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年头，李政道作为华裔物理学家，早就在国际上出了名，因为他跟别人一起搞出了弱相互作用里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得了诺贝尔奖。这事发生在五十年代末，他那时年纪不大，就成了物理界的大人物。他在美国工作，但对中国的事一直挂心。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有点缓和，他就第一次回国看了看。到了七四年五月，他又来了，这次重点是谈科学教育的问题。他准备了份报告，交给周恩来，里面提了些关于培养科学人才的想法。周恩来看了之后，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报告里提到的对称和平衡这些概念挺感兴趣，就临时决定见见李政道。
五月三十日早上，李政道本来在北京饭店收拾东西，打算飞香港然后回美国。突然外交部来电话，说毛主席要在一小时内见他。他赶紧带上几个人，赶到中南海。会见就在毛主席的书房里进行，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聊了物理里的对称概念，李政道解释了系统变换后不变的道理，但在弱力里不成立。他还提了从实验数据推导的过程，比如用钴原子测自旋的事。话题慢慢扩展到平衡和非对称，李政道举了自然界里的例子，比如左右手的区别。毛主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接上话，谈了物理理论在哲学层面的含义。接着聊到科学教育，李政道建议对有潜力的年轻人早点培养，设专门的班级。毛主席听了，表示基础科学人才得优先重视。
李政道早年的求学路挺曲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小时候学业断了，辗转到几个地方继续读书。后来靠自学考上大学，学校因为战乱搬到贵州。他在那儿学物理基础，老师都是行家。接着学校又停课，他转到西南联合大学，那地方学术氛围强。他跟吴大猷学，钻研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战后，他被选去美国学核技术，在芝加哥大学跟费米做研究。费米是核物理专家，李政道学了理论和实验的结合，很快就拿了博士。然后他在几所大学工作，升了职，专攻粒子物理和场论。到五十年代中，他和杨振宁提出那个理论，次年实验证实了，推动了粒子物理的发展。
在美国，李政道没断了对中国的联系。七二年中美关系改善后，他第一次回来，看了国内科学状况，觉得有差距。七四年这次，他重点推科学人才培养，跟周恩来聊了物理教育，递了报告。报告转到毛主席那儿，引发了这次会见。会见后，李政道的想法开始落实。几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了少年班，招有天赋的青少年，早学科学。这班出了不少人才，对中国科技有推动。李政道没停手，继续促成博士后制度，提供研究岗位的流动。他还帮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机后来实现了首次碰撞，提升了高能物理水平，促进了国际合作。
李政道推动的中美物理研究生联合计划，从七九年跑到八九年，送了不少中国学生去美国学。这计划开了留学大门，让学者接触国际前沿。中国科研水平慢慢追上，差距缩小了。李政道的工作不只在物理，他的教育推动对中国影响大。他深化了微观世界的认识，为现代科技铺路。毛主席晚年见他，显示了对科学的重视。这次见面不光是聊聊，还直接促成了政策调整，比如少年班就从这儿起步。合影成了提醒，科学教育得从小抓起，人才是关键。
李政道从战乱中求学，到拿奖，再到回国献策，每步都踏实。七四年那次会见，焦点在科学教育上。他提的建议基于他看到的国内情况，强调基础得打牢。毛主席的回应，让建议有了落实的基础。少年班的设立，就是直接结果，招的学生年龄小，但潜力大，课程针对性强。博士后制度让研究者有更多机会流动，基金支持了基础项目，对撞机项目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这些事一步步来，积累成中国科技的进步。
想想李政道提出的理论，怎么从实验推出来的。他看了K介子衰变的数据，发现不对称，就质疑了宇称守恒。吴健雄的实验用钴样本，在低温下测β粒子，证实了理论。这事改变了物理界的旧观点。李政道在会见中用这些例子解释对称，毛主席感兴趣，扩展到更广的领域。教育部分，李政道强调优异青年得特殊对待，毛主席同意了。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政策。
后续发展里，联合计划选派学生，过程包括考试和分配学校。学生在美国学粒子物理等，回来后贡献大。中国高能物理从对撞机起步，国际合作多了。国家基金资助项目，覆盖基础科学。这些都源于七四年那次交流。李政道继续工作，推动更多项目。他的贡献在物理和教育两方面，都实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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