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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巴黎，一场婚礼在塞纳河畔低调举行。
新娘张荔英年仅24岁，新郎陈友仁已经55岁。
这桩婚事震惊了整个华人圈——新郎比新娘的父亲张静江还要年长两岁，而且两人的立场完全对立。
一个是流亡海外多年的人物，一个是权倾一时的民国元老之女。
婚礼只邀请了三个见证人，宋庆龄作为大媒专程从上海赶来。
没有大排筵席，没有铺张浪费，只有简单的仪式和真挚的誓言。
张静江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他在上海的公馆里看着女儿寄来的信，久久无言。
【1】南浔世家的四小姐
1906年，张荔英出生于浙江南浔的一个显赫家族。
父亲张静江早年留学法国，在巴黎经营中国古董、丝绸、茶叶的贸易生意。
这个有学问又有商业头脑的浙江商人，把大量家产投入到资助革命的事业中。
他与孙中山结为生死之交，深得孙中山器重。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张静江的名字在政商两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母亲姚蕙出身苏州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和美学根基。
张家有五个女儿，被称为"五朵金花"，个个聪明伶俐，张荔英排行第四。
由于父亲的生意遍及欧美各国，张家姐妹从小就跟随父母游历世界。
她们在上海、巴黎、纽约之间辗转成长，既接受传统礼教的熏陶，又沐浴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氛围中。
这种中西合璧的成长环境，让张家姐妹都养成了开阔的眼界和独立的性格。
张荔英从小就对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过人的天赋。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而不只是会画几笔消遣的大家闺秀。
父亲张静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特意聘请了一位俄国油画家到上海家中，专门教授张荔英绘画技法。这成为张荔英艺术生涯的启蒙教育。
在上海的那些年，张荔英每天都会在画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
她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对构图有着独到的理解。俄国老师常常感叹这个中国女孩身上有着难得的艺术天赋。
1926年，20岁的张荔英高中毕业。她没有像其他豪门千金那样选择早早出嫁，而是坚持要继续深造艺术。
在父亲的支持下，她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纽约，进入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习。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的那一年，张荔英系统地学习了艺术基础理论和绘画技巧。
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养分，频繁地出入各大美术馆和画廊，观摩大师们的作品。
纽约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艺术氛围，让她的视野更加开阔，对艺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1927年，张荔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是每个艺术家心中的圣地。张荔英来到巴黎，先后进入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
在巴黎学习的四年时光，成为张荔英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
那时的巴黎，正是艺术流派纷呈的黄金时代。
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等各种艺术流派大行其道，塞尚、凡·高、高更、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在美术馆、画廊和沙龙中随处可见。
张荔英没有盲目地追随某一个流派，而是广泛地学习吸收各家之长。
她尤其受到塞尚和凡·高的影响，但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画作既有西方油画的技法，又蕴含着东方的审美意境。
1930年，年仅24岁的张荔英第一次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
这个沙龙是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能够入选已经是莫大的荣誉。
而张荔英的作品不仅入选，还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作品又多次入选独立沙龙及杜勒利沙龙。
巴黎第如迭坡美术馆收藏了张荔英的一幅作品，这对一个年轻的亚洲女画家来说，是极为难得的认可。
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的艺术殿堂，在整个华人艺术圈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时华人女画家中，只有方君璧等少数几人获得过这样的殊荣。
就在张荔英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2】塞纳河畔的邂逅
1928年，张荔英收到了宋庆龄托人捎来的一封信。
送信的人名叫陈友仁。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中国，曾经响彻大江南北。
可此时的陈友仁，早已不是当年风光无限的外交部长，而是一个流亡巴黎的政治人物。
