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文物飞进了拍卖场，签字划拨的馆长却说不知情。
这是南京博物院正在上演的魔幻现实。
而在另一边，那些埋头制订明年讲解计划的旅行社，抬起头来却发现，他们已跨不进博物馆的这道门了。
博物馆越来越热，博物馆的门却越扣越紧。
靠山吃山。他们通过限制、拦截甚至封杀社会化讲解，把文博讲解搞成了特许经营。
这潭死水下的暗流，远比我们想的湍急。
在这里面，既有为了抢学术资源，将老教授打到肋骨断裂的“武功”。
也有损公肥私，把馆藏文物变成自家菜地的萝卜，说拔几根就拔几根的“文治”。
还有高举规范的大旗，乱扣帽子，诬陷旅行社社会化讲解传播歪理邪说，以管理之名行垄断之实的“阴损”。
这些操作，在行业内早已见怪不怪。既不是头一遭，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博物馆的墙是越筑越高，安防系统也越来越智能，但真正的漏洞，始终在人性与制度的缝隙里野蛮生长。
他们锁住的是大门，打开的却是生意。
暴力
在文博界，文物不仅是文明符号，更是硬核的战略资产与行业硬通货。
谁掌握文物本身，谁就扼住了文博研究的咽喉、展览策划的命脉以及国际交流的席位。
既然是必争，明枪暗箭便从未停歇。
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组建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首次系统性的发掘。
挖出的器物装满了几十个木箱。
按江湖规矩，这批“原始材料”理应运回牵头单位——四川省博物馆。但运送文物的车队在半路转向，径直开进了四川大学的库房。
此次联合考古的负责人是冯汉骥，同时也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人。他将发掘出来的所有文物，交给麾下15名在读弟子整理。
四川省博物馆的人认为，自己被踢出局了。
在他们眼里，这些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铜器，早就变成另一种东西：即将发表的论文署名、学术会议上宣读报告的机会，以及未来职称评审的材料。
如今，四川大学竟要独吞。
更令人窝火的是，冯汉骥身兼二职——既是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也是四川省博物馆馆长。
他们的抗议被轻松挡回，做了冷处理。
但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1967年，终于找到报复的机会。
四川博物馆的人对冯汉骥发起群殴，拳头和皮鞋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直到肋骨折断的声响，超过了喘息的声音。
即便如此，仍不解气。
他们冲进库房，将这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砸烂一地。相关研究资料也被撕碎，扔进了垃圾桶。考古学上最荒诞的一幕就此上演：
以毁灭历史的方式，争夺解释历史的权力。
旧怨的血迹未干透，新的规矩已然立起。
1980年，四川再次发掘三星堆。
这一次，四川大学被排除在外，四川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组建了联合考古队。
毫无悬念：这次出土文物全部直奔成都，锁进了四川省博物馆的库房。
作为参与方广汉县，也并非毫无所获，他们得到了一本残缺的文物图册，以资纪念。
1982年，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扩编，组建了四川省考古所，两年内便对三星堆进行了四次发掘。
而广汉方面，也厌烦了仅有图册的羞辱。
随后广汉县政府、三星堆博物馆对四川省考古所，进行了长达15年的索宝。
双方关系最紧张时，四川省考古所半夜派车拉走文物，广汉县政府则安排公安局围追堵截。
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
气势恢宏的三星堆博物馆，在建成很长一段时间内，展厅里摆放几乎是一水的复制品。
想要真的？四川省考古所的回复简洁又有力：要么在修复，要么在国外展出。
哪怕广汉县政府咬牙提出，若四川省考古所将这些文物还回来，他们愿意将三星堆博物馆每年20%的门票收入作为干股，送给四川省考古所，而且年年分红。
即便如此，四川省考古所依旧不为所动，毕竟三星堆博物馆此时名气寥寥，他们更愿意将文物送到海外展览。
