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城市生活的经验来看，遇到教堂也没什么，上海就有许多教堂，北京也是，有一年在北京做采访，在西城一座老楼里拍谁的故居，结果被一个路人带去了一片传教士的墓地……教堂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物。
但地上文物看山西，此行大多是跟中国古建筑、彩塑、壁画等佛教相关的目的地，忽然接连遇到了两座几百年历史的老教堂，这种感受既出乎意料，又有些好奇。
一处是在新绛，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芮城看完永乐宫以及广仁王庙之后，去往下一站晋城的路上，沿途顺路看几处古建筑。原打算先去看司马温公祠，行至半路发现宋代彩塑的殿不开放，就赶去绛县太阴寺，可不巧下起了暴雨，撑着伞不一会衣服、鞋子都湿了，相机用着也不方便，兴致顿时低了，冒着雨继续往新绛县龙兴寺，想着早早看完就去晋城，毕竟还有百公里路。
到了新绛县，往龙兴寺的路上忽然见到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也看不着全貌，只是透过布满水珠的车窗，在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处见到了那两座高耸的尖塔。为什么会有一座教堂？还是哥特式的？而且又是在这样一个华北少有游人的县城里。
山西运城新绛县，春秋时曾为晋都，北周明帝武成二年设绛州，隋开皇三年州治迁到现址，到如今已经有着1400多年历史。之前去的龙兴寺内，就留有一块唐代篆体碑，为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四个儿子李训、李谊、李撰、李谌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而后宋太祖赵匡胤也曾寓居于此，故恢复“龙兴”之名。寺中始建于唐的高塔，才符合古镇历史之悠长。这样一想，那哥特教堂就更令人好奇，忍不住驱车前去一探究竟。
颇费周折地沿着狭隘的巷子往上爬，雨还在下，导航的定位又不是那么准确。无奈，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寻找。从地图上看，新绛天主教堂位于新绛县城正平街中段。下了车确实视野开阔，很容易就找到了天主教堂，比想象中更大，教堂前有一个平台，恰好成为一个拍摄点，但手机不用广角镜头，还是挺难将教堂整体建筑拍完整。
天主教堂从外观上看，是典型哥特式建筑，双钟楼尖塔、彩色玫瑰窗、透视门。仔细看也能见到一些中式风格，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歇山顶形式，屋顶外面的瓦用的是中国的虎头筒瓦。恰好不在开放时间，没法走进教堂内部看，据说教堂内部无梁柱，全靠巨型拱券支撑。
有趣的事，教堂边上就是一座中国古典式样的建筑，若在远处，选合适的角度拍摄，应能把两座建筑都拍进去，形成一种对比。这边原是明代灵丘王府，现存门楼、钟楼、过厅等建筑。雨还在下，没法细细深入探究，可能边上的中式建筑就是灵丘王府的遗存。
第二天的晋城之行，也早早看完计划内的行程，搜寻附近目的地时，发现泽州县大箕镇有一处玫瑰圣母堂。相比前一天的新绛县天主教堂，玫瑰圣母堂更让人惊奇，相比城镇中的教堂建筑，玫瑰圣母堂更像一座古代城堡，孤零零矗立在一片荒芜的山谷中。
驱车临近才发现，玫瑰圣母堂就是一座古堡，山石垒起高高的寨墙，现存寨墙上依旧有垛墙、藏兵洞、射箭口等军事设施。从外部无法看见内部的情况。灰黄色的山石、土砖从下至上材料越来越细，亦能让人直观感受到土堡经历岁月拼补斑驳的痕迹。
走进城门是一条狭窄的向上甬道，走出甬道豁然开朗，能见到几处平房以及一座西班牙式的教堂。我们到玫瑰圣母堂时，还恰好遇到了一个西班牙人在直播，边上是他的中国太太，据说原来定居在湖北，一路直播到了山西。
从玫瑰圣母堂内的介绍看，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有两位荷兰籍神父为了躲避追杀，来到了小寨寻求避难。二人齐念玫瑰经文，同时向圣母许诺：如果能平安度过此劫，将会在这里修建一座圣母堂，以表示对圣母的谢恩。之后两位神父果然平安无事，二人兑现了承诺，于1902年买下了小寨，建设了一座大教堂。
玫瑰圣母堂相较于新绛县天主教堂，给人的感受更特别，在这样一片华北的山坳中，一个山石土墙堆叠而成的土堡中，竟然是一座有着罗曼风格曲线的西班牙教堂，这仿佛就像中国的土壤里长出了一株异域的植物。而外部的寨墙就像一只巨大的茧将教堂、周遭的其他设施连同时光一同封存，形成了一个时空错乱的空间，各个时期留下的痕迹拼补在一起，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
那昔日埋葬修道士目的的十字架墓碑、那随处可见的标语性的箴言颂词，无论是汉字或是西班牙语、拉丁文、那华洋混杂的建筑本身——西班牙式教堂边上却是中式重檐歇山顶，而底下又连接着一道拱券、甚至是植物，玫瑰园中巨大的玫瑰与华北本土的树植……这里的一切不再是明确可指认的。
其实不止这两座教堂，在山西天主教堂并不少，如屯留郭村玛尔定堂、襄汾县黄崖天主堂、屯留跑马岭天主堂等等。
近代，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已经如此深入了吗？
这些疑问当时并没有得到解答，却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意识中，总有发芽的一天。差不多一个月后，当我在阅读葛兆光的书时，读到他曾写过序的一本书《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
《传教士的诅咒》的作者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这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出版。沈艾娣是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是沈艾娣研究的方向，她曾有一本《梦醒子》，就是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
