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2003年，我34岁，是座快倒闭的钢厂里一个没人待见的技术科长。
厂子像个生了锈的巨人，眼看就要塌了，可厂长还忙着用石灰水刷墙，准备迎接省领导视察。
我老婆劝我去深圳拿高薪，厂长警告我敢乱说话就让我滚蛋。
我夹在中间，像块被烧红的铁，不知道该往哪儿砸。
我兜里揣着一份写了一年的改革报告，那是我全部的心血，也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视察那天，省委副书记偏偏走进了最破败的废弃车间，问了一个让所有领导都哑口无言的技术问题。
全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也可能，是我的死期到了。
我没忍住，还是开口了。
01
2003年的夏天，热得像一口烧得发白的炼钢炉。我们红星钢铁厂，这座曾经喂饱了半个云州市的钢铁巨人，如今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老人，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的叹息。
今天，这位老人却被人强行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寿衣。
厂区的主干道，被洒水车来来回回冲刷了三遍，干净得能照出人影，可路边花坛里半死不活的月季却没人多看一眼。办公楼和几个主要车间的外墙，连夜刷上了一层刺眼的白漆，那白色下面，是早已龟裂的墙体和渗水的痕迹。厂长王建军下了死命令，所有一线工人必须换上仓库里积压了三年的新工作服，站在指定的岗位上，双手必须干净，脸上不许有油污，表情要“热情饱满，充满干劲”。
我，林涛，34岁，红星钢铁厂的技术科长，没有去凑这个“热情饱满”的热闹。我正蹲在3号高炉巨大的冷却水循环系统旁边，用扳手轻轻敲了敲压力表。指针懒洋洋地晃动了一下，又回到了那个明显不正常的读数上。这块表已经坏了快一个星期了，报上去几次，批复都是“再等等”。
等什么？等管道因为压力异常爆裂？等滚烫的冷却水喷涌而出？我不知道。在这个厂里，“等”字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等政策，等拨款，等退休，等死。
“林科长，你怎么还在这儿？王厂长找你呢！”小张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那身崭新的蓝色工装穿在身上，像借来的一样别扭。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心里大概知道王建军要说什么。
我是个“厂三代”。我爷爷是建厂时的第一批工人，用扁担和土篮建起了第一座小高炉。我父亲是厂里有名的八级钳工，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是哪个轴承出了问题。我大学学的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毕业那年，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给我开了很高的工资，我却像着了魔一样，还是回到了这个冒着黑烟、充满硫磺味的地方。
我爱这里。我爱那钢水奔流时如同金色巨龙的壮观，爱那机器齐鸣时震耳欲聋的交响。可这份爱，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渐渐生了锈。
市场变了，我们的产品还是老三样：螺纹钢、线材、钢板，傻大黑粗，利润薄得像纸。设备老了，德国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图纸，我们还在用。人心也散了，有门路的都走了，剩下的，就像我一样，被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绝望包裹着。
我结了婚，妻子陈雪是子弟小学的老师，一个温柔善良但极其务实的女人。我们有一个六岁的女儿林萌，聪明可爱。生活的重担让我这个技术科长越来越直不起腰。陈雪不止一次劝我：“林涛，这厂子没救了，咱们走吧，为了萌萌。”我每次都沉默。走？我能走到哪里去？我的根，我所有的青春和梦想，都埋在了这片滚烫的土地里。
王建军的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像冰窖。他肥胖的身体陷在宽大的老板椅里，见我进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用粗短的手指点了点桌子。
“林涛啊，”他慢悠悠地开口，声音油滑得像抹了润滑油的齿轮，“听说，你最近很爱学习嘛，写了点东西？”
我的心猛地一沉。
“王厂主，我只是对厂里的技术改造，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不成熟？”他突然拔高了音量，肥硕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倾，一双小眼睛里迸射出冰冷的寒光，“我看不止不成熟，简直是异想天开！是对厂领导班子工作的全盘否定！”
他说的，是我花了将近一年心血写成的一份报告。
“我警告你，”他的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子上，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今天，省委的赵书记要来。这是一次关乎我们厂生死存亡的视察！你要是敢在赵书记面前乱说一个字，尤其是你那个乱七八糟的报告，敢拿出来，我让你第一个下岗！这不是跟你商量，这是命令！听懂了吗？”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办公室的冷气仿佛瞬间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我能从王建军的眼神里看到毫不掩饰的威胁，他害怕，害怕我捅破他用石灰水和新工装精心糊起来的这层窗户纸。
