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01
那会儿的康熙皇帝，脸庞还带着年轻人的光洁，但眼神已经像一口打了几十年水的深井。
三藩的血腥味才刚刚被南方的雨水冲淡，他坐在那张龙椅上，感觉整个帝国就像一间四处漏风的破屋子。
西边，噶尔丹的马蹄声隐隐传来；北边，罗刹鬼的毛皮帽子在黑龙江边晃悠。
而东南角，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就是最后那条龇着牙、不肯进笼子的野狗。
他需要一把刀，一把能把这条野狗的筋骨都剔断的快刀。
姚启圣就是那把刀。
在福建，官场上的人不叫他姚总督，私下里都叫他“姚疯子”。
这个人走路带风，说话像砸石头，一双眼睛看人，像是要穿透你的皮肉，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直的。
他眼里没有规矩，只有目的。平定耿精忠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小的香山知县，官袍还没穿热乎。耿精忠的叛军一来，满城的官都想着怎么跑路，怎么投降。
他倒好，把县衙的大门一关，召集了一帮平日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还有些活不下去的渔民，跟他们说：“跟着我，有肉吃，有钱拿。想跑的，现在就滚。留下来的，谁敢后退一步，我先砍了他的脑袋。”
就凭着这么一股疯劲儿，他愣是拉起一支队伍，没跟朝廷要一兵一卒，收复了好几座城池。
别人打仗靠兵法，他打仗像个赌徒，把自己的命和别人的命一起当筹码，全押上台面，偏偏每次都能赢。
福建的官场，就是个烂泥塘，里面全是盘根错节的老荷根。
姚启圣一脚踩进来，就像扔进了一块烧红的铁，整个泥塘都“刺啦”一声，冒起了热气。他不像个总督，更像个债主，每天都在逼着所有人做事。
福州知府说，今年的税收困难，百姓遭了灾。
姚启圣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账本摔在他脸上，说：“我不管你遭灾还是遭瘟，三天之内，军粮凑不齐，你这个知府就别当了，去牢里啃窝头吧。”
泉州卫的指挥使抱怨船只年久失修，下不了海。
姚启圣直接派亲兵过去，把指挥使从温柔乡里拖出来，指着那些破船问他：“船修不好，是你无能，还是你把修船的钱拿去给你小老婆买珠花了？你自己选一个。”
同僚们看他，就像看一个怪物。
他身上那股子不把人当人、不把官场当官场的劲儿，让他们从骨子里发冷。
他们背后骂他“酷吏”，骂他“阎王”，可当着他的面，一个个都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最让他和整个福建官场势同水火的，还是他和施琅的关系。
施琅，那个降了又叛、叛了又降，一辈子就想踏平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
他是个纯粹的军人，脑子里只有一根筋。这根筋就是打仗。
在他看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坐着船，装着炮，冲过去，把郑家的人全杀光，把澎湖和台湾岛烧成一片白地。
他觉得，跟姓郑的没什么好谈的，谈来谈去，浪费时间，耽误军机。
姚启圣不这么想。他觉得打仗是小孩子过家家，是最笨的办法。花钱如流水，死人如山倒，最后就算打赢了，得到一个烂摊子，有什么意思？
他更喜欢用银子和人头去收买。他觉得郑家的根已经烂了，就像一棵被虫蛀空的大树，外面看着还枝繁叶茂，其实里面早就空了。
只要在外面用小刀子一圈圈地割断它的养分，再往里头灌点带着毒的水，那棵大树自己就会倒。
一个主张用刀砍，一个主张用手掏。
两个人就像两只养在同一个笼子里的斗鸡，在福建这块小地方，每天斗得鸡毛鸭血，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两个人的官邸就隔着几条街，但谁也不去谁那儿串门。开会的时候，坐在一起，中间的空气都像是凝固的。
有一次，议事，施琅拍着桌子，唾沫横飞：“姚大人，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郑家的船队又要补充壮大了！必须立刻出兵，一举荡平！”
姚启圣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吹着上面的茶叶沫子，眼皮都没抬一下：“施提督，你的船够吗？你的兵吃饱了吗？你的炮弹是铁打的还是泥捏的？仗不是靠嘴巴打的，是靠银子堆出来的。”
施琅气得脸都紫了：“银子银子，你就知道银子！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这是处处掣肘，贻误战机！”
