的人士对财新回忆说，徐湖平个子不高，学识不著，但是因为高干子弟背景和军旅生涯，在文化人扎堆的南京博物院与众不同，“有江湖气，为人仗义，混不吝，办事能力强、特立独行”。徐湖平很快被选为党支部委员，时任院长姚迁很照顾他，将其提拔为院办公室负责人。
1984年11月，姚迁含冤自缢，徐湖平在博物院为其摆放灵堂。第二年8月，姚迁获得平反，徐湖平也升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并从1995年历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和法定代表人，实际主持工作。2001年2月至2005年12月，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之后又担任院党委书记至2008年，前后实际执掌南京博物院十余年。退休后徐湖平依然担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直至2021年，该协会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江苏民间收藏委员会，徐湖平为创始会长。
两名南京博物院内部员工认为，徐湖平在南博早年受姚迁照顾，姚迁之死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后来主要仰仗的是其岳父的背景。徐湖平的岳父担任过江苏省级领导，也曾分管政法委，在公检法系统里人脉很广。“后面几十年那么多人一直举报徐湖平，从来没有把他告倒，与这个背景的庇护有很大关系”。但也有消息人士称徐湖平妻子与其关系并不好。
无论是赞是弹，被访者都认为，徐湖平可以说胆子非常大，“没有一个博物院敢像他那么做事，也没有一个博物院像南博有这么大的家底，而且有机会、有人脉去做这些”。
尽管徐湖平努力撇清自己与《江南春》图卷的关系，但南京博物院出示的拨交处理报批单上赫然有他的签名，更重要的是，他与陆挺是多年好友，有多次相互捧场的公开站台和相互夸赞的公开表述。而无论是陆挺声称购得《江南春》图卷的1990年代，还是南京博物院拿出发票佐证江苏省文物总店售出《江南春》图卷的2001年，徐湖平都既是南京博物院法定代表人，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还与陆挺分别担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会长和顾问。
财新亦曾多次致电徐湖平，其中12月20日徐湖平在接通后听说记者采访，大声说了句“谢谢”即挂断电话。徐湖平前一日接到“正在新闻”电话时曾有简短表态，称“这个事没有经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
公开资料显示，徐湖平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945年1月。财新了解到，徐湖平的父亲是1928年入党、早年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解放后在江苏任职，以副省级离休。徐湖平18岁从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参军，在拱卫北京的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服役六年，其所在部队曾因击落潜入中国领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的美国U—2型飞机而荣立集体一等功。1964年，徐湖平所在部队全体指战员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合影，成为其重要人生印记。
1969年徐湖平复员回到南京，先后做过煤矿工人、汽车厂翻砂工和印刷厂胶印工，1973年7月调至南京博物院。一些早年与徐湖平打过交道的人士对财新回忆说，徐湖平个子不高，学识不著，但是因为高干子弟背景和军旅生涯，在文化人扎堆的南京博物院与众不同，“有江湖气，为人仗义，混不吝，办事能力强、特立独行”。徐湖平很快被选为党支部委员，时任院长姚迁很照顾他，将其提拔为院办公室负责人。
1984年11月，姚迁含冤自缢，徐湖平在博物院为其摆放灵堂。第二年8月，姚迁获得平反，徐湖平也升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并从1995年历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和法定代表人，实际主持工作。2001年2月至2005年12月，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之后又担任院党委书记至2008年，前后实际执掌南京博物院十余年。退休后徐湖平依然担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直至2021年，该协会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江苏民间收藏委员会，徐湖平为创始会长。