我木然地点了点头，退出了办公室。走廊里，那些被擦得锃亮的玻璃反射出我苍白而僵硬的脸。我像一个游魂，在喧闹而虚假的厂区里穿行。我不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也不想去视察路线上“站岗”。我下意识地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备品仓库的阴影里，这里是视察路线的死角。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陈雪。
“喂，林涛，你在哪儿呢？”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兴奋和紧张。
“在厂里，怎么了？”
“我托我表哥，给你在深圳找了个活儿！一家挺大的私企，做精密模具的，缺一个技术总监。我把你那些证书和论文的复印件都寄过去了，人家对你特别满意！工资……工资是现在的好几倍！人家今天就等咱们回话了！”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了一下。深圳，技术总监，好几倍的工资……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像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我能想象到陈雪脸上久违的笑容，能想象到女儿可以上更好的兴趣班，我们甚至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离开这片压抑的职工大院的房子。
“林涛？你听见了吗？你倒是说话啊！”陈雪的声音急切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仓库里陈腐的机油味呛得我喉咙发紧。
“雪，今天……今天省里的领导来视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陈雪的声音瞬间冷了下来：“所以呢？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领导来了又走，这破厂子该什么样还什么样！林涛，你别犯糊涂！你那些所谓的责任感，能换来萌萌的学费吗？能换来我们家的好日子吗？人家那边说了，今天下午五点前不给准话，位置就给别人了！”
“我知道，我……”
“你别再跟我说‘我知道’！”陈雪的声音带上了哭腔，“王厂长刚刚的话你没听见？”
我愣住了：“什么话？”
“刚才王厂长的老婆，在院里跟人炫耀，说王厂长下了死命令，今天谁敢在领导面前乱说话，就地免职！她还指桑骂槐，说有些人就是书读多了，不知天高地厚！林涛，她说的就是你！你听见没有？你再敢多说一个字，我们爷俩就立马从这职工大院里滚蛋！你听见没有？”
我紧紧攥着电话，手背上青筋暴起。远处，几辆黑色的轿车在厂办领导的簇拥下，缓缓驶入了厂区大门。赵书记来了。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新生，是妻女的期盼；一边是王建军的封杀令和这个生我养我、却又让我绝望的工厂。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进了随身携带的帆布挎包里，摸到了那份厚厚的、用塑料文件夹精心包裹着的报告。打印纸的边缘，因为我无数次的翻看，已经微微有些卷曲和毛糙。
我挂断了电话，听着会场里省委副书记那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从远处隐隐传来，喃喃自语：“雪，如果现在不说，我怕我这辈子都得在这儿滚蛋了。”
这一次的“滚蛋”，不是离开这座工厂，而是从我自己的心里，彻底滚出去。
02
我挎包里的那份报告，全称是《关于红星钢铁厂实施特种钢转型与流程再造的可行性分析》。它不该存在，至少在王建军这样的人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这份报告不是我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它是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汗水，甚至还有血。
一切的开端，源于一年前那次触目惊心的事故。
小马，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小伙子。那天，他在2号轧钢机上作业，因为一个老化的继电器突然失灵，价值数吨的传动轴没能按时停下，巨大的惯性把他的右臂卷了进去。
我至今都忘不了手术室外，小马父母那哭到嘶哑的绝望。也忘不了王厂长是如何用一笔在当时看来不菲的“人道主义补偿金”，让这件事迅速地“圆满解决”。在庆功会上，王厂长甚至还举着酒杯，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事故处理“彰显了厂领导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我不是在为人文关怀庆祝，我是在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残缺而悲鸣。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不变革，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我们每一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小马。我们不是在炼钢，我们是在用人命去赌那微薄的产出。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了厂里的档案室。那地方灰尘厚得能写字，堆满了从建厂至今所有的技术档案、生产日志和财务报表。我一张一张地翻，一笔一笔地抄，试图从这些发黄的故纸堆里，找出红星厂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
