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联系我在伊朗的熟人，通常会使用微软的Teams或谷歌的Meet，这两个服务在当地尚未被封锁。相比之下，虽然给他们发送Telegram或WhatsApp消息也完全可行，因为毫无疑问，任何一位伊朗受访者都配备了VPN，能够毫无障碍地阅读这些来自“被禁平台”的信息。
如今在俄罗斯境内的联络情况却截然不同。近几个月来，要迅速联系上身在俄罗斯的人，简直像是在解一道复杂的谜题——语音和视频通话服务接连遭到封锁，VPN服务也屡屡受挫。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是自全面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加速完成了伊朗历经多年才建立起的数字限制体系。如今在许多指标上，莫斯科甚至已经走在了德黑兰前面——从大规模清理可用即时通讯软件，到常态化甚至永久性的移动网络阻断。
考虑到俄罗斯在进入这一“战时审查”模式前的技术水平和数字自由度，这种转变尤为惊人。伊朗对网络空间的管控始于2000年代初，且是在技术相对落后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而俄罗斯虽然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初进行过试探性的限制，但直到2022年，俄罗斯互联网用户仍习惯于一个高度发达且相对自由的数字环境。随后，俄罗斯政府便以惊人的速度筑起了数字高墙。
俄罗斯与伊朗的互联网发展史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德黑兰早在1990年代上半叶便尝试接入万维网，成为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国家。起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其视为发展契机，试图成为区域技术领头羊。这一过程与1990年代的俄罗斯颇为相似，尽管俄罗斯当时拥有更为雄厚的苏联时期技术与智力基础。
如同克里姆林宫一样，伊朗当局很快察觉到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潜在威胁，但并未立即实施严厉限制。2000年代初，伊朗开始尝试封锁特定网站并追究博主责任。2006年，当局曾试图限制YouTube，导致服务中断，但不久后又恢复了访问。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当时伊朗爆发了针对选举计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此后，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被永久封锁，伊朗正式进入了不断寻找并封堵新威胁的常态化模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最初并未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由国家掌控的局域网系统。它们都是在现有的开放网络基础设施之上，层层叠加限制措施。这些禁令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例如，2017年伊朗首先屏蔽了Telegram的语音通话功能，直到2018年才完全切断了对该软件的访问。
此外，两国当局都曾为自己留有“后路”。例如，2022年大规模抗议期间，德黑兰封锁了当时硕果仅存的WhatsApp和Instagram。然而两年后，WhatsApp在伊朗重新解封，Instagram则继续处于被禁状态。
最终，两国用户突破封锁的路径也殊途同归——VPN的使用量激增。在伊朗，这一现象的规模令人咋舌：据伊朗议会研究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81%的居民设备上安装了VPN，而独立调查的数据则高达86%。多年的网络审查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翻墙专家”，即便面对新一轮封锁，他们也能迅速找到替代方案。实际上，在伊朗，几乎所有活跃网民都在使用VPN。
虽然俄罗斯目前的数据尚未达到伊朗的水平，但增长趋势极为相似。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援引相关机构数据称，俄罗斯VPN用户占比约为26%，但独立来源的数据则显示这一比例已达60%。而在关注时政新闻的群体中，使用规避封锁工具的比例已与伊朗不相上下。
目前可以断言，俄罗斯的网络审查水平已超越伊朗。克里姆林宫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更强的系统性。其为实施限制而建立的法律基础令人印象深刻：从2010年代通过的允许法外封锁的“网站黑名单”制度和相关法案，到最终确立“主权互联网”法律，强制所有运营商安装用于封锁的设备，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闭环。
针对“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的法律，以及战时出台的禁止使用外国邮箱注册俄罗斯网站、建立博主名册等措施，都在为网络审查服务。
