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年底两种老板：
普通老板：发红包是固定动作，金额看心情或公司规定，主打一个“仪式感”，员工收到后开心几小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高阶玩家泰勒：她的红包，是一次经过精密计算的战略沟通，也是一场关于价值分配的商业实验。
2023年，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时代巡演”（The Eras Tour）成为全球文化现象。这场巡演预计将创造超过20亿美元的总收入，成为音乐史上票房最高的巡演。
泰勒·斯威夫特在“The Eras Tour（时代巡演）”现场
2025年12月12日，Disney+上线了备受瞩目的六集纪录片《泰勒·斯威夫特：时代落幕之后（Taylor Swift: The End of an Era）》。
这部原本旨在记录巡演幕后花絮的影片，却意外因为第二集中的一个细节引发了全球职场人的“集体破防”——参与“时代巡演”的卡车司机们每人收到了10万美元的奖金，足以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或子女的大学学费。灯光师、伴舞、餐饮人员——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获得了远超行业标准的奖励，总额高达约1.9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2亿元）。
泰勒·斯威夫特在纪录片中谈及团队协作造就时代巡演的成功
纪录片真实捕捉到了发放时刻：工作人员打开装有支票和霉霉亲手书写、火漆封缄的感谢信时，有人惊呼“我要晕倒了”，有人震惊到说不出话，更有许多人当场激动落泪。一位卡车司机的儿子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的父亲因此终于能付清他的大学学费了。
在行业里，这是一场创举。资深巡演经理马克·斯坦顿在《滚石》专栏中分析道，大多数艺人将巡演预算的大部分花在舞台效果和宣传上，分配给团队的奖金少得可怜。碧昂斯在2023年进行的Renaissance Tour中，核心舞者的奖金仅为5万美元，而U2乐队的360°巡演，虽然票房更高，但团队奖金占比不到8%。甚至以慷慨著称的贾斯汀·比伯，其给伴舞的最高奖金也不过15万美元。这在娱乐业来说是常态，项目制、灵活用工普遍，人员随项目结束而解散，强调成本管控。
但泰勒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让“人”在商业逻辑上的价值被看见。
泰勒·斯威夫特用行动让团队成员的商业价值被看见
她的“时代巡演”是一场涉及数百人、跨越各大洲、持续近两年的超级项目，任何一个关键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连锁反应。支付远超市场价的奖金，实际上是为这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巡演购买“稳定性保险”。当卡车司机获得相当于数年收入的奖金时，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按路线行驶的雇员，而是成为确保价值千万设备准时安全抵达的“项目所有者”。
要知道，全球能操作这种级别巡演的顶尖技术人员是稀缺资源，泰勒通过分享超额利润，将他们从“雇佣兵”转变为“合伙人”，为未来的所有项目锁定了经过考验的核心团队。
从企业治理角度来说，泰勒是通过将超额利润分享，把“人力成本”重构为“战略资产”。
在现代公司管理中，人经常被看作“资源”、成本，因此总有“人力成本控制”的环节。而现场娱乐行业更是长期奉行“项目制”和“成本控制”逻辑。工作人员按场次或周期雇佣，预算高度集中于明星出场费与舞台效果，幕后团队被视为可替换的标准化成本。
除了真金白银，纪录片里还显示，泰勒还给团队手写了一封感谢信，耗时3个月。在写给工作人员的信中，她特别提到了对他们长期离家、思念家人的理解与感谢。手写信+巨额支票，信是“看见你的付出”，钱是“认可你的价值”，一个是满足情感需求，一个是满足物质需求，将冰冷的财务分配注入了人文温度，直接“砸”出了极高的忠诚度与口碑，其所触及的，是每个普通人对工作意义、公平平等、被尊重的渴望。
从社会责任层面来看，泰勒也在微观实践一种商业哲学——“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这一概念由美国管理学家R. 爱德华·弗里曼（R.Edward,Freeman）在1984年的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系统提出。弗里曼主张，企业的目标不应仅仅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而应为所有与公司息息相关的群体——即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在“股东价值最大化”仍为主流叙事的商业世界，企业决策往往优先考虑短期财务回报。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则认为，企业应为所有价值创造者服务，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和环境。
一个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商业思想走上主流舞台的关键转折——2019年，代表美国大企业CEO的 “商业圆桌会议” 发布新版《公司宗旨宣言》，明确摒弃“股东至上”，声明公司将承诺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股东创造价值。
成立于1972年的“商业圆桌会议”，对商业发展有着前瞻性引领作用。1997年起，该组织发布的每份声明文件都赞同“股东至上”的原则，凸显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股东受益，并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2019年这份最新的公司宣言里，包括贝佐斯、库克等在内的引领美国商业的CEO们集体发声：一个美好的社会比股东利益更重要。
泰勒优先让价值创造者（员工） 共享经济成果，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微观实践。在巡演的巨大商业成功中，她没有将利润视为仅属于自己的资本回报，而是将其视为与所有工作人员共同创造的价值，并优先与他们分享。而在传统的娱乐圈商业模式中，巨额营收往往由资方（唱片公司、主办方、明星本人）优先获取，幕后工作人员通常仅领取固定薪酬，极少分享票房红利。
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失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性难题。泰勒身份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她本人不止是明星，还是项目的核心资本，能以强大的个人品牌和资本控制力主动打破结构性困境。她的实践某种程度回应了全球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深切关注，也表明当资本的意志能够从短期套利转向长期生态构建时，“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其实也可以创造出更可持续、更有效率也更具人文温度的繁荣。
泰勒·斯威夫特在巡演舞台比心
单从娱乐业的资本结构来看，资本方为了快速、稳定地获取回报，倾向于将大部分预算押注在已被市场验证的明星身上，推高了一部作品里的明星片酬占比，挤压的就是其他环节的预算空间。即使“限薪令”等外部干预试图扭转，但资本逐利、平台依赖流量、市场认可明星的惯性闭环难以打破，整个系统已形成对“明星中心制”的路径依赖。在这种结构下，资本会将市场风险层层转嫁给产业链末端的创作者和打工者。
而相关的商业逻辑，放到其他行业里一样实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资本回报占比不断上升。
泰勒的1.97亿美元奖金，在微观层面回应了一个宏大的时代困境：当全球性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断加剧经济不平等，泰勒以一种近乎任性的方式，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她或许未必想改革什么，但不失为一种基于长期主义的前沿策略：在一个资本过于强势的世界里，对人的超额投资，反而可能成了构建最深厚商业护城河的方式。
不过，泰勒此举也不是随便能“抄作业”的，因为这建立在两个硬核基础上：一方面，她是自己商业帝国的绝对主人，可以对巨额利润行使“任性”的分配权，无需向多方资本妥协；另一方面，她的巡演是十亿美元级别的现象级项目，这使得巨额奖金在财务上成立（占比依然合理）。换成普通公司，这么发可能就破产了。
复制不了金额，但泰勒的“发钱心法”企业可以借鉴：比如把奖励和某个巨大的集体成就紧紧绑定，让红包变得有温度、有纪念意义；集中资源，让真正创造核心价值的一小群人获得“改变生活”级的回报，他们的忠诚和口碑或许会成为公司最硬的资产；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让人无可指摘的真心实意，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大家一眼就能看穿。
如今，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成为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他们渴望公平的回报、真诚的认可和有意义的工作连接。更深远地看，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人类在商业中的独特价值。深度关系、真诚互动、情感共鸣——这些人类专属的能力是未来稀缺的。
撰文 | Canamy
编辑 | 国佳佳
排版 | 梁思怡
题图来源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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