“我是闽浙总督，节制福建所有军务。”姚启圣放下茶杯，声音不大，但字字都像钉子，“你福建水师，也在我节制之内。我说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你要是不服，可以上折子跟皇上说。”
告状的折子，像雪花一样，从南方的海岸，飘进紫禁城的深宫里。
施琅的折子里，姚启圣是个胆小如鼠、畏缩不前的懦夫，更是个贪得无厌、把持军政的权臣。他阻挠大军出征，就是为了自己能一直抓着福建的财权和兵权，好多捞几年钱。
而姚启圣的折子里，施琅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除了杀人什么都不会，一心只想着用士兵的命去填自己的功名。他甚至隐晦地提醒康熙，施琅是降将，心思难测，不可不防。
康熙坐在毓庆宫那张宽大的书桌后，看着这些折子。他年轻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手指在朱砂笔的笔杆上轻轻滑动。
他案头还有另一堆折子，来自福建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甚至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知县。这些折子里的内容就更直接，更血腥了。
“姚启舍擅杀朝廷命官，以军法为名，行酷吏之实。泉州知府不过与其稍有口角，便被其寻了个由头，当众斩首，以儆效尤。”
“姚启圣纵容部下，垄断海贸，与奸商勾结，其家财富可敌国。福建沿海，凡出海之船，皆要向其缴纳‘买路钱’，人称‘姚大扒’。”
“姚启圣强征民夫，修造战船，沿海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稍有逃亡者，全家连坐，手段之酷烈，甚于前朝。”
每一本折子，都是一把指向姚启圣的刀。
康熙把一本奏折扔在地上，旁边的太监吓得一哆嗦，赶紧跪下捡起来。
他需要姚启圣这把刀去杀人，但他开始觉得，这把刀的刀刃，好像也开始对着自己了。它太快，太锋利，握刀的人，手心已经感觉到了凉意。一个不听话的奴才，本事再大，也是个祸害。
康熙心里很清楚。他已经动了杀心，只是在等一个时机。等台湾问题解决了，这把用脏了的刀，就该扔进炉子里熔了。
姚启圣在福建，确实没干一件“干净”的事。他把皇帝那句“你们前线自己想办法”，当成了一道可以为所欲为的圣旨。
朝廷说，没钱了。三藩打下来，国库里能跑马，跑的还是饿瘦了的马。康熙的意思是，你们前线自己想办法弄钱，别来烦我。
“想办法”三个字，到了姚启圣这里，就变成了一场无法无天的狂欢。
他以总督府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叫“裕饷”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牌子就挂在总督府的偏院，门口站着两个带刀的亲兵，谁也说不清里面是干什么的。但福建的商人都知道，那是阎王殿的二门。
这个机构干什么？什么都干。
福建沿海所有能出海的商船，从装丝绸的大海船，到打鱼的小舢板，都必须去“裕饷”挂个号，领一块木牌子。
有了这块牌子，你才能出海。出海贸易的利润，姚启圣要抽走三成。这叫“官商合营”。
有个漳州的富商，姓林，家里几代都是跑南洋的，自恃有钱有势，不把这个“裕饷”放在眼里。他偷偷组织了五艘大船，装满了瓷器和茶叶，想趁着夜色溜出去。
船刚到外海，就被十几艘挂着总督府旗号的快船围住了。那些船比水师的战船还快，船上的兵比官兵还凶。林老板被五花大绑，押到姚启圣面前。
姚启圣当时正在吃饭，看都没看他一眼，夹了口菜，对旁边的人说：“船和货，都没收，充入‘裕饷’。人嘛，送到矿山去挖石头，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力气活。”
林老板在福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个商人敢跟“裕饷”叫板。
他还做走私的买卖。
台湾郑氏最缺的是什么？药材、铁器、布匹、食盐。大清律例，这些都是严禁出海的违禁品，沾上一点就是通敌的大罪。
姚启圣不管这些。他让自己的心腹，一个叫陈五的远房亲戚，组织了一支船队，专门干这个。
陈五的船队，白天是总督府的巡逻船，晚上就变成了走私船。
他们把违禁品偷偷运到金门、厦门附近的一些小岛上，跟郑氏派来的商人交易。
他一边用贸易封锁扼住郑氏的喉咙，让台湾岛内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一边又用走私给郑氏喂一点吊命的汤，目的只有一个：换回郑氏手里雪花花的白银和金灿灿的黄金。
这些用不光彩手段弄来的钱，像一条条浑浊的溪流，源源不断地汇入了他那个叫“裕饷”的小金库。