那里的外汇是现结。
同样的尴尬，也落在了成都永陵博物馆头上。前蜀皇帝王建的瑰宝，在四川省博物馆登记造册，深锁库房。
而永陵博物馆自己的展厅里，摆着的也是一水的复制品。
想展出真迹？得向省博“借”。
这些故事，就像一记闷棍，讲述着文博江湖的底色。已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掺杂了地盘、资源、金钱、话语权的门派厮杀。
而文物也从来不只是文物，那是筹码，是恩怨，是江湖座次，甚至是毫不掩饰的生意。
邪修
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地博物馆，掀起了一股海外办展热。
四川省考古所的外展活动，让三星堆在海外反响空前。最终因国宝级牙玉璋，被日本人拿到手上把玩，打碎成好几段才戛然而止。
几乎同时，作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湖平正带着大家，拆封了另一个“超级资产包”：
故宫南迁文物。
2211箱，十万多件。封条一撕，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固定资产”瞬间变成“流动资产”。
为什么要拆封这些文物？“徐湖平说要到海外办展，得选些精品文物。”南京博物院退休职工郭礼典对务实叔说，拆封并没有征得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的同意。
郭礼典指控，打开这些“资产包”后，徐湖平采用了如下手法予以“盘活”：
第一步，核销计提。拆封后，徐湖平便让专家做鉴定，很多文物被鉴定为“赝品”。例行盘库时又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以“损毁”的名义计提。
第二步，关联交易。这些“赝品”、“损毁文物”转身就低价，进了江苏省文物商店，然后再一拐弯，跑到了上海的拍卖公司。
巧的是，江苏省文物商店负责人恰好也是徐湖平。而拍卖公司老板叫徐湘江，又恰好是徐湖平的儿子。
第三步，利润套现。将这些“赝品”、“毁损文物”通过拍卖公司，换成真金白银，就这样完成“评估—转让—拍卖”的闭环，实现了从公共库房到私人账户的周转。
现在还剩多少？
郭礼典说，还剩7万多件。
文物一旦离开博物馆，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隐秘的地下网络。
国际刑警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艺术品非法交易年规模高达60亿至80亿美元，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而博物馆流失的文物，是这个市场的高端货源。
郭礼典的指控是否属实，还有待调查。
相信得出结论的时间不会太晚。12月23日，江苏省政府宣布，对南京博物院事件介入调查。
而在天津，有相似的剧本，连台词都差不多。
在天津，有着国内成立最早的国营文物艺术品经营单位——天津市文物公司。
白文源曾担任天津博物馆馆长、天津市文物公司负责人，仅2006年至2008年间，他就先后四次，将25件未登记文物非法占有。
有次被库管问到又来拿文物了？他回了句：
挑几件瓷器卖了，给大家发奖金。
这操作，这手法，比到自留地里拔萝卜还要随意。瓷器卖了，但奖金并没有发下来。
更绝的是他的“文物杠杆循环三步套利”法：
第一步，资产获取。以“顾某”名义（就是顾客的那个“顾”），在自己分管的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拍卖会上，低价拍得文物。定向摘牌。
第二步，价值包装。将拍到的文物捂放在自己的办公室，或简单“修复”，等待时机。
第三步，高价退出。利用“文物公司有义务向博物馆输送藏品”的政策，让天津市文物公司高价回购自己持有的文物，转手卖给天津博物馆。
这样简单一倒腾，利润翻了几十倍。
他曾以32万元、50万元的价格，从天津市文物公司，拍下铜鎏金财宝天王像、八卦彩墨。转手就以236万元、25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天津博物馆。
尽管参评专家都认为价格高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交易。就这样，国有资产顺利地完成对私人资产的超额兑付。
当守护文明的人开始盗窃文明，受损的不仅是几件器物，而是整个社会对历史、对传承、对公共机构的信任。
博物馆的灯光依旧明亮，展柜依然洁净。