光看纸面材料不够，我开始去“骚扰”那些退休的老工人、老工程师。我的忘年交，曾经担任过总工程师的刘师傅，成了我最大的帮手。
他已经快七十了，精神却很好。在他那间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的小屋里，他一边给我泡着浓茶，一边把他记忆里那些从未被记录在案的、一次次失败的改革尝试，以及其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
“小林啊，”刘师傅拍着我的肩膀，长叹一声，“咱们厂不是技术不行，是脑子不行，是骨头软了。没人敢担责任，没人敢说真话。”
刘师傅的话，像一把锥子，扎在我心上。
我还干了一件在陈雪看来“败家”到极点的事。我用准备给家里换彩电的钱，托人从北京、上海买回来一大堆关于国内外钢铁产业发展的专业书籍和期刊。每天晚上，女儿睡下后，我就在饭桌上铺开那些书，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做着密密麻麻的笔记，画着各种复杂的流程图。
陈雪不止一次在半夜醒来，看到灯下我的背影，默默地流泪。我们为此爆发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林涛，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她指着一桌子的书和图纸，声音都在抖，“你白天在厂里累死累活，晚上还不睡觉搞这些。这些东西能当饭吃吗？你救不了这个厂，你连我们这个家都快养不活了！”
我看着她哭得通红的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无法反驳她，因为她说的是事实。我的工资连给女儿买一架好点的电子琴都捉襟见肘。这份不被最亲近的人理解的孤独，像无数根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心上。但我停不下来。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和分析，我终于完成了这份报告。
报告里，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工厂面临的三大死穴：第一，产品结构严重落后，依旧在低端市场和乡镇小钢厂拼价格，毫无竞争力；第二，能源消耗巨大，我们的吨钢能耗是国内先进水平的两倍，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第三，管理层与生产一线严重脱节，像王建军这样的行政干部根本不懂技术，只会喊口号、做表面文章。
批判很容易，关键是拿出办法。这才是这份报告的核心。
我没有好高骛远，而是基于我们厂现有的设备基础，提出了一套分三步走的转型方案。第一步，放弃产量大但利润低的螺纹钢，集中技术力量，攻关高附加值的模具钢和轴承钢。我甚至连需要引进的二手设备型号、预算和技术来源都做了详细的列表。
第二步，对现有的电炉进行彻底改造，引入炉外精炼技术，大幅降低能耗和杂质。第三步，也是最大胆的一步，打破现有的科层制，废除臃肿的行政科室，建立以项目小组为核心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让懂技术的人直接负责项目，拥有决策权和分配权。
我知道，这第三条，无异于要了王建军这种人的命。
写完最后一个字的那天凌晨，我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脱。我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命运会是什么，大概率是石沉大海。但我必须写出来，这是我对小马、对刘师傅、对这个我付出了全部青春的工厂，一个必须完成的交代。
我把它交给王厂长，他只翻了两页，脸色就变了，最后把它扔回给我，说了一句：“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要切合实际。”
从那以后，我在厂里的日子就变得很微妙。一些重要的技术会议，不再通知我参加。一些本该由我负责的项目，也交给了别人。我被巧妙地边缘化了。
这就是这份不该存在的报告的故事。它像一棵倔强的野草，从我心里的废墟中长出来，带着我的固执、我的理想，还有我全部的孤注一掷。
03
赵卫东书记的车队，像一条黑色的鱼，在我们这片浑浊的池塘里缓缓游动。
王建军厂长挺着他那标志性的肚腩，亦步亦趋地跟在赵书记身边，脸上堆满了恰到好处的恭敬笑容。他的嘴像一部上了发条的留声机，不停地播放着精心准备的说辞。
“赵书记，您看，这是我们厂新粉刷的文化墙，体现了我们红星人‘团结、拼搏、创新’的新风貌！”他指着那面用白色石灰水盖住无数裂缝的墙壁，说得慷慨激昂。
“赵书记，这边是我们的一号车间，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轮休保养，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他指着那个因为没有订单而被迫停工的车间，说得脸不红心不跳。