他靠给法国出版社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维持生计，翻译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每月的稿费勉强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陈友仁出生于1875年7月2日，祖籍广东兴梅，父母是客家人。
他的出生地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加勒比海——英属特立尼达岛的圣费尔南多。
陈友仁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国，从香港一路逃到万里之外的特立尼达，在当地经营零售店，积累了一些家业。
陈友仁从小接受英国式教育，日常在家中只讲英语，并不懂中文。
1898年，他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毕业。毕业后，陈友仁成为特立尼达第一位华人律师，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口碑，他在当地的华人和印第安人客户中赢得了声誉，取得了可观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成为当地颇为成功的著名律师。
陈友仁对商业经营也颇有眼光，他投资了几个可可种植园，还购买了油田。
作为一个在加勒比海岛上事业有成的华人律师，陈友仁本可以安享富足的生活。
他习惯于每年到英国伦敦度假，在那里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
1911年秋天，正在伦敦度假的陈友仁听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他和两位华人朋友——伍连德和菲利普·陶兴奋不已。
三人当即决定立刻前往中国，投身到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业中去。
陈友仁原本打算先回特立尼达安顿好家人再动身，但他担心一旦回家，就会被家人和事业牵绊，无法成行。
于是他只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便匆匆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中国。
在从巴黎前往中国的火车上，陈友仁遇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对方帮他取了中文名"陈友仁"，与他的英文名"Eugene"读音相似。
到了东北奉天，转乘前往北京的火车时，陈友仁又遇到了马来西亚华侨医生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把他介绍给当时的交通总长施肇基。
施肇基十分赏识陈友仁的英语特长和他宽阔的国际视野。
1913年，陈友仁接受邀请，担任交通部法律顾问。
1914年，他在北京创办了英文报纸《京报》，并担任总编辑。
陈友仁在《京报》上鼓吹革命，言论激进，经常发表与当局不同的意见，一度遭到通缉。
1917年5月18日，英文《京报》刊载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段祺瑞与日本接洽一亿元借款，其中二千万由日本人代行整理兵工厂，八千万请日本军官练兵。
陈友仁在报纸上批评段祺瑞"出卖中国"。
5月19日，陈友仁被捕，以妨碍公务罪判入狱四个月，《京报》也被查封。这个案件最终导致总统罢免了段祺瑞的职务。6月4日，陈友仁获得特赦出狱。
出狱后，陈友仁卖掉了报馆，南下广州。
1917年6月下旬，他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及外交顾问。这是陈友仁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孙中山十分赏识这位不会说中文却一心报国的华侨律师。
1919年，陈友仁以广东军政府代表顾问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
当陈友仁从巴黎回国时，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躲在上海法租界埋头写《建国方略》。
虽然孙中山受到严重挫折，陈友仁还是决心继续支持他。
陈友仁在上海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并变卖了在特立尼达的全部产业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23年，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政府，自任大元帅。
1924年，陈友仁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很受器重，旋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航空局长。
1924年11月，冯玉祥控制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陈友仁也随同前往。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陈友仁代为起草了《致苏联遗书》。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留在北京，创办英文《民报》。因为抨击张作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四个月。
出狱后，陈友仁回到广州。1926年3月，陈友仁接替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他一上台，就大力支持当时的省港大罢工，迫使港英当局妥协。
1926年12月10日，第一批广州政府官员抵达武昌，组成临时联席会议。
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1927年1月1日，宣布政府迁都武汉三镇，政府设在汉口南洋大楼。