但下一次当你凝视玻璃后的千年文物时，或许会多一个念头：这是真的吗？会不会被转手？它明天还在这里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就像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内鬼，正安静地坐在办公室，策划着下一场完美的交易。
污名
博物馆的内部管理在频频漏水，但对外的大门却越关越紧。
这两年，博物馆彻底火了。
2024年，全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超14亿人次。仅2025年春节期间，就达到了惊人的7200万人次。
博物馆成为旅游业当之无愧的顶流。
随着博物馆热的兴起，观众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拍照打卡，他们要听讲解、要知识、要故事。而文博讲解这门生意，也随之从冷门武功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而各大博物馆对此的反应出奇地一致：
砌围墙，控渠道，发牌照。
从2023年起，国内各大博物馆相继出台新规：未经许可，任何社会机构和个人不得在馆内从事讲解活动。他们的理由很官方：
确保馆内秩序，规范讲解内容。
这话听着正气凛然，规矩确实能够整顿市场，但也容易形成闭环的利益圈。这背后无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文物在展柜里沉默，生意在暗室里轰鸣。
当讲解权被博物馆收缴，相关的研学、导览、讲解便成了特许经营。很多博物馆便开始搞“认证制”，比如那家中央级大馆公布的合作名单，拢共就只有20家。
江湖虽大，持证跑马的也就这几块牌子。
你有旅行社牌照，你的导游持证上岗，那又怎么样？依旧抵不住博物馆的一通限制。
很多博物馆给外来讲解，设下十八铜人阵。
比如三星堆博物馆。想要入门讲解，先要提前一周报备，再提交讲解词审核，然后是出行人数限制，他们就这样合理、合规地把市场化讲解完全挤出了文博讲解的赛道。
安徽博物院甚至玩起了配额制，要求“每单位每季度申请人数不超过5人”。
他们把粮票时代的玩法，就这样硬生生地套在每年超过14亿人次的博物馆参观市场。
从2025年10月10日起，武侯祠要求社会化讲解需提前5个工作日提交申请，而且讲解最长不得超过2小时，不允许外来导游精讲。而数年之前，武侯祠还说不会限制。
博物馆垒起的高墙，催生了一个灰色概念：
野导。
这个略带歧视的标签，贴在了所有非嫡系讲解员的身上。社会化文博讲解，就这样莫名地遭到了攻击。
“导游持证上岗，受法律保护，且不受地域限制。到了三星堆，却被博物称为野导，他们凭什么乱贴标签？”一位来自成都的导游如此说道。
更严重的污名化攻击。
稍不注意，他们就给你戴上“宣讲歪理邪说”、“违规讲解”这顶隐隐带刺的帽子，然后拉入黑名单。
而博物馆又不是行政机关，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打击，被肆无忌惮地扩大。有导游仅仅在讲解时说了句“这件器物有点奇怪，好像变新了”，就被博物馆的巡视人员莫名其妙地拉进了禁入名单。
到底是导游乱讲了，还是他们害怕了？
同样是在三星堆，有位导游发现自己被永久拉黑。博物馆说他在4月18日违规讲解，但他出具4月18日根本无法抵达三星堆的证据后，博物馆又说是之前存在违规讲解。
若社会化文博讲解存在质量问题，能否通过规范而非限制来解决问题？这种限制社会化讲解的做法，同时也剥夺了老百姓自主选择和文化参与的权利？
而历史与艺术的阐释，有没有可能存在多元视角？这到底是真管理，还是打着规范讲解的名义，做着垄断的生意？
博物馆的高墙仍在加高，但墙内的漏洞和墙外的声音，都在提醒我们：守护文明，不能修筑高墙，而是要建立多元、公正的规则。
或许下一次，你在博物馆听讲解时会想起：
你听到的到底是背书式的标准答案，还是多元视角下的文化解读？而那些被挡在博物馆门外的声音，是否也值得一听？
我是务实叔，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博物馆的瓜，并非是为了抹黑文博这个行业。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对博物馆抱有最高的文化期待，才会对其中的问题感到格外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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