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材料不全。”男人头也不抬，指甲盖在纸上敲得梆梆响。
“同志，你看这个行不行？”女人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个油纸包，小心地摊开，露出一角泛黄的纸。
那纸薄得像蝉翼，仿佛一口气就能吹跑了。
男人不耐烦地瞥了一眼，本想挥手打开，可目光触及纸上的字，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椅子上。
空气凝固了，只剩下他越来越粗的喘气声。
他死死盯着那张小字条，嘴唇开始发白，然后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1979年的春天，是从火车轮子底下碾出来的。
陈瑾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站在省城火车站的出站口，人是懵的。
十年了，她以为自己忘了这个地方，可站台顶棚那股子老旧的煤烟味儿一钻进鼻子，所有东西都活了过来。
空气是湿的，冷的，带着一股子蠢蠢欲动的味道。
人们的脸上有一种解冻后的生机。
穿着“的确良”衬衫的青年，头发烫得像鸟窝，咯咯笑着从她身边擦过去，留下一串香皂味儿。他们和她，像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陈瑾低头看了看自己。灰扑扑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裤腿上还溅着没干的泥点子。
怀里抱着四岁的女儿安安，孩子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嘴巴砸吧着。这孩子是她在陕北的窑洞里生的，见过的最大场面就是公社开大会。
她把女儿往上颠了颠，勒紧了帆布包的带子。
包里装着她的全部家当：两件换洗衣服，一小袋小米，还有一沓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纸。那是她的命，也是安安的命。
户口。
这两个字像烙铁一样，在她心里烫了十年。
没有它，她就不是城里人，安安就上不了这里的幼儿园，进不了小学。她吃的苦，不能再让女儿吃一遍。
她随着人流往外走，步子迈得很小。
高大的建筑，宽阔的马路，还有街上跑的、肚子里“嗡嗡”响的铁壳子“伏尔加”，都让她眼晕。十年，城市长高了，也变快了，快得让她有点跟不上。
她问了好几个人，才摸到去市派出所的公交车站。
车上挤得像罐头，售票员扯着嗓子喊，陈瑾把女儿紧紧护在胸前，生怕被人流挤散了。安安被吵醒了，睁着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又胆怯地看着窗外的一切。
“妈，那楼好高。”安安的小手指着一栋水泥楼房。
陈瑾嗯了一声，把女儿的头按在自己怀里。“睡吧，到了妈叫你。”她不想让女儿看太多，怕她会问，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吗？她答不上来。
市派出所户籍科的门脸不大，进去却别有洞天。
一个狭长的走廊，两边是办公室。
尽头那个挂着“户籍办理”牌子的房间，门口排着长队。空气里混杂着墨水、旧纸张和人身上散发出的各种味道，闻着让人心烦。
墙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标语，“为人民服务”。
可窗口后面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脸上却看不出半点服务的热情。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制服，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材料的时候头都不抬，只用手里的钢笔在上面划来划去。
队伍挪得很慢，像生了锈的链条。
前面一个大婶因为一张证明的公章盖得不清楚，被他三言两语打发走了，大婶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嘴里小声嘟囔着什么。
陈瑾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那沓纸，手心有点冒汗。
轮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那个男人，也就是户籍科主任钱宏伟，正端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喝水，茶叶末子沾在嘴边。他看到陈瑾，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
“办什么？”他问，声音嘶哑，像是被砂纸磨过。
“同志，我想……我想恢复户口。”陈瑾把女儿放在地上，让她靠着自己的腿，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
公社开的返城证明。
贫下中农鉴定，上面写着“该同志在乡十年，表现良好”。
女儿的出生证明，是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用复写纸写的。
她把一沓纸整整齐齐地推到窗口下面。
钱宏伟放下茶缸，拿起那沓纸，用一种快得让人眼花的熟练动作翻看着。他的手指在纸上飞快地掠过，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陈瑾紧张地盯着他的脸，不敢喘大气。安安拽着她的裤腿，小声说：“妈，我饿。”
陈瑾没作声，只是轻轻拍了拍女儿的背。
钱宏伟的动作停了。他从那沓纸里抽出一张，用钢笔的末端在上面“笃笃”地敲了两下。
“材料不全。”他说，眼皮都没抬一下。
陈瑾的心猛地一沉。“同志，哪里……哪里不全？”
“喏，这个。”钱宏伟把笔尖点在纸上，“红头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知青返城落户，必须提供本人原始户籍迁出地派出所的存根复印件。你的呢？没有。”
“有……有这个情况说明。”
陈瑾急忙从下面翻出一张纸，递过去，“同志，你看。我下乡那个地方，前些年公社仓库失过一次大火，很多旧档案都烧没了。我跑了好几趟，这是公社和我们村大队联合开的证明，上面都盖了章的。”
钱宏伟接过那张证明，只扫了一眼，就把它和别的材料扔在一起，推了回来。
“证明？证明有什么用？”
他拿起茶缸，又喝了一大口水，慢悠悠地说，“规定就是规定，白纸黑字写着要存根复印件，就得是存根复印件。你这火烧的证明，我怎么给你入档？档案库里是要有原始依据的。我给你办了，上面来检查，算谁的责任？”
他的语气平淡，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
“可是……可是真的找不到了啊。”陈瑾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同志，我都问过了，烧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剩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这还有贫下中农的鉴定……”
“通融不了。”钱宏伟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大家都要通融，那还要规定干什么？全国那么多知青回城，都像你这样材料不全，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做？自己想办法去补，补齐了再来。下一个！”
