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拾金不昧（据馆陶发布公众号，崔伟彬绘）
图②：弥勒世时，珠宝满地，路人绕过、无人去拾，表现人们对和平安乐生活的憧憬，也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盛世的一派景象。图中画的是两个路人看见华丽的宝函和珠宝回头而不去拾。（榆林窟第25窟-北壁-路不拾遗。来源：莫高窟官方知乎机构号）
有人拾获价值数十万元的金饰后第一时间送至派出所，有人在列车上默默守护他人遗失的万元现金直至归还。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拾金善举，不仅彰显了人性的光辉，更印证着拾金不昧背后跨越时空的法治传承与道德坚守。从街头巷尾的民间共识到历代法典的明文规范，拾得遗失物的处理始终交织着法律的刚性边界与道德的柔性温度。清代官员曹瑾审理的一桩拾金纠纷案，便生动诠释了传统社会“情理法”的融合之道，展现了古人的司法智慧。
曹瑾断金案，情理法融合的大智慧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河南解元曹瑾（又名曹谨）在福建闽县为官时，曾于途中遇两人因拾金起争执。一人称拾得白银五十两并原地等候失主，另一人（失主）则坚称自己是失主，且丢失的系百两白银，要求拾得者一并归还剩余五十两白银。双方各执一词，曹瑾并未简单依据表面证据或单方陈述草率裁断，而是敏锐察觉其中必有蹊跷，随即展现出高超的审问技巧。他先问失主：“汝所失银实是百两乎？”失主答是。曹瑾遂命双方立字为据后对拾物者说：“渠所失系百两，与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来，汝姑取之。”对失主则说：“汝所失之百金，少顷当有人送还，可仍在此候之。”最终将五十两白银判给拾物者，失主无言以对，围观群众都觉大快人心。此案首载于清人梁恭辰的《北东园笔录》。
事实上，《大清律例》中有对拾得遗失物的处理规定，但曹瑾并未拘泥于刻板的法律条文，而是巧妙融入道德评判与人情事理的考量。他透过失主的言辞洞察其内心的贪念，既保护了拾金不昧者的善行，也间接惩戒了失主的欺诈行为。这样的判决，根植于传统社会重义轻利的道德土壤，体现了司法官追求实质正义的不懈努力，可谓传统中国礼法结合、情理法相统一司法精神的生动注脚。
拾金不昧的“规矩”演变，从古代到现代
中国传统社会的拾得遗失物处理规则，并非孤立的法律条文，而是深度嵌入儒家伦理文化框架，核心是义利之辨。《论语》有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亦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义为先、利为后”的价值排序，具体到法律制度中，便形成对拾金不昧的倡导与对隐匿不报的惩戒。
追溯历史，我国关于拾得遗失物的法律规范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初见雏形。《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这条规定既确立了“大者归公，小者归私”的处置原则，又设定了十日的公示认领期，体现了国家对于重要财产的管控意图及对民间细故的灵活处理态度。
汉、晋时期，拾得遗失物相关规范得以延续并逐步完善。汉代大致沿袭周制，要求“得遗物及放失六畜，持诣乡亭县廷”，并遵循“大物没入公家”“小物自畀”的规则。晋代则进一步细化，张斐在《注律表》中明确“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强调拾得遗失物须还主送官，不能据为己有。同时，晋律对隐匿遗失物拒不送官的行为依情节轻重设置了罚则，填补了早期制度的处罚空白。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律疏议·杂律》对拾得遗失物作出系统规定：“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核心在于为拾得人设定五日内送交官府的法定义务，违者将受到刑罚制裁。对于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最终归官府所有；若拾得人隐匿特殊阑遗物如官印、兵甲、仪仗等，处罚较一般私物更重。这一制度设计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与道德强制倾向，旨在通过刑罚威慑保障道德规范的普遍推行。
宋元时期，民事活动愈发活跃，拾得遗失物制度随之细化。《宋刑统·杂律》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通过令、式等形式对相关规定加以补充，确立了两次公示的制度：拾得物需先送官府或市司、金吾卫等机构，悬挂于门外召人识认；经三十日无人认领的，需再次张贴告示于村坊门，满一年仍无主认领的，方没收入官并登记上报。拾得人对遗失物不享有任何权利，仅负有送官、保管义务。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强调“封记籍定”，明确认领期限，同时细化遗失物的保管责任，规定官府接收遗失物后需登记造册、妥善保管，若因保管不善导致物品损毁，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元代《通制条格·杂令》“阑遗”条规定，拾得人口、头匹等物需十日内公示认领，逾期则由官府收系；此外，元代对遗失牲畜的处理作出特别规定，要求拾得人送交官府代管，失主认领时需支付饲养费用，这一规则已隐约包含补偿拾得人必要费用的思想，堪称后世报酬请求权的萌芽。
明清时期，法律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加明显，拾得遗失物制度迎来关键性变革。《大明律·户律·钱债》“得遗失物”条明确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这一规定不但赋予拾得人法定报酬请求权，还明确无人认领时遗失物全部归拾得人所有。这标志着立法指导思想从义务本位向权利义务相结合转变，立法者已意识到经济激励对于促进遗失物归还的积极作用。《大清律例·户律·钱债》沿用明律核心条文，同时强化程序控制，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拾得人所有时，须经官府核验备案，拾得人需出具送官记录、官府公示凭证等材料，以防止拾得人擅自侵占遗失物。