两名南京博物院内部员工认为，徐湖平在南博早年受姚迁照顾，姚迁之死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后来主要仰仗的是其岳父的背景。徐湖平的岳父担任过江苏省级领导，也曾分管政法委，在公检法系统里人脉很广。“后面几十年那么多人一直举报徐湖平，从来没有把他告倒，与这个背景的庇护有很大关系”。但也有消息人士称徐湖平妻子与其关系并不好。
无论是赞是弹，被访者都认为，徐湖平可以说胆子非常大，“没有一个博物院敢像他那么做事，也没有一个博物院像南博有这么大的家底，而且有机会、有人脉去做这些”。
尽管徐湖平努力撇清自己与《江南春》图卷的关系，但南京博物院出示的拨交处理报批单上赫然有他的签名，更重要的是，他与陆挺是多年好友，有多次相互捧场的公开站台和相互夸赞的公开表述。而无论是陆挺声称购得《江南春》图卷的1990年代，还是南京博物院拿出发票佐证江苏省文物总店售出《江南春》图卷的2001年，徐湖平都既是南京博物院法定代表人，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还与陆挺分别担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会长和顾问。
财新数据的工商资料显示，江苏省文物总店成立于1990年12月，注册地址为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也正是南京博物院的地址。江苏省文物总店不仅就在南京博物院院内，其法定代表人也由南京博物院法定代表人兼任，徐湖平2008年从南京博物院退休之后，其继任者龚良也同时担任江苏省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直至2018年5月注销，改制为江苏省文物总店有限公司，隶属关系才改属江苏省国资企业苏豪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巧合的是，在拨交处理报批单上加盖红色公章的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其地址也是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这个同样内附于南京博物院的机构，职责是代表国家对当地口岸的出境文物进行鉴定、查验，受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对执法机关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文物拍卖标的、进入流通的文物、私人收藏的文物、馆藏文物和社会人士捐献的文物等进行鉴定。
一名南京博物院内部退休人士对财新表示，《江南春》图卷等1259件文物从南京博物院被剔除“拨交”到江苏省文物商店，既有南京博物院内部从保管部到院长的申请和审批，又加盖了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的公章，还向江苏省文化厅打了报告并获得批准。这个调剂手续是合法的，但需要“穿针引线”的人。
“像徐湖平既担任南京博物院这样收藏文物的公共机构负责人，又担任出售文物的文物商店负责人，还担任买卖文物的收藏家协会会长，他在监管文博事业的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里也有相当影响力，这样的三位一体乃至四位一体的安排，在全国文博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极为罕见的。”上述西部文物大省前博物院负责人对财新表示，买卖文物需要一个有资质的实体，博物院是没有资质的，没有直接销售文物的权力，所以要把文物划拨调剂出去，必须经过有经营资质的单位，就是文物商店。和全国其他省份的文物商店不一样的是，一般文物商店和博物院都是两个单位，虽然是同属于文化系统，但是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而江苏省文物总店居然和博物院是一个单位，徐既是南博的院长又是文物商店的法定代表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机制安排确实不利于文物安全的管理，容易形成利用博物馆负责人的审批权将真文物定为赝品退出馆藏，利用文物商店负责人的交易权定个低价卖给特定人，与某些不法收藏商人内外勾结、监守自盗的致命漏洞。”
一名资深古字画专家向财新分析，南京博物院向新华社提供的证据清单上2001年售出的“仿仇英山水卷”，与1997年调剂划拨到文物商店的“江南春卷”，很可能不是同一幅图。“因为一般文物的名称不会轻易改变，特别是有名的作品《江南春》，与‘山水卷’这类泛泛的名字不同，很可能是混淆视听、转移视线，掩盖真实的交易。”他认为，2001年中国拍卖市场已经兴起，《江南春》图卷即使再不是仇英所画，上面有明代真迹是肯定的，不可能以6800元“如此低价”售出。
另一名艺术品交易市场资深人士向财新指出，署名“顾客”也有玄机，可能是为了掩盖真实买主。据他介绍，国家批准有资质进行文物买卖的仅有两类，一是国营的文物商店，二是拍卖行。拍卖行文物一般价格较高，而国营的文物商店售价低不少，是有关系的人“捡漏”拿好货的捷径。“文物商店分为外柜和内柜，好东西不会进入到外柜展示，一般直接进入内柜给特殊人物看，属于定点购买。”他分析这个特殊人物可能是陆挺本人，也可能是另有其人，陆挺再从该人处购得。