俄罗斯的执行体系同样严密。总统办公厅作为核心，负责制定战略并协调各方；俄罗斯联邦通信监管局则是执行意志的主要工具，既负责技术层面的封锁（如何封），也负责实质层面的审查（封锁谁）。如今，包括总检察院在内的多个部门都拥有网络审查权。这套系统拥有中央集权的指挥中枢和高效的层级结构。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员们习惯于逃避责任，尤其是在涉及不得人心的封锁措施时。2018年封锁Telegram时，政治家们争相撇清关系，最终没有任何机构承认发起了这项禁令。当然，这并未阻碍封锁的实施。
俄罗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VPN的打击力度。除了技术封锁外，俄罗斯已立法禁止推广VPN服务。自9月1日起，宣传VPN将面临巨额罚款，而利用该技术犯罪更被视为“加重情节”。这是伊朗数十年来未曾达到过的打压强度。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伊朗当局并未将“消费内容”本身定为犯罪。而在俄罗斯，“搜索及获取极端主义材料”已被纳入行政处罚范畴。这是一条通往全新审查层级的道路，其严酷程度甚至令伊朗望尘莫及。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和频发的抗议活动，伊朗当局不得不寻求新的网络限制手段。由于VPN的无孔不入，单纯的封锁已显疲态——Telegram被禁后，其在伊朗的用户数依然维持在约4500万的水平。
伊朗多次尝试推广本土替代软件，甚至强制公务员使用，但收效甚微。用户并未流向本土平台，反而转向了当时尚未被禁的WhatsApp。
不过，伊朗在“进口替代”方面也有过相对成功的案例。例如，自2011年起运营的本土视频网站Aparat，如今每日访问量达850万。但这仅限于部分垂直领域，伊朗始终未能打造出具有全民影响力的本土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网络。这与俄罗斯的情况类似：Facebook和Instagram被禁后，最大的受益者是Telegram，其用户数在战时激增近2000万，突破1亿大关；而本土巨头VK的用户增长则相对停滞。
伊朗早于俄罗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修补手段——在紧急状态下切断互联网。2017至2018年冬天的抗议期间，当局首次尝试此举，但因技术原因只能导致网络严重卡顿，无法完全切断。
吸取教训后，伊朗当局完善了技术。2019年11月，因汽油价格飙升引发抗议，伊朗实施了为期数日的断网行动。全国进入“拉闸”状态，随后，“国家信息网”（即“国家互联网”）全面启动。
这一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局域网。国内关键服务如打车、银行、购票及以.IR结尾的新闻网站依然运行，但所有外部连接被切断，任何VPN都无济于事。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周后，家庭宽带和移动网络才陆续恢复。
尽管此举成功压制了抗议信息的传播，但其经济代价极其惨重。与外国伙伴的业务瘫痪，国内供应链断裂，仅那一周的直接经济损失估计就达15亿至30亿美元。这一后果令政权震动，以至于在2022年的抗议中，当局未敢再次开启全国性断网。直到2025年6月，在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期间，出于对恐慌蔓延的担忧，该系统才再次被激活。
俄罗斯过去一年在多个地区测试的所谓“白名单”制度，实质上就是伊朗“国家互联网”的翻版：切断外部网络，仅保留对内部特定资源的访问。尽管专家认为，出于经济考量，这不太可能成为俄罗斯的常态，但在“紧急情况”下，这种模式完全可能在全俄范围内实施。届时，俄罗斯居民将面临比伊朗人更深层的孤立。
首先，卫星电视在伊朗极具普及率。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拥有卫星接收器，能够收看波斯语BBC等境外频道。2019年首次断网时，整个伊朗都在收看卫星电视。而俄罗斯并不具备这样的替代性信息基础设施。
在网络封锁期间，关键在于获取官方媒体掩盖的信息。在伊朗断网期间，人们依赖活动人士、地下记者通过非常规手段传播的现场视频。这些揭露执法者暴行的画面是激发公众团结和抗议动力的关键。而“国家互联网”正是为了切断这种即时传播。
伊朗人通过“星链”终端部分突破了这一障碍。尽管被严令禁止，但在2022年后，大量终端被走私入境。到2025年，至少有10万伊朗人可以使用星链。虽然绝对数量不多，但这些分布在各地的节点成为了向外界传递信息的窗口。因此，在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断网期间，伊朗并未陷入完全的信息真空。
而在俄罗斯，星链无法使用。即便埃隆·马斯克未来改变策略，要将成千上万台终端走私并分发到俄罗斯内部，也需要数年时间。
最后，俄罗斯当局在镇压违规行为上表现出更强的决断力。虽然伊朗也威胁要对传播星链者判处死刑，但由于官僚体系混乱和对民变的忌惮，执行力度往往大打折扣。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立法和执法趋势是一路收紧。可以预见，俄罗斯对消费非法内容的刑事化将产生实质性威慑。
更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社会似乎比伊朗社会更缺乏对抗审查的准备。通过VPN寻找真相在伊朗已是几代人的生活习惯，而俄罗斯人若要适应这一现实并建立起普遍的“抗争习惯”，恐怕需要漫长的过程。在未来几年里，这一道道新筑起的数字高墙，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或许真的会显得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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