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站住！你找谁？”
门口的卫兵用冰冷的眼神打量着我，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
我找谁？我连一个名字都不知道。我浑身发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半块冰凉的玉佩。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是我病床上母亲的救命钱。
十年前，在北大荒那个能冻死人的黎明，女播音员林晚秋把回城的名额从我手里换走，留下了这个信物和一句话：
“平反后，带它去南京军区大院，能保你一世平安。”
我以为，只要找到玉佩的主人，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我终于走进那扇门，面对那位威严的将军时，我所倚仗的信物，竟会变成指控我罪行的铁证……
197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狠。
风从西伯利亚刮过来，一点遮拦都没有，直接往人的脸上、脖子里钻。
我们农场的地，九月份就上了冻，土块硬得像铁。
铁锹砸下去，就是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
场部的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放的是《东方红》，然后就是女播音员的声音。
我们管她叫“喇叭花”，因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我叫李卫国，名字是那个年代最大路货的名字。
我的成分不好，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到了我父亲这里，就成了“黑五类”。
所以我被扔到这片最北的土地上，像一棵长歪了的野草，没人指望我能结出什么果实。
回城对我来说，就像地里的庄稼盼着天上下黄金，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梦。
那天，场部公布回城指标，名单用毛笔写在红纸上，贴在食堂门口。
一群人黑压压地围着，像一群苍蝇闻到了蜜。
我没去凑热闹，反正没有我。
我在猪圈里铲粪，猪粪冻成了一坨一坨的，比石头还难对付。
赵志强从人群里挤出来，跑到猪圈边上，冲我喊：
“李卫国！你小子走狗屎运了！”
我没理他。赵志强这个人，嘴里没几句实话，总喜欢看人笑话。
他见我不搭理，急了，跳下猪圈的土墙，跑到我跟前，冲我喊道：
“真的！名单上有你！李卫国！千真万确！”
我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冻土上。
我不敢相信。我这种成分的人，怎么可能？
我跟着赵志强跑到食堂门口，拼了命地往里挤。
人群像一堵厚实的墙，我闻到了各种汗味、烟味和烂泥味。
终于，我挤到了最前面，红纸黑字，名单的第三个，清清楚楚地写着：李卫国。
我脑袋“嗡”的一声，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我好像飘了起来，脚下的土地变得不真实。
回城，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压了三年，压得我都快忘了它原本的分量。
现在它突然砸在我头上，我有点接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前阵子场里着火，我没命地从仓库里抢出了几袋粮食，算是立了功。
可当时没人提这事，这名额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一夜没睡。
我摸着自己因为常年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想象着回到南京的家，见到我白发苍生的母亲。我甚至想好了，回去以后再也不碰泥土，我要去考大学，把我爷爷没读完的书都读回来。
黑暗中，我咧着嘴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那是我到北大荒以后，第一次因为高兴而流泪。
第二天，我依然要去干活。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羡慕，有嫉妒。
赵志强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卫国哥”，说等我回城当了大官，可别忘了他这个一起扛过活的兄弟。
我心里明白，他只是想从我这里占点便宜。
黄昏的时候，我去广播站还一本借来的书。
广播站是个独立的小土坯房，平时没人敢靠近。
我推开门，看见了“喇叭花”的真面目。
她叫林晚秋，正坐在一张破桌子后面，对着话筒念稿子。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衫，头发很长，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
她的脸很小，皮肤很白，白得像这儿的雪，一点血色都没有。
那双眼睛很大，但里面空荡荡的，没什么神采。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停止了播音。
我把书放在桌上，小声说了句“谢谢”。她点点头，没说话。
我准备走，她突然开口了，声音比在喇叭里听到的要沙哑一些：“你就是李卫国？”
我“嗯”了一声。
“你要回城了？”她问。
“是。”我回答，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得意。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那眼神很复杂，像是羡慕，又像是绝望，最后都变成了一片死寂。
她低下头，继续念她的稿子，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走出广播站，天已经完全黑了，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我突然觉得，我那点高兴，好像被她的眼神给吹散了。
事情发生在我拿到回城介绍信的那个晚上。
那张薄薄的纸，我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时不时就要掏出来看一眼，生怕它飞了。
宿舍里的人都睡了，鼾声此起彼伏。我睡不着，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
突然，我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响动。我警觉地坐起来，披上衣服下床。
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影，在月光下显得很单薄。是林晚秋。
她穿得很薄，北风吹得她的身体微微发抖。她的脸在月光下白得像一张纸。
我愣住了，问：“你……有事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但就是不掉下来。
我们俩就这么在刺骨的寒风里站着，谁也不说话。周围静得只能听到风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进去说吧。”我侧过身，让她进了宿舍。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捧着搪瓷缸子，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
我坐在她对面，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看到她的脸色比白天更差了。
“李卫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你的名额……让给我。”
我以为我听错了。我瞪大眼睛看着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把名额让给她？这比让我把心掏出来还难。
我好不容易才等来的希望，我日思夜想的家，我病重的母亲……我凭什么要让给她？
我的脸色肯定很难看。我没有说话，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她似乎也知道这个要求有多么过分。
她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站了起来，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她。“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她不肯起来，抓着我的裤腿，眼泪终于决堤了。
“我必须回去，”她哭着说，“我妈……她快不行了，我收到信了。我要是再不回去，就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了。”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我也是有母亲的人，我能想象那种感觉。可是……
“场里不是不批你的假吗？”我问。她的情况特殊，据说是有很严重的“问题”，被死死地按在这里，连家信都要经过审查。