他不再看陈瑾，直接冲着她身后排队的人喊了一声。
陈瑾僵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沓被退回来的纸，纸的边缘已经被她的汗浸湿了。她还想说什么，但看着钱宏伟那张冷得像铁板一样的脸，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身后的人已经不耐烦地推了她一下。“哎，我说你快点啊，办不了就让开！”
陈瑾像个木偶一样，被人流推着，踉踉跄跄地退到一边。她抱起女儿，安安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小嘴一撇，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哭声在吵闹的户籍科里显得那么刺耳。钱宏伟皱着眉，朝这边看了一眼，眼神里全是嫌恶。
陈瑾慌忙捂住女儿的嘴，逃也似的走出了派出所。
三月的风，刮在脸上还是像刀子。
陈瑾抱着哭闹不止的安安，坐在派出所门口的石阶上。
帆布包倒在一边，里面的东西散出来半截。她没有去管，只是呆呆地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和自行车。
这个城市，用最直接、最冰冷的方式，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安安哭累了，抽抽搭搭地趴在她肩上。“妈……回家……我想回家……”
回家？回哪里去？
陕北那个窑洞吗？那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一到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她花了十年时间，才从那个“家”里爬出来。
回城里这个“家”吗？她现在落脚的地方，是远房表姨家。
临来前通过信，表姨在信里说得客气，来了才知道，表姨一家四口，挤在单位分的二十多平米的一居室里。
她和安安的到来，让这个本就逼仄的空间更加拥挤。她们娘俩只能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
表姨夫看她的眼神，已经带了点不欢迎。表姨虽然没明说，但话里话外都在打听她的户口办得怎么样了，工作什么时候能有着落。
她知道，那里不是她的家，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
如果户口办不下来，她和安安就像两片无根的浮萍，风一吹，就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她从包里摸出一个干硬的玉米饼子，掰了一小块，塞到安安嘴里。“安安乖，吃点东西，不哭了。”
安安含着饼子，眼泪还在往下掉。
陈瑾看着女儿，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她想过放弃，买张火车票，再回到那个她待了十年的黄土地。
可是一想到安安也要走上和她一样的路，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她就觉得不甘心。
凭什么？
她也是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根也在这里。
就因为一场她无法控制的大火，烧掉了一张她见都没见过的纸，她就回不来了？
她在石阶上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身上的寒气浸透了棉袄。
她想了很多办法。找人？她在城里举目无亲。送礼？她兜里只剩下十几块钱，是她卖掉队里分的一头猪换来的路费。
甚至，她动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她在来省城的火车上，听人说过，火车站附近有些“能人”，只要给钱，什么样的证明都能“做”出来。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她掐灭了。她没钱，也没那个胆子。万一被查出来，就是罪上加罪，她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道两旁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橙黄色的光晕染开来，把这个城市照得温暖又陌生。
陈瑾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重新背起那个沉重的帆布包，抱紧了怀里的女儿。
“安安，我们走。”
“去哪儿？”安安迷迷糊糊地问。
“去找个地方睡觉。明天，我们再来。”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她不能倒下。为了安安，她得像一棵钉在石头缝里的草，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陈瑾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城市里乱撞。
她又去了几趟派出所。
钱宏伟一看到她就头疼，不等她开口，就把那套“规定就是规定”的话又说一遍，然后把她晾在一边，去给别人办事。
有一次，她实在没办法，在窗口堵着不走，带着哭腔哀求。
钱宏伟被她缠得烦了，把笔往桌上重重一拍，吼道：“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懂话！你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哭能把烧掉的档案哭出来吗？别影响别人办公事！”
他这一嗓子，把整个户籍科的人都引过来了。大家看着她，指指点点，目光里有同情，但更多的是看热闹。
陈瑾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她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站在舞台中央，任人围观。她拉着安安，狼狈地跑了出去。
她还去了市里的信访办。
接待她的是个年轻的姑娘，态度倒是很好，拿个本子把她的情况记了下来，然后让她回去等消息。
这一等，就没了下文。
表姨家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表姨夫已经不和她说话了，每天下班回来，看到她和安安，脸就拉得老长。表姨也开始唉声叹气，当着她的面说，粮本上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了，下个月怎么办。
一天晚上，表姨夫喝了点酒，终于爆发了。
“我说陈瑾，你这户口到底还办不办得下来？给个准话！”他把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拍，菜汤溅得到处都是。“你总不能带着孩子，一辈子赖在我们家吧？我们家这庙小，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表姨在一旁拉他，“你少说两句！”
“我说错了吗？”表姨夫的嗓门更大了，“她来的时候怎么说的？住几天就走。现在呢？快半个月了！户口办不下来，工作没着落，天天在家里吃白饭！我们家也不富裕！”
安安被吓得躲在陈瑾身后，哇哇大哭。
陈瑾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她站起来，什么也没说，拉着安安回到客厅，开始收拾东西。
表姨过来劝她，“瑾儿，你别往心里去，你表姨夫他喝多了……”