1927年，陈友仁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时，依靠强硬的外交手段，几经交涉，收复了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
这在当时被视为弱国外交的奇迹，创造了中国外交史上的辉煌篇章。那段时间被称为"陈友仁时代"，他成为民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
可好景不长。陈友仁因为立场问题，在1927年后被迫流亡海外，先是前往苏俄，后来辗转到了巴黎。
他在巴黎的生活十分清贫，与昔日的风光形成了巨大反差。
1928年，53岁的陈友仁来到巴黎。此时他的原配妻子已经因癌症去世四年。
他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曾经的外交才华无处施展，只能靠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勉强维持生计。
这段时期是陈友仁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刻，政治仕途坎坷，生活拮据，精神上急需慰藉。
就在陈友仁最失意的时候，宋庆龄的一封信让他结识了张荔英。
两个中国人在巴黎异国他乡相遇，本来就有几分天然的亲近感。
第一次见面，陈友仁给张荔英送去宋庆龄的来信。张荔英请陈友仁在画室里坐下聊天。
见面不到一个小时，两人就在塞纳河边拿起画笔，为对方速写。
陈友仁虽然是外交家，对绘画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喜欢艺术，懂得欣赏美。
张荔英觉得这个年长的男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博学多才，见识广博，谈吐儒雅，举止从容。
虽然生活清贫，但精神上却富足而高贵。
陈友仁也被这个年轻女画家深深吸引。张荔英出生名门，却没有一点娇气。
她对艺术有着纯粹的热爱和执着的追求，她的画作充满灵气，她的谈吐展现出深厚的文化修养。在她身上，陈友仁看到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此后的日子里，两人经常见面。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在塞纳河边漫步，一起去卢浮宫观摩大师的画展，一起参加法国的艺术沙龙。
陈友仁会给张荔英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讲述辛亥革命的风云，讲述他追随孙中山的往事，讲述收复租界时的惊心动魄。
张荔英听得入神，在她眼中，陈友仁不是一个失意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气节的英雄。
他为了民族和国家，放弃了在特立尼达的优渥生活，变卖全部家产资助革命，这份情怀令她动容。
陈友仁也常常陪张荔英到巴黎郊外写生。他愿意为她摆姿势，成为她画作中的模特。
两人在艺术和精神上有着高度的契合，这种默契让他们越走越近。
31岁的年龄差距，在两人的相处中似乎并不是障碍。
陈友仁成熟稳重，阅历丰富，给了张荔英精神上的引领和支持。
而张荔英青春洋溢，充满活力，为陈友仁灰暗的流亡生活带来了阳光和希望。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
张荔英曾经立誓要终身献给艺术，永不嫁人。可当真正的感情来临时，所有的誓言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她确信，陈友仁就是那个能够真正理解她、欣赏她、陪伴她的人。
陈友仁同样深爱着张荔英。他知道这份感情的不易，也明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但他决定勇敢地面对，给张荔英一个正式的承诺和名分。
【3】惊世骇俗的抉择
1929年，张荔英给父亲张静江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她郑重地告诉父亲，自己与陈友仁相识相爱，准备结婚。
她写道，她与陈友仁的相识，缘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引见。
她被陈友仁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深深吸引，两人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彼此相知相爱。
她决定放弃之前为艺术终身不嫁的誓言，与陈友仁共度余生。
信的语气坚定而诚恳，既表达了对父亲的尊重，也表明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
陈友仁也给张静江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张荔英的深情爱意，表示一定会好好对待她，给她幸福的生活。
张静江收到女儿的信后，大为震惊。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精心培养的掌上明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陈友仁比自己还要年长两岁，两人相差31岁，这个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了。
更何况，陈友仁的立场与自己完全相反，他是流亡海外的左派人士，而自己则是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通过法租界的领事馆给女儿发去警告信，明确表示反对这门亲事。
他警告女儿，如果继续与陈友仁往来，就断绝她的经济支持。
他列举了种种理由：陈友仁年纪太大，居无定所，生活没有保障，前途未卜。作为父亲，他实在无法放心把女儿交给这样一个人。
张荔英收到父亲的信后，并没有退缩。她虽然外表温婉，性格却十分刚强。
她像个"侠女"，崇尚英雄，性格鲜明，是个反传统的女性。
在她看来，真正的爱情与年龄、地位、财富无关，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是否相通，灵魂是否契合。
张荔英再次给父亲写信，陈述自己的心意。她表示，自己已经是成年人，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