我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和其他几个中层干部一起，像一群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我的存在感稀薄得像空气，这正合我意，也正合王建军的意。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心里却像开了锅一样翻腾。陈雪的哭声，王建军的警告，深圳的橄榄枝，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偷偷抬眼，打量着那位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人物——省委副书记赵卫东。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身材清瘦，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衬衫，领口洗得有些发白。他的面容严肃，没有一丝笑意，一双眼睛异常锐利，仿佛能穿透王建军那些浮夸的表演，看到背后腐朽的真相。
一路上，赵书记的话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嗯”一声，让人完全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那点刚刚燃起的火苗，又被这潭深不见底的静水浇得快要熄灭了。也许，他也和之前来视察过的无数领导一样，只是下来走个过场，听听汇报，然后回去写一份“情况良好，大有可为”的报告。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绝望的情绪像潮水般蔓延开来。我甚至开始嘲笑自己的天真，居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上。
队伍按照预定的路线，参观完了“样板”车间和整洁的厂区，正准备走向能俯瞰全厂的观景台，做最后的总结陈词。王建军的手已经热情地指向了观景台的方向，脸上露出了即将大功告成的轻松表情。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赵书记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没有理会王建军的指引，反而转过身，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向——那是厂区最偏僻、最破败的角落，一个完全被遗弃、杂草丛生的巨大厂房。那是我们厂建厂之初的第一座转炉车间，也是技术最落后、污染最严重的一座，早已废弃了十几年。
“那是什么地方？”赵书记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王建军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一抹慌乱飞快地从他眼中闪过。他结结巴巴地回答：“哦……哦，赵书记，那是……那是我们厂淘汰的老厂房，早就不用了，正准备……准备拆了。”
“去看看。”
赵书记的语气很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王建军的脸色彻底白了，他想说什么，但看着赵书记已经迈开的脚步，只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整个陪同队伍的气氛，瞬间从刚才的“和谐圆满”变得尴尬而凝重。
一行人只好临时改变路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那个被遗忘的角落。地上没有平整的水泥路，只有没过脚踝的杂草和碎石。
几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干部走得踉踉跄跄，表情狼狈。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抽在了王建军精心策划的这场“完美视察”的脸上。
而我的心，却在这一刻，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04
废弃的1号转炉车间，像一头死去的钢铁巨兽，沉默地匍匐在厂区的角落。巨大的铁门锈迹斑斑，推开时发出“吱呀”一声令人牙酸的呻吟。
一股混杂着铁锈、尘埃和陈年霉变的味道扑面而来，呛得走在前面的人都忍不住咳嗽起来。阳光从屋顶一个个破损的大洞里投射下来，在昏暗的车间里形成一道道看得见的光柱，无数的尘埃在光柱中狂乱地飞舞。
脚下是厚厚的积灰，一踩就是一个清晰的脚印。巨大的、早已冰冷的转炉炉体，像一座黑色的山，静静地矗立在车间中央，上面布满了蛛网和鸟粪。周围散落着各种废弃的零件和管道，一切都覆盖着时间的尘埃。
这里，才是红星钢厂最真实的写照——曾经辉煌，如今破败，被人遗忘。
王建军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地上的障碍物，一边还在徒劳地解释着：“赵书记，您看，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当年设备落后，能耗高，污染大，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就把它给……给关停了。”
赵书记没有理会他的解释。他走到那巨大的、布满锈迹的冷却设备旁，伸出手，用手指在积满了厚厚灰尘的管道上轻轻划过，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他捻了捻指尖的灰尘，似乎在感受着时间的厚度。
然后，他突然回过头，目光锐利地盯着王建军，问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问题：
“王厂长，当年这个转炉下马，除了政策原因，技术上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脱硫，还是脱磷？”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王建军彻底懵了。他一个靠着迎来送往、写报告、搞关系爬上来的行政干部，哪里懂这么专业的冶金技术问题。脱硫？脱磷？这两个词对他来说，可能和火星语没什么区别。