上述南京博物院内部退休人士则认为这里面是一个阴阳合同，“提前放出风去，有什么好东西，找好买家，谈好价格和交易细节，大多数时候都是现金交易，面子上有一个6800的发票，这个价格可以随便写，为什么？参考品就是假货，卖假货6800怎么不行？”他也认为，“顾客”应该就是陆挺，“实际上陆挺自己出来讲是17万，我认为不止，陆挺私下和朋友讲过，这件是花了大价钱的，陆挺买的应该也不止这一件。对外说从庞家后人处购买，可能是故意遮掩这桩交易。至于购买时间上的出入，需要调查组给结论，一定有人在说谎。”
再次漂流
目前财新尚未确认《江南春》图卷从陆挺手中流转出去，以及宁波籍商人朱光成为《江南春》图卷新的收藏者的时间。从数个消息源得知，陆挺倾20年之力打造的南京第壹区（艺兰斋美术馆暨金陵文化艺术广场）最终烂尾，耗尽了陆挺的资金，其不得不将《江南春》图卷等8件书画作品，以评估价1/3的价格抵押给南京当地文化国企南京十竹斋艺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十竹斋”），换取数千万元借款。十竹斋2013年由经营性事业单位南京文物公司转企改制而来，直接整体划转至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有十竹斋拍卖（北京）有限公司、江苏十竹斋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十竹斋画院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属南京市属国有文化企业集群。
根据《新苏商》今年5月的一篇报道，陆挺投资兴建的第壹区位于南京河西中部、奥体中心和江苏大剧院中间，这片尚未建成的建筑群包括主题影院、时尚发布场馆、图书连锁超市、美术馆等文化建筑，其中就有陆挺投资2.5亿元打造的艺兰斋美术馆。艺兰斋美术馆占地9.67万平方米，总面积3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私立美术文化综合产业项目工程之一，由黑川纪章设计，从南京明城墙获取灵感，将长墙和廊柱元素融入建筑。建设初期，陆挺只要在南京，每天都要到第壹区工地来看看在建中的艺兰斋美术馆。徐湖平曾评价艺兰斋美术馆是“很了不起的壮举”，“一个民营企业办这么大规模美术馆，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新苏商》文章说，陆挺希望通过艺术品拍卖、美术展览活动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以馆养馆，获得自身良性运作，但由于原合伙人、画家陈逸飞2005年4月突然病逝，投资商对项目的后续运营、维护运转失去了信心，第壹区随之停滞，原计划2006年底对外开放的艺兰斋美术馆始终处于搁浅状态。2024年3月，南京市建邺区曾发布《关于省委巡视反馈意见集中整改进展情况》，提到与艺兰斋美术馆项目方以及相关部门保持沟通联系，推动按司法程序处理该项目 。
知情人透露，因陆挺逾期无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十竹斋依照协议，对《江南春》图卷等8件抵押品自主进行处置，整体转让给一位宁波籍收藏者朱光。朱光送拍后，嘉德拍卖验看了过户手续，并请字画专家做了鉴定。
2025年8月，庞叔令将南京博物院再度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将庞增和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等5幅画返还给庞家。庞叔令认为，南京博物院擅自将《江南春》等五件藏品认定为伪作，严重损害了庞家声誉。南京博物院若认为这五幅画为伪作，应该通知庞家，双方共同确认文物真伪。南京博物院确定不收藏，庞家有权将其收回。
南京博物院代理律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该批藏品所有权自交付时已依法转移至国家，捐赠人也未在捐赠时保留返还权利，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亦未规定受赠人负有向捐赠人或者其继承人返还已交付捐赠物的义务，因此庞叔令要求返还争议画作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数名法学专家从民法典合同赠与相关规定和《公益事业捐赠法》等角度讨论该案涉及的捐赠人和被捐赠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外经贸大学民法学教授徐海燕向财新指出，根据民法典合同赠与的一般原则，捐赠品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但是，捐赠者捐赠给博物馆的藏品所有权属于国家，博物馆是受国家（通过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委托，依法行使对国有文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如开发文创产品）和有限的处分（如修复、研究、展出）等具体管理权能，但其终极处分权（如所有权的转移、出售等）仍必须由国家授权并通过法定程序行使。
