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曾经喧嚣一时的香港街头早已恢复了原本的秩序，但关于那一段混乱的历史，正在被人们以一种极其冷静甚至残酷的方式重新审视。
当那个曾被西方媒体捧上神坛的“乱港少年”黄之锋，在赤柱监狱里度日如年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明白，为何所谓“齐上齐落”的豪言壮语，最终只剩下他一人在承受牢狱之灾。
而那个亲手将他推向政治悬崖的父亲，此刻正身处南半球的澳洲，享受着某种不动声色的“岁月静好”，这是何等的讽刺，但恰恰也是自作自受。
他连同他的父亲，哪怕之间充满了背叛与冷血算计，这一生也注定不会被世界所原谅。
这件事还得从一笔慌乱的房产交易说起，2020年当《国安法》的靴子终于落地，整个香港反对派阵营实际上已经嗅到了结局的味道。
那年11月中旬，在距离黄之锋被正式收监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黄伟明做出了一个极具决定性的动作，那就是卖楼，还是贱卖。
这套位于鸭脷洲海怡半岛、面积约633平方英尺的单位，是黄家持有十多年的“老底”，回到2007年12月，黄伟明买入这套房子时只花了415万港币。
这本是许多普通香港中产家庭最标准的资产增值路径，如果继续持有，其价值本应随着楼市稳步上升，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深秋，这套房子被挂牌后迅速易主。
成交价定格在980万港币，在外界看来，这笔账面上赚了500多万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但只有真正的市场操盘手才看得出其中的惊慌。
这个价格比当时的市价足足低了一成左右，这就好比是在金融风暴前夜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对黄家而言，这不是在“止盈”，而是在争夺一张逃离沉船的“救生艇票”。
哪怕少赚百来万，也要把能带走的现金死死攥在手里，这笔套现而来的约565万港币现金，随后便成了黄伟明切断与过去所有联系、在海外开启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就在这笔交易完成后的半个月，2020年12月2日，黄之锋因为包围警察总部案被判入狱13个月5天，那是这枚“棋子”彻底失去自由的开始，却也是那位“棋手”父亲全身而退的信号。
要看懂这场“弃子出逃”的冷酷，我们必须去审视黄之锋这个“政治产品”究竟是如何被组装出厂的，很多人只看到了他在镜头前的张牙舞爪，却忽略了他身后那个时刻把控方向的成年人阴影。
黄之锋的人生剧本，从一开始就被改写了，这个出生于1996年10月的孩子，自幼便患有读写障碍，在极其看重学业成绩的传统教育体系里，他注定走得跌跌撞撞。
一个正常的父亲，或许会花时间陪伴孩子克服困难，寻找适合他的温和发展路径，但作为激进的公民党成员，黄伟明看到的是另一种机会。
他没有选择去修补儿子在学业上的短板，而是将这种因为成绩不佳产生的挫败感和对学校体制的不满，巧妙地引导成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仇恨。
这是一种极其隐晦的“洗脑”，从童年时期开始，父亲就频频带着他出入各种示威游行场合，在这种喧闹、狂热且充满对抗性的氛围中，那个在学校里因为成绩差而自卑的男孩，突然发现自己可以“高人一等”。
他开始觉得，并不是自己学习不行，而是“老师教的不对”，甚至是“整个体制都错了”，这种自我膨胀的虚幻满足感，成为了他后来激进行为的最强心理燃料。
到了2011年，当“学民思潮”这个组织挂牌成立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绝对不是几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能独立运作起来的局。
紧接着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风波，黄之锋通过绝食、罢课等极端手段一战成名，但这背后少不了成年人手把手的“战术指导”。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原本应该坐在教室里补习功课的黄之锋，开始频繁出入原本不属于那个年龄层的名利场，通过父亲的牵线搭桥，美国商会的大门为他敞开。
已退休的美国外交官杨苏棣甚至亲自上阵，传授如何操弄舆论、如何利用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他们还安排这个未成年的孩子飞往澳门。