他的脸“腾”地一下涨成了猪肝色，嘴巴张了张，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求助似的看向身后的几个副厂长和总工程师，可那几个人，要么是和他一样的“万金油”干部，要么就是明哲保身的老油条，此刻纷纷像鹌鹑一样，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唯恐赵书记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偌大的车间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风从破洞吹进来，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嘲笑着这场荒诞的剧目。
赵书记的目光，冷冷地从王建军和那几个副厂长脸上一一扫过，最后，像探照灯一样，落在了我这个穿着普通技术科工作服、站在人群最后的人身上。
刹那间，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到了我身上。
我的心跳，瞬间冲到了嗓子眼，咚咚咚，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我的手心全是汗，大脑一片空白。
说，还是不说？
理智在疯狂地对我嘶吼：闭嘴！林涛，闭嘴！想想王建军的警告，想想你的工作，想想陈雪在电话里的哭声，想想你六岁的女儿！你说了，就是当众撕下王建军的底裤，他以后会让你在这个厂里生不如死！你的工作没了，你去深圳的机会也没了，你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可另一个声音，一个更深沉、更固执的声音，也在我心底咆哮：说！林涛，说出来！这是一个机会，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你看看这座死去的车间，你再不说，你和这个工厂，就将和它一样，在这里彻底烂掉！你想一辈子都活在悔恨和不甘里吗？
我想起了小马那条空荡荡的袖管，想起了刘师傅那一声声“骨头软了”的叹息，想起了我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图纸和数据熬红的双眼。
一股滚烫的热血，猛地冲上了我的头顶。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一步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我深吸了一口混合着铁锈和尘埃的空气，用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尽量平稳的声音，清晰地回答道：
“赵书记，是脱磷。”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显得异常清晰。王建军猛地转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怨毒。
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直视着赵书记探寻的目光，继续说道：“我们云州本地的铁矿石，属于高磷赤铁矿，含磷量一直在百分之零点三以上。当年这座转炉采用的是酸性炉衬，酸性炉渣无法有效去除钢水中的磷。这就导致我们生产出来的钢材，普遍存在严重的冷脆性，也就是所谓的‘磷脆’，次品率常年居高不下，根本无法满足市场上对高质量钢材的需求。后来厂里也尝试过进行碱性炉衬改造，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精炼技术和成本控制能力，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最终，这个技术瓶颈，加上后来的政策导向，共同导致了它的下马。”
我一口气说完，没有停顿，也没有任何情绪化的修饰，只是在陈述一个被尘封了太久的技术事实。
我说完后，车间里又是一片寂静。赵书记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他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只是点了点头，说：“走吧，去会议室。”
回到窗明几净的会议室，气氛和之前完全不同了。王建军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
赵书记在会上几乎没再说话，只是听着王建军做着干巴巴的、歌功颂德式的总结汇报。所有人都以为，这次意外的“插曲”已经过去，视察即将在这种诡异的平静中“圆满”结束。
就在王建军念到报告最后一页，准备宣布散会的时候，赵书记突然抬起手，打断了他。
“王厂长，先等一下。”
赵书记转过头，目光越过众人，再一次，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坐在最末位的我身上。
他看着我，缓缓地问道：“林科长，是吧？你刚才在车间里说的，很系统，也很专业。你是不是……有更详细的书面材料？”
轰！
我的大脑里仿佛有炸雷响起。
全场再次陷入了冰点般的死寂。
而王建军的脸，就在我眼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猪肝色，变成了死灰色。
05
在会议室那几十道混杂着震惊、错愕、嫉妒和恐惧的目光中，我感觉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都无比艰难。赵书记的问题，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炸弹，炸出了所有潜藏在水面下的暗流。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伸向了那个从不离身的帆布挎包。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个陷阱，是个火坑，跳下去就会粉身碎骨。但我的身体，却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