没人知道这个金库里到底有多少钱。福建的官员只看到，姚总督花钱，从来不眨眼。
施琅说，水师的战船不够大，不够坚固，对上郑家的铁甲船，就是送死。朝廷的工部回复说，没预算，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姚启圣二话不说，直接从“裕饷”里拨出几十万两银子，在福州、漳州、泉州开了好几个造船厂，请来最好的工匠，用最结实的木料。
几百艘崭新的大战船，像下饺子一样下了水。这些船，比兵部图纸上的还要大一圈，上面的火炮也多一倍。
施琅又说，水兵缺额严重，而且都是些没见过海的旱鸭子，上了船就吐，别说打仗了。
姚启圣大手一挥，贴出告示，用高出朝廷规定一倍的军饷去招募新兵。
他还花重金，把那些因为“迁界”而破产的沿海渔民，甚至是一些退了休的老海盗，都请来当教官。
这些人不识字，不懂兵法，但他们知道风向，知道水流，知道怎么在颠簸的船上站稳脚跟。
02
他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爱惜名声，他用钱收买郑氏内部的好几个重要将领和大臣。
那些人嘴上骂着姚启圣，背地里却把郑家的军情、人事变动，源源不断地卖给他。
台湾那边，郑克塽今天吃了什么饭，因为什么事发了脾气，说了什么梦话，第二天，情报就能摆在姚启圣的桌上。
为了彻底困死台湾，姚启圣还干了一件最遭人恨的事：坚壁清野，迁界禁海。
他下了一道死命令，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三十里内的村庄，全部内迁。军队开进村子，不给百姓任何商量的余地，三天之内，必须搬走。
百姓的房子被推倒，烧掉，田地被撒上石灰，彻底荒废。
祖祖辈辈靠海吃饭的渔民，被赶到陌生的内陆，看着自己那双只会摇橹和撒网的粗糙大手，不知道该如何拿起锄头。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抱着自家门口的老槐树，死活不肯走，哭喊着说这是她出生的地方，要死也要死在这里。
督办迁界的小官没了耐心，一挥手，几个士兵上去，硬生生把老太太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拖走了。老太太的哭声，像刀子一样，划过荒凉的村庄。
一时间，福建沿海，哀鸿遍野。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迁徙的路上，饿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弹劾他的奏折，在京城堆成了山。那些奏折里，姚启圣已经不是“酷吏”了，他是个魔鬼，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
可也正是因为这次残酷的迁界，郑氏在大陆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也被拔除。他们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军队成了一支孤悬海外、坐吃山空的孤军。
姚启圣的每一条“罪状”，都像一块沾着血和泥的砖石，砌成了平定台湾的阶梯。他的“贪婪”，变成了射向敌人的炮弹；他的“残暴”，变成了困死敌人的高墙；他的“专权”，变成了驱动整个战争机器的燃料。
他就像一个高明的厨子，用最毒的草药，烹制出了一道救命的盛宴。
现在，盛宴结束了。所有人都吃饱喝足，抹了抹嘴上的油，开始兴高采烈地讨论，那个用毒草做饭的厨子，是不是该被乱棍打死了。
从福建到京城，路走了两个多月。秋风把路边的叶子吹得越来越黄，越来越少。
姚启圣坐在颠簸的马车里，瘦得像一根风干的竹竿。南方的湿气和多年的劳累，已经钻进了他的骨头缝里，让他时常咳嗽，咳起来的时候，整个胸膛都像个破风箱。
他没什么行李，除了几件浆洗得发白的换洗衣服，就是一个小小的书箱。箱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些书，还有他这几年写的日记。
他没想过要辩解什么。那些事，他都做了。
杀人，他杀了；捞钱，他捞了；欺压百姓，他也欺压了。按照大清的律法，他早就该死一万次了。
他只是觉得有点可笑。他像一头被使唤到快要累死的骡子，帮主人把最难耕的地都耕完了，现在，主人嫌他吃得太多，拉的屎太臭，要把他牵去屠宰场了。这种事，史书上还见得少吗？
押送他的官员，一路上对他还算客气，但那是一种对将死之人的客气，像是在看一件珍贵的陪葬品。
抵达京城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姚启圣被直接带进了紫禁城，连官驿都没让他去。他知道，这是不让他跟任何人串通消息，要让他像个孤魂野鬼一样，走进那座审判他的大殿。