“表姨，我知道，给你们添麻烦了。”陈瑾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帆布包，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们今晚就走。”
“这么晚了，你带着孩子能去哪儿啊？”
“去火车站。”
她真的带着安安去了火车站。候车室里冰冷空旷，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安安已经不哭了，只是把脸埋在她胸口，小身体一抽一抽的。
陈瑾看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绝望。这座城市，好像铁了心要把她赶出去。
难道真的要回陕北去吗？
她不甘心。
夜深了，候车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她从帆布包的最底层，摸出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着的小方块。
油纸已经泛黄发脆，边角都磨损了。她一层一层地剥开，像在进行一个神圣的仪式。
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字条。
这是十年前，她离开家，登上那列开往农村的绿皮火车时，病重在床的父亲塞到她手里的。
她还记得父亲当时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亮得吓人。
他拉着她的手，把这个小纸包塞进她的掌心，用尽全身力气说：“瑾儿，听着。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出来。但如果……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它或许能救你。”
说完那番话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这十年，无论是在农村被批斗，还是生安安时难产，差点死在窑洞里，她都没有想过要动用这个东西。
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念想，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她觉得，只要她还能扛，就不能去碰它。
可现在，她好像真的走投无路了。
她看着怀里睡着了还蹙着眉头的女儿，心像是被揉碎了。她自己的苦，她可以咽下去。但女儿的未来，她赌不起。
她慢慢地，慢慢地展开了那张字条。
字条是从一个普通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已经黄得厉害。上面只有两行钢笔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陈瑾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重新把字条小心地折好，用油纸包起来，放回贴身的衣袋里，紧紧挨着自己的皮肤。
明天，她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成与不成，在此一举。
第二天下午，陈瑾又一次站在了户籍科的门口。
这一次，她没有带安安。她把孩子托付给火车站一个相熟的清洁工大婶，给了大婶两个玉米饼子。
她走进户籍科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不多了。快到下班时间，钱宏伟正在慢条斯理地收拾桌子上的文件，准备下班。
他看到陈瑾，像是看到了什么晦气的东西，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怎么又是你？”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火气和厌烦，“我说同志，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跟你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材料不齐，谁来都没用！规定是死的，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陈瑾已经走到了窗口前。
她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没有哀求，没有眼泪，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她只是伸出手，从衣袋里掏出那个油纸包，当着钱宏伟的面，一层层打开。
然后，她将那张摊开的、泛黄的字条，轻轻地，推到了钱宏伟的面前。
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钱宏伟正要习惯性地把这“废纸”拂开，嘴里还准备着一连串的斥责。可他的目光，无意中扫到了那张小纸条。
只是一眼。
他整个人就像是被通了电，瞬间僵住了。
他的表情发生了一种极为诡异的变化。先是轻蔑地一瞥，随即是短暂的困惑，紧接着，那困惑变成了巨大的震惊，最后，那震惊又演变成一种近乎恐惧的敬畏。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着窗口这边。只听得见墙上那台老旧的电风扇，还在有气无力地“吱呀、吱呀”转着。
钱宏伟的眼睛死死地钉在那张字条上，仿佛上面写着什么石破天惊的东西。他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拿起字条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他把字条凑到眼前，几乎要贴到鼻子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天光，反复确认着上面那两行已经有些模糊的字迹，以及落款处那个小小的、几乎快要看不清的私人印章。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大概过了半分钟，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突然，钱宏伟“嚯”地一下，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
他起身的动作太猛，力气太大，屁股下的木头椅子被他带得向后翻倒，“哐当”一声巨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炸开。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钱宏伟却像完全没听见。他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看着陈瑾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
那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不耐烦和厌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混杂着惊骇与谄媚的复杂情绪。
他绕出办公桌，几步冲到陈瑾面前，因为太过激动，差点被自己绊倒。他搓着手，结结巴巴，用一种近乎颤抖的、无比恭敬的语气，对陈瑾说道：
“同……同志！您……您请坐！不，您别坐这儿！我……我我我……我亲自送您去省委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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