而《传教士的诅咒》的起点实则和《梦醒子》有关，她在翻阅刘大鹏的日记时，发现刘大鹏多次提到了一个叫做洞儿沟村的基督徒，她便对这个村子产生了兴趣。洞儿沟在太原晋源区姚村西南，她欣然前往，很快就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不同，当地村民们对自己村庄的历史相当的关注和着迷，迫切地想要向她诉说这个村子的过往。之后，也是无意间，沈艾娣又在欧洲档案馆内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来自于“罗马万民福音部”的档案，其中收藏了几百年来海外传教士寄回罗马的信件，其中也包含大量与洞儿沟村相关的史料，涵盖这个村庄三百年的丰富历史。
这样一个小山村竟与远在天边的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她研究的兴趣，她开始正式对洞儿沟村的研究，频繁去当地采访，搜集众多与基督教有关的民间故事，最后成书分为七章，每章以当地的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叙述该村从清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基督信仰的变化。
但是这本书大陆没有引进出版，而网上也找不到电子版，我只能找到一个试读的版本，可以阅读大约60页的内容，包括序章及前两章。序章中的故事就比较有趣，其中一则说中国教士过世后，只能埋在洋人传教士脚的方位，有个中国教士不满洋人如此不公，只身前往罗马向教皇申诉，到了之后他就下跪拦路，向教皇喊冤，最终获得了公正的判决。
这个故事听上去颇有拦轿向清官或告御状的风范，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种故事改造，用中国常见的故事套路编出新的故事。但从罗马档案的信件中竟然可以找到该事件的真实记录。原来这个去罗马投诉的中国教士名叫王若瑟（Josephus Van，中文名字王廷荣，他写给教皇的信件收录在1873年的档案中。
而“传教士的诅咒”的故事，说的是当传教士法济尼被调离洞儿沟村时，他想带走村中的露德圣母像，但这个举动遭到了当地村民的极力阻挠，法济尼于是祈求圣母连降七年灾荒来惩罚村民。而为了解除诅咒，村民造了一座圣母堂。
首批中国籍主教（从左至右：海门主教朱开敏、台州主教胡若山、汾阳主教陈国砥、宣化主教赵怀义、蒲圻主教成和德、安国主教孙德桢）
沈艾娣在研究中发现，山西基督教的传入，和晋商有很大关系，晋商通过供奉地域分布较广的神祇，以建立更为有效的贸易联系，形成更紧密的群体，如关帝、妈祖之类的中国神祇和佛教的一些神，都比较合适，而当时天主教是他们的选择之一。晋商在北京接受洗礼，非常期盼能邀请传教士探访他们所属家族。其中一个名叫段衮的有钱人，来自晋南富庶的绛州附近的一个村子，他回家后劝说他的家庭成员都加入宗教。
在沈艾娣的书中，还提到了段衮的朋友中，有另一个绛州商人的几个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是最开始对传教士的数学、弹道知识和新引入的西式枪炮所吸引。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山西绛州乡试解元韩霖，他在京为官时，与徐光启相交并领洗入教，徐光启不就是出生于上海的名人之一么，也是明朝时有名的天主教徒，与李之藻、杨廷筠三人被称作是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当时，恰好一位叫做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的传教士要跟随一位圣名伯多禄者去陕西做官赴任。艾儒略原本目标是寻找可以酿弥撒用酒的葡萄，因为中国人不喝葡萄酒，而从欧洲把瓶装酒运来花费太巨大。但是山西是种葡萄的，他于是动身去山西，韩霖与段衮就邀请他到绛州传教，并为他们的家族18人授洗，其中有韩霖之兄韩云、弟韩霞、段衮之弟段袭。天主教由此传入山西。当时是明朝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新绛这个小县城成为了山西最早传入天主教的地方。
艾儒略在山西并没有找到他想要的葡萄，没呆多久就走了，但此行也启发了绛州的教徒们想办法提供一个住处，甚至提出派驻教士的需求。被派来的传教士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这个人曾经在南京惹过麻烦，被捕过，也受过笞刑，还被驱逐出境。但他换了个中文名字，又偷偷回来了。他在绛州传教相当活跃，大力布教，到崇祯三年（1630），绛州教友已激增至2000余人。他还与张赓合著《圣教信证》，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传教士传略与著作的书。
当然，布教也是和当地世俗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形成了许多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基督徒一起唱诵祈祷词的方式，据说就是从佛教徒那里学来的。某位法国耶稣会士到山西时，盛赞当地聚在一起早晚祷告的人，分成两个唱诗班非常投入地唱歌，虽然他们不知道圣咏或欧洲音乐，不过所有的歌调很合适，唱得甚至比欧洲许多群体都要好。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些人拿着很像佛经的手抄小册祈祷书参加丧礼，还模仿和尚的音调唱祈祷词。
还有图像，特别是玛丽亚的图像，传教士无疑会将罗马教堂中玛丽亚的画像副本带来中国，但经过中国画匠之手复制重绘，画中抱着圣婴的圣母形象，很难不被认为是“送子观音”。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在日本福冈基督教传教时期，也出现了“玛利亚观音像”，据传是幕府禁教时，有个神父梦见了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可以把玛利亚的塑像雕塑得很像观世音菩萨，祈祷时，就当作玛利亚，如果被怀疑而必须对着圣像践踏时，则以其为观音菩萨。在东京博物馆里还专门有一个展厅展示这些造像。同样，大天使圣米凯尔（St. Michael the Archangel)的形象，也被混同为佛教护法神将韦陀尊者。
除此之外，高一志还兴建不少教堂，据台湾的黄一农先生考证，在他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写道：“在天启七年(1627)，绛州还筹盖了全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天主堂。”
这就是我们此行在新绛县看到的那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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