乾清宫里，燃着上好的檀香，但那香味里，却透着一股子森然的冷意。安静得能听到身边人紧张的喘气声。
康熙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穿着一身明黄色的常服，脸上看不出喜怒。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椅子扶手上一颗凸起的龙眼木雕。
下面，文武百官分列两旁，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准备随时扑下来啄食尸体。
他们的目光，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冷漠，有的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
姚启圣的死对头，大学士明珠，站在文官队列的最前面，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眼神像是在欣赏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
施琅也站在武将的队列里。他穿着新赐的靖海侯爵服，上面的麒麟补子在昏暗的光线下闪闪发光，刺得人眼睛疼。
他的表情很复杂，他看着姚启圣那副干瘦的样子，眼神里有快意，有鄙夷，但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忌惮。
他赢了，但他也知道，没有眼前这个疯子，他赢不了。
“姚启圣。”
康熙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大殿里，听得格外清楚，像一块小石子投进了冰封的湖面。
“有人参你，在福建贪墨军饷，擅开边衅，草菅人命。你自己说，是，还是不是？”
话音刚落，明珠就像一匹闻到血腥味的狼，立刻站了出来，手里还捧着一叠厚厚的奏章。
“皇上！臣有本奏！姚启圣在闽地，私设‘裕饷’，行同国中之国！此机构不入户部，不经审核，擅自征收商税，垄断贸易，将海贸之利尽数吞没！其数目之巨，骇人听闻！此乃另立中央，形同谋逆！此其罪一！”
明珠的声音又尖又利，在大殿里回荡。
他话音未落，另一个都察院的御史就跟着出列，声音悲愤：“皇上！臣附议！姚启圣为逼迫郑氏，强行迁界，致使闽粤沿海数万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饿殍遍野！此等酷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慰亡魂！此其罪二！”
“皇上，他还擅自处决朝廷委任的泉州知府赵秉义！赵知府不过是与其在钱粮调拨上稍有争执，便被其寻了个‘通敌’的由头，当众斩首！头颅悬于城门三日！此乃目无君上，无法无天！此其罪三！”
“皇上！他还与海盗勾结，默许走私，中饱私囊！”
一声声的控诉，像一把把烧红的锤子，一下下地敲打在姚启圣的身上。
他们说的每一件事，都证据确凿。那些所谓的“证据”，就堆在姚启圣的脚边，一本本奏折，像一座给他准备的纸坟。
康熙没有阻止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任由这股愤怒的声浪在大殿里翻滚。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大殿里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他才把目光重新投向姚启圣，那个从始至终都低着头，一言不发的人。
“他们说的，你认不认？”康熙的声音比刚才更冷了，像西伯利亚吹来的风。
姚启圣从始至终都低着头，仿佛那些指控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个来错地方的看客。此刻，他终于缓缓地抬起了头。
那张干瘦的脸上，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他浑浊的眼睛扫过周围那些恨不得生吞了他的同僚，最后，落在了高高在上的康熙脸上。
面对堆积如山的罪证和皇帝冰冷的目光，姚启圣非但没有跪地求饶，反而挺直了那副快要散架的脊梁。
他平静地承认了大部分指控，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放弃抵抗，准备引颈就戮时，他朗声说道：“臣所作所为，确实超越法度，论罪当诛。但臣入京，并非为己辩护，而是为陛下献上最后一份礼物。”
说罢，他从怀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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