她爱陈友仁，欣赏他的才华和品格，愿意与他共度人生。她希望父亲能够理解并祝福她。
张静江依然坚持反对。他动用各种关系，想要阻止这桩婚事。父女之间的战争迅速升级，双方都不愿意退让。
据记载，张荔英曾经在卢森堡公园吞服药物，以死明志。
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当天晚上，她写下了遗书副本寄回上海。那不是求情，而是决绝的告别。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明，自己对这份感情的坚持和决心。
张静江看到女儿的遗书，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女儿的性格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一旦认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也意识到，如果继续强硬地反对，可能真的会失去这个女儿。
张静江的母亲、张荔英的祖母，也劝说张静江不要太固执。
老人家说，女儿的幸福最重要，既然她认定了这个人，就不要再阻拦了。
张家的另一位长辈朱逸民也在私下里劝和，建议只要登记结婚不办酒席，或许可以让张静江冷静下来。
可张静江依然明确表示："陈不是张家女婿。"言外之意，即使勉强同意，这段婚姻也永远无法得到张家的真正接受。
1930年，经过一年多的波折，张荔英与陈友仁终于决定举行婚礼。
婚礼在巴黎低调举行，只邀请了三个见证人。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来，以大媒的身份出席婚礼。
当地的一些报纸对这桩婚事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婚礼异常简朴，没有豪华的布置，没有盛大的宴席。
张静江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张家也没有任何人前来。但张荔英并不在意这些，她只在乎能够和心爱的人正式结为夫妻。
那一年，张荔英24岁，陈友仁55岁。
婚后，张荔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的张家老宅。她和陈友仁开始了14年的患难与共的生活。
婚后的巴黎时光，虽然清贫却充满温馨。
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陈友仁就陪着张荔英在塞纳河边漫步，或是一起去卢浮宫、奥赛美术馆观摩大师的画展。
陈友仁除了关心政治、爱好文学，对绘画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全力支持妻子的美术事业。
他不只陪她到巴黎郊外写生，还亲自帮她操办画展，随时愿意为她摆姿势，成为张荔英绘画生涯中无可取代的肖像模特。
张荔英为丈夫画了很多肖像画。
她常常按照肖像画法的传统，用暗淡阴沉的色调，逼真写实地刻画爱阅读、沉思的陈友仁。
这些肖像真实地记录了陈友仁在现实压力下的情绪和内心世界。
1930年后，张荔英的作品在巴黎各个画廊和沙龙展出，逐渐在艺术圈建立起声誉。
她的画作彩色明亮，画面开朗，调子温和，人物肖像绘画上的灵敏性高，生动富有趣味。
1931年，汪精卫、孙科在广州另组政府，陈友仁回国出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
可好景不长，宁粤合作后，陈友仁因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久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政府。
陈友仁应邀出任福建政府的外交部长。事败后，他受到通缉，再度流亡法国巴黎。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陈友仁心系祖国，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活动。
他前往香港，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英语优势，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张荔英陪伴在丈夫身边，共同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陈友仁夫妇在香港被日军逮捕。
日军早就知道陈友仁的身份和影响力，企图利用他为占领当局服务。陈友仁夫妇随后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
在上海软禁的日子里，日本人对陈友仁软硬兼施。他们先是许以高官厚禄，邀请陈友仁担任伪政府的要职。
陈友仁严词拒绝。日本人又派人来威胁恐吓，陈友仁依然不为所动。他多次明确表示，宁可死也不会为侵略者服务。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张荔英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不离不弃。
她用手中的画笔为丈夫画了很多肖像，记录下他们生命中的苦痛与坚守。
她也以自画像的形式，表达自己在战争阴影下的内心世界。
1944年5月，日军驻上海的总司令对陈友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陈友仁没有屈服。那段时间，陈友仁因为牙痛，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牙医替他拔牙。就在拔牙之后不久，陈友仁突然病情恶化。
1944年5月20日，陈友仁在上海病逝，享年66岁。
外界普遍怀疑是日本占领军在幕后操纵，借拔牙之机暗杀了他。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陈友仁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38岁的张荔英站在丈夫的灵前，从相识到相守，他们走过了14年的风雨人生。
而她即将开始一段漫长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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