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哪里是人的身体，这就是一个筛子啊！”
1986年，北京301医院，主治医生拿着一份体检报告，手抖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病床上的那位老人，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好肉，连止痛针打进去都像倒进水里一样没反应。
谁能信？这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老头，竟然就是那个消失了28年、硬生生把中国脊梁骨挺起来的人。
1958年的北京，秋风有点凉。
那时候的邓稼先，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舒坦。
26岁就在美国普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被人家那是当宝贝一样挽留，可这小伙子也是倔，毕业才9天，收拾铺盖卷就回了国。
也就是在那一年，二机部的钱三强突然找上门来了。
钱三强也没绕弯子，直接就摊了牌，说是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让他去领个头。
但这事儿有个死规矩：不能说、不能写、不能联系，进了这个门，以后这人就算在社会上“蒸发”了。
那天晚上，邓稼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许鹿希，还有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心里头那是五味杂陈。
他爬起来，坐在床边抽了一宿的烟。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许鹿希叫醒了。
他跟媳妇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了，但这工作干什么的不能说，去哪也不能说，以后恐怕也没法照顾家里了。
许鹿希也是个聪明人，看着丈夫那严肃的表情，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几分。
她问丈夫，家里这摊子事儿怎么办，有没有个信箱号码能写信。
邓稼先摇摇头，就回了一句：这事儿要是做成了，这辈子就没白活，死了也值。
说完这话，他提起早就收拾好的那个破皮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晨雾里。
这一走，就是整整28年。
02
你以为搞原子弹是在宽敞明亮的实验室里按按钮？
那都是电影里骗人的。
邓稼先去的地方，是西北的大戈壁滩。
那地方荒得连鸟都不拉屎，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
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啊，没有超级计算机，也没有精密的电子设备。
那数据怎么算？
就靠算盘。
你没听错，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那个算盘。
几百个科学家，窝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劈里啪啦打算盘，那声音响得跟下暴雨似的。
数据纸堆起来，比人还高，每一个小数点都得算上好几遍，错一个就得从头再来。
那时候苦到什么程度？
粮食不够吃，大家就挖野菜，甚至有时候还得煮树叶子充饥。
很多年轻的科学家，硬是饿得浮肿，走路都打飘。
邓稼先作为带头人，从来不搞特殊。
大家吃什么他吃什么，大家睡帐篷他也睡帐篷。
1960年，苏联人撤走了，把所有的图纸资料全给撕了，还扔下一句狠话，说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邓稼先听了这话，气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他跟底下人说，没有苏联人，咱们中国人就得当哑巴了？咱们自己干！
那几年，邓稼先就像个疯子一样工作。
老婆孩子在家里什么样，他顾不上；老母亲病重，他回不去。
他把所有的心血都熬进了那堆枯燥的数据里。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那一刻，整个基地的人都疯了，哭的哭，笑的笑，帽子扔得满天飞。
可邓稼先呢？
他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看着那腾空的烟尘，眼泪顺着满是风沙的脸往下流。
这一下，中国人的腰杆子算是彻底直起来了。
03
但是，搞科研哪有不死人的。
那是1979年的一次空投核试验。
那天风特别大，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那颗核弹直接就砸到了戈壁滩上，没响。
这可是个要命的事儿。
核弹没响，那就成了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炸，而且里面的放射性物质一旦泄漏，那后果不堪设想。
防化兵就要往上冲，想去把弹体找回来。
邓稼先一把拦住了他们，大声吼道：谁也别去！我是总指挥，这个情况我最熟悉，我去！
周围的人都急了，这明明是去送死啊，死活拉着他不让去。
邓稼先急眼了，甩开众人的手，跳上吉普车就往落点冲。
到了地方，那颗破碎的弹体就躺在坑里，还在往外冒着刺鼻的烟。
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是高浓度的辐射，是看不见的死神。
邓稼先没有一丝犹豫，他跳下车，双手捧起了那一块碎裂的弹片，仔细地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这一捧，就是把自己的命交出去了。
查完原因后，他回到车上，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
他看着前来接应的赵敬佩，只说了一句话：这东西太毒了，你们千万别靠前。
回到基地，强行被架去体检。
结果出来，所有医生都沉默了。
他的尿液里有极强的放射性，肝脏受损，骨髓里也被侵入了放射性物质。
这哪里是生病，这是身体已经被辐射给穿透了。
04
1985年，邓稼先终于倒下了。
他在做汇报的时候，突然满头大汗，整个人晕倒在会议桌上。
送到医院一查，直肠癌，晚期，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这一年，他才61岁。
他的好友杨振宁从美国回来看他。
看着病床上那个瘦得脱了相的老同学，杨振宁心里难受得不行。
两人聊着聊着，杨振宁突然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
他问邓稼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国家给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听了，伸出了两根手指头，笑了笑。
杨振宁以为是二十万，或者是两万。
结果邓稼先用那微弱的声音告诉他：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一共二十块。
你敢信？
两个让世界都发抖的“大杀器”，换来的奖金不够买两斤猪肉。
可邓稼先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委屈，反而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得意。
他说这二十块钱，那是对他们工作的认可，是荣誉。
那时候的科研人员，图的真不是钱。
他们图的是这片土地不再受人欺负，图的是中国人走出去能挺直腰杆。
杨振宁听完，背过身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这哪里是二十块钱的事，这是把命都填进去了啊。
05
最后的日子，邓稼先是在地狱般的痛苦中度过的。
因为辐射和癌症的双重折磨，他全身上下都在出血。
牙龈出血、皮肤渗血，连打针留下的针眼都在往外冒血。
止痛药已经完全不管用了，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打一次，可还是疼得他在床上直打滚。
为了能坐住，医生给他垫了个橡皮圈，可没一会，橡皮圈就被血水给浸透了。
妻子许鹿希一直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泪都流干了。
这28年来，她一直在等丈夫回来，等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娃娃博士。
可等回来的，却是一个被掏空了身体的血人。
1986年7月29日。
那天的北京下着小雨。
邓稼先突然清醒了一会儿，他看着窗外，眼神变得特别清澈。
他对身边的许鹿希说，不要让人知道他死了，更不要搞什么特殊。
最后时刻，他是倒在许鹿希怀里走的。
临走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指了指窗外的天空。
那个动作，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看着这片他守卫了一辈子的土地。
那位让罗布泊发出惊天巨响的老人，就在这一片安静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杨振宁听到消息后，在美国的寓所里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邓稼先这辈子，比猎人还要警觉，比苦行僧还要清苦。
那20块钱的奖金，至今还压在历史的档案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人心疼，也烫出了一个民族最硬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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