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开启近代化转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在物权编第103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人依特别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权。”首次将拾得遗失物明确纳入民事权利体系，标志着调整方式从以刑事制裁为主转向以民事权利设定为主。后续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直接在物权编第803条至第807条系统规定了拾得人的通知、报告、保管义务，以及费用偿还请求权、报酬请求权（通常为遗失物价值的十分之三）和无人认领时取得所有权的权利。这套制度借鉴了大陆法系立法例，旨在通过精密的权利配置平衡拾得人与失主的利益，有效激励归还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体系重构，拾得遗失物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986年民法通则第79条对拾得遗失物作原则性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该规定侧重倡导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未明确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第二编“所有权”中设专章（第九章）规定了“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其中第109条至第113条对拾得遗失物制度作了系统规定，明确拾得人的报告、保管义务，失主支付必要费用的义务，以及权利人悬赏寻找时的承诺履行义务，并规定无人认领时遗失物归国家所有。202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物权编第314条至第319条基本沿袭了物权法的规定，并进行微调和完善，例如明确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后的一年公告义务，补充规定拾得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进一步完善了权责对等的制度设计。
纵观中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演变历程，既是法律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走向精细化、理性化的缩影，也体现了通过平衡利益关系促进遗失物归还、维护财产秩序的治理智慧。
拾金不昧，道德自觉与法律要求的统一
拾金不昧的本质，是人性在法律约束与道德感召双重作用下的理性回应。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当拾得者面临“义”与“利”的抉择时，法律以明确规则划定行为边界，予以外部约束；道德则凭借内心良知实现内在驱动，指引行为方向。在曹瑾所断之案中，拾物者原地等候失主的举动，体现了发自本心的道德自觉；而失主的贪念，则暴露了人性中趋利的弱点。曹瑾以双方立据与逻辑归谬的方式破局，正是以严谨的法律技术，守护道德底线。现代立法亦如此：民法典第317条允许失主通过悬赏承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既认可“利”的合理性，又通过“自愿承诺”的形式避免道德绑架。这种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的模式，并非将高尚的义务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合理的权利激励，让拾金不昧的善行持续发生、得以传承。良法须在人性自利与利他间寻求平衡，让拾金不昧从难以企及的圣贤之德转化为人人可为的公民之责。
让路不拾遗愿景照进现代法治现实
曹瑾断案的高明之处在于跳出法条束缚，以“物归其宜”的思路实现实质正义。这种传统司法智慧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其一，立法需立足人性实际。我国民法典确立的“必要费用+自愿报酬”模式，既契合民众的普遍心理，又兼顾了道德倡导与现实可行性。但在实践中仍需细化报酬相关规定，如参考遗失物的价值、拾得场景、失主的经济状况等因素，避免悬赏虚化。其二，司法应注重情理融合。在处理拾得遗失物纠纷时，可借鉴曹瑾“证据结合情理”的思路，在举证责任分配、拾得人善意认定等方面灵活把握，如当失主主张高额遗失物时，需承担更重的举证义务等。其三，弘扬诚信传统需要制度与文化协同发力。一方面，通过社区（村镇）公示、媒体宣传等方式，强化拾金不昧典型事迹的引导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探索拾得遗失物招领平台与公安数据联动模式，简化归还流程、降低归还成本。
拾得遗失物制度看似是简单的物权规则，实则是社会文明的试金石。它不仅关乎个体的权利义务，更折射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与治理水平。唯有法律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构建起义利兼顾的现代拾得遗失物制度，同时以道德滋养人心、凝聚共识，才能让“路不拾遗”这一古人的美好愿景，真正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生动现实。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学部）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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