徐海燕指出，在南京博物院和庞家后人的赠与纠纷中，鉴于1959年的政治形势和法治条件，当事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但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在给庞增和的信中承诺“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画”，“在1959年的法治条件下，这种承诺可以视为博物馆与捐赠人达成了对捐赠古画不作处分的协议，若博物院违背妥善保管捐赠品的承诺，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徐海燕建议，捐赠人今后在捐赠文物给博物馆时，最好签订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捐赠人及其后人享有对捐赠品的知情权、监督权。一旦博物馆违反所附义务，捐赠人或其后人可以要求博物馆承担违约责任。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晓倩撰文表示，在现行法体系下，捐赠人与南京博物院之间的关系，主要受《民法典》和《公益事业捐赠法》调整。《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了捐赠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同时，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公益事业捐赠法》并未就受赠人违反捐赠人意愿、滥用捐赠财产的私法后果作出规定。《民法典》第663条则规定了赠与人法定撤销情形，如果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则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但李晓倩指出，捐赠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一方为受赠机构时，主体的公益性决定了其法律效果不仅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将最终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从现行法的规定来看，捐赠协议的法律性质与法律构造不明，捐赠人的相关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北京律师金宏伟指出，南京博物院接收捐赠品的时间在《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生效之前，因此不能苛求南京博物院必然与捐赠者签署捐赠协议。但是，南京博物院处置相关画作的时间恰好在《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之际，文物商店售卖画作的时间点更是晚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生效时间，在《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生效的前提之下，南京博物院未征求捐赠人的意见即划拨捐赠品，文物商店又在捐赠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直接售卖捐赠品，南京博物院与文物商店的行为显有不当。
蒋寅认为，对博物馆的捐赠不同于普通赠予物品的物权转移，它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捐赠品是作为供博物馆永久收藏的藏品交接的，捐赠者和博物馆的契约关系建立在器物作为收藏品的性质上。既然捐赠品是作为永久藏品、用于收藏的目的交付博物馆的，那么当博物馆鉴定某些器物不够收藏级别时而将其剔除时，这些物品就失去永久藏品资格，从而也不具有捐赠品的性质，于是在这些器物上，捐赠者与博物馆的契约关系随之解除。他向财新指出，南京博物院在第一次鉴定《江南春》为赝品时就有义务告知捐赠者，决定不收藏后更应该将原件退还给捐赠者，这才是应有的礼数和处理方式。“2001年以6800元卖掉，在当时不过相当于普通人两三个月工资。这对捐赠者不啻是个侮辱。”
蒋寅认为，国家应该对文物捐赠的相关条款加以修订，加强保护捐赠方权利的力度。凡是被鉴定为赝品、博物馆拒藏的器物，应该知会捐赠人，退还给捐赠人。若有其他处理决定，也应该征求捐赠人的意见，不能独断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文物流失的风险，让捐赠者安心。
中国民间博物馆协会一名管理人员告诉财新，南京博物院此次对待捐赠者的态度寒了捐赠者的心，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文物保护负面影响很大。他指出，捐赠者出于对国家博物馆的信任和对文物的尊重，将藏品无偿捐献给博物院，其公益行为理应得到博物馆的尊重和感激。南京博物院私自售卖捐赠品的行为，动摇了捐赠者和公众对国家博物馆的信任，“令人很不解，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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