与所谓的“NGO代表”和外资背景人士进行秘密会谈，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听的是“只要坚持你就是自由世界英雄”的甜言蜜语。
这种极不对称的“资源投喂”，让年轻气盛的黄之锋迅速迷失，2014年，他在“占中”期间不仅成了非法活动的急先锋，还在与执法者冲突中被捕。
那时候父亲黄伟明还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第一时间赶去保释，但他从未想过叫停儿子，反而是变相鼓励其“死磕到底”。
到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黄之锋已经彻底沦为了境外势力在香港制造混乱的最高效传声筒，从包围警总到煽动更大规模的暴乱，他的破坏力达到了顶峰。
与此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深不见底的陷阱，所有关于“荣耀”的承诺，在铁窗和法律的重锤面前，都显得薄弱如纸。
转折点来得如此迅猛，随着《国安法》展现出雷霆万钧的震慑力，那些曾经簇拥在他身边的光环迅速消散，黄之锋身上背负的案子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021年5月6日，因未经批准集结再被加判10个月，2023年4月17日，又一宗案件让他再领3个月刑期，而在2024年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审判中，他被判处了长达4年8个月的监禁。
更不用提，那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的“勾结外国势力”罪名，一旦坐实，等待他的极可能是终身监禁，他的后半生基本已被锁定在没有任何闪光灯的狭小牢房里，甚至连名字都被这一串冰冷的编号所取代。
而在这个年轻人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上演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幕，就在2021年1月的某个清晨，也就是黄伟明卖房套现仅仅两个月后。
这位“斗士之父”带着妻子吴秋媚和那个还未卷入政治漩涡的小儿子，悄无声息地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没有什么悲壮的告别仪式，也没有“父子同进退”的最后宣言，这一家人走得干脆利落。
那个在2007年曾激烈反对LGBT平权、在网上发起攻击同性恋运动、总是占据道德高地指点江山的黄伟明，在涉及自身安危的时刻，展示了令人咋舌的“实用主义”。
到达澳洲后，他迅速切断了与过往圈子的公开联系，过起了标准的退休寓公生活，曾经追逐新闻热点的香港媒体试图越洋连线，询问他对于长子狱中处境的看法。
但听筒里传来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不方便回应”，随后便是无尽的忙音，对于在赤柱监狱里熬日子的黄之锋来说，这无疑是最讽刺的结局。
曾几何时，德国外长马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高调接见他，美国《时代》周刊将他的面孔印上封面，把他包装成反抗体制的少年图腾。
当时的承诺信誓旦旦，奖学金、海外名校的入学机会、甚至是政治庇护的绿卡，但在他失去利用价值、彻底沦为阶下囚之后，这些所谓的“国际盟友”跑得比谁都快。
那个曾经对他热情拥抱的德国政客，早已跟他划清界限，而那些西方媒体，除了在年度盘点时偶尔提一句他的名字以示“政治正确”外，再无任何实质性的营救方案。
甚至连他最亲的家人，也将他视为了无法携带、也无法变现的“不良资产”，果断剥离，在澳洲的阳光下，黄伟明或许正忙着帮小儿子适应当地的英语学校，享受着那数百万卖房款带来的安稳余生。
而在几千公里外的香港，被他一手塑造成“英雄”的大儿子，正独自面对漫长的刑期和众人的唾弃，这种空间与境遇上的极致反差，扯下了最后一块温情的遮羞布。
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崩塌，更是一场残酷的社会教学，那些当年跟在黄之锋身后摇旗呐喊的年轻人，或许此刻才真正看清：在宏大的政治口号背后，往往藏着最精明的私人算计。
所谓的“如有事，以此兜”，在现实利益面前从来都是一句空话，那个被捧得最高的棋子，往往就是那个最早被丢弃的弃子。
也许房产可以折价变现，资产可以跨境转移，甚至生活可以在异国他乡重启，唯独那个听信了这套逻辑、真的冲上去“违法达义”的年轻人，连后悔的权利都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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