我从挎包里，拿出了那份用透明塑料文件夹包裹得整整齐齐的报告。
我的手在抖，抖得厉害。以至于我站起身，走向主席台的那几步路，走得有些踉跄。会议室里安静极了，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因为紧张而“咚咚”作响的心跳声。
王建军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报告，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绝望，仿佛我拿的不是一份报告，而是他的催命符。
我走到主席台前，按照惯例，准备把报告递给坐在赵书记身旁的秘书。
可就在我的手伸出去的瞬间，赵书记却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秘书不必动作。然后，他向我伸出了手，直接从我这个小小的技术科长手里，接过了那份报告。
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精”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赵书记没有立刻翻看。他把报告拿在手里，用手指颇有深意地掂了掂它的厚度，仿佛在衡量它的分量。然后，他翻开了文件夹，却没有从第一页开始看，而是直接翻到了报告的最后一页。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最后一页，是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和我在右下角签下的名字——技术科，林涛。
他盯着我的名字看了几秒钟，然后，做出了一个更让所有人意外的举动。他没有翻回第一页，而是像随手翻书一样，把报告翻到了中间的某一页，然后就那么低头看了起来。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成了粘稠的糖浆，流淌得异常缓慢。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嘶嘶”的微弱声响，和身边人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王建军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拭，可那汗水就像冒出来一样，怎么也擦不完。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冰凉。我完全不知道赵书记碰巧翻到的那一页，写的是什么。是我报告里措辞最尖锐、最大胆的关于“打破科层制、对管理层进行流程再造”的部分？还是最枯燥、最乏味的关于“电炉炉衬材料成分配比”的技术参数部分？
我甚至开始后悔。我太鲁莽了，太冲动了。我把一切都赌在了这惊天一动上，可万一赵书记只是觉得我的观点异想天开呢？万一他觉得我是在哗众取宠呢？那我不仅毁了自己，也彻底断了这家厂最后的一点念想。
陈雪那张梨花带雨的脸，女儿林萌天真无邪的笑容，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我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递交报告的技术干部，更像是一个站在绞刑架下，等待最后审判的犯人。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赵书记就像一尊雕像，一言不发，只是专注地翻动着手里的纸页。他看得很慢，很仔细，时而用随身携带的钢笔，在纸页的空白处轻轻地画上一道线，时而眉头紧锁，陷入沉思，时而又像是想通了什么，眉头又缓缓舒展开来。
他越是沉默，会议室里的气压就越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终于，在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赵书记缓缓地合上了报告。
他没有立刻把它还给我，而是把它轻轻地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啪”的一声轻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如同惊雷。
然后，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王建-军，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会议室的墙壁，望向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巨大的、生了锈的烟囱。
他沉默了许久。
这沉默，漫长得像一个世纪。久到王建军那肥胖的身体都开始微微颤抖，他似乎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寂静，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来打破僵局。
就在这一刹那，赵书记突然转过身。
他那锐利的目光，像两道闪电，瞬间锁定了站在台下的我。
然后，他抬起手，用食指，清晰而有力地指向了我。
他对着他身旁那些同样处于震惊中的随行人员，一字一句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感慨，清晰地说道：
“秘书团队换了一批又一批，我要等的人，就在这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