“不批，”她摇着头，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他们说我思想有问题，怕我跑了。李卫国，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求求你，你就当可怜我。”
她跪在地上，瘦弱的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站在她面前，心里天人交战。
一边是我的未来，我的梦想，我的家；另一边是一个女儿最后的期盼，是一条即将逝去的生命。
北大荒的夜晚那么冷，可我的后背却出了一层汗。
我看着她，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的母亲，我会不会也像她一样，愿意跪下来求任何人？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林晚秋的哭声都渐渐小了下去，只剩下压抑的抽泣。
我心里乱成一锅粥。赵志强他们都说我是傻子，不懂得为自己争取。
可这一刻，我看着跪在我面前的林晚秋，我觉得如果我拒绝了她，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安生。
“你起来吧。”我哑着嗓子说。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我叹了口气，像是把心里所有的力气都叹了出去。“我答应你。”我说。
说完这四个字，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扶着桌子，慢慢坐回到炕沿上。
林晚秋愣住了，她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呆呆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她没有说谢谢，只是用手背胡乱地抹着脸上的眼泪，然后站起来，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
那一夜，我们商量好了所有的细节。
手续不好办，只能是我领了介绍信和车票，然后偷偷地给她。
她走了以后，我就说介绍信弄丢了，到时候场里追查下来，所有的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扛。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城了，甚至会因为“欺骗组织”而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就像一头被牵着走的牛，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
送林晚秋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天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抹布。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把我的全部家当——一张介绍信，一张到南京的火车票，还有我攒下的三十多块钱和半袋子干粮，都塞给了她。
我们在农场东头的小树林里告别。这里很偏僻，平时没人来。
林晚秋换上了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戴着一顶能遮住半张脸的帽子，看上去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
“卫国同志，”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别说了，”我说，“快走吧，赶不上火车就麻烦了。”
她点点头，却没动。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打开来，是一块玉佩。
那玉佩的成色很好，一看就不是凡品，上面雕着龙凤的图案，只是从中间断成了两半。
她把其中刻着龙的那一半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她把玉佩塞进我的手里，玉佩冰凉，像她的手一样，“我不能让你白白牺牲。你拿着这个，等到……等到平反以后，如果你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就带着它去南京军区大院。不用说找谁，把这个给他们看就行。”
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父亲……他会明白的。这半块玉佩，能保你一世平安。”
我握着那半块玉佩，感觉它沉甸甸的。我一个“黑五类”的儿子，去军区大院？
这听起来比回城还不靠谱。
我本想还给她，但看她那不容置疑的眼神，我把话又咽了回去。
“你快走吧。”我催促道。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好像要把我的样子刻在心里。
然后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小路尽头走去，很快就消失在了灰蒙蒙的晨雾里。
我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到她的背影。
风吹过来，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玉佩，它的边缘断口很新，应该是刚掰开不久。
我把它揣进怀里，贴着胸口，那里还有一丝她留下的体温。
回去的路上，天开始飘起了雪花。我走得很慢，心里想着：这下，我真的回不去了。
在小树林的另一头，我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了一下，很快就不见了。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黑影就是赵志强。
他那天起得早，想跟着我去车站，看看能不能再捞点什么好处，结果看到了我和林晚秋告别的这一幕。
他没看清我们说了什么，只看到林晚秋塞给我一个东西。
这个被他看到的瞬间，像一颗埋下的地雷，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把我炸得粉身碎骨。
林晚秋走后，事情果然像我预料的那样。
我跟场部说介绍信和车票被偷了。
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骂了我一个多小时，说我烂泥扶不上墙，给我机会都抓不住。最后，给我记了一个大过，取消了我所有的评优资格，还把我从猪圈调去看守更远处的菜窖。那是个苦差事，一个人守着一个巨大的地洞，几个月见不到几个人。
我成了整个农场的笑柄。赵志强见到我，不再叫“卫国哥”，而是阴阳怪气地说：
“呦，这不是我们的大好人李卫国吗？城里没回去，倒先进了‘地主’的洞府了。”
我懒得理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下得越来越大，把整个世界都埋了起来。
我每天守着菜窖，唯一的陪伴就是怀里那半块冰凉的玉佩。
我常常把它拿出来，在手里摩挲着。
我不知道林晚秋的母亲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她说的“一世平安”到底是什么。在那个连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年代，“一世”这个词，太遥远，也太奢侈了。
时间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快的是，周围的人像流水一样，一批批地来，一批批地走。
慢的是，我的日子好像被冻住了，永远停留在看守菜窖的那一年。
风风雨雨的十年过去了，我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也来了。
农场的人几乎走光了，最后只剩下我这样被遗忘的，还有一些在这里成了家的。
1979年的秋天，我也终于拿到了一纸返城的证明。
当我坐上回南京的火车时，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的手上布满了老茧，脸上是风霜刻下的痕迹，眼神也变得麻木。
我没有了十年前的激动，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家还在，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老房子变得更破旧，母亲也老得让我快认不出来了。
她看到我，抱着我哭了半天，嘴里不停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回来是回来了，可生活比在北大荒还要难。
我错过了最好的分配时期，因为有过处分，也没有单位愿意要我。
我成了待业青年，一个三十岁的待业青年。
为了糊口，我什么活都干，去码头扛过包，去工地上筛过沙子，最后托人找了个关系，进了一家小街道工厂当临时工。
工厂是生产暖水瓶塞的，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软木屑和胶水的味道。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地把软木塞装上外壳，一天下来，手指头都僵了。
工资很低，只够我和母亲勉强糊口。
过去在农场，虽然苦，但至少天大地大，心里还有个盼头。
现在回了城，挤在狭小的巷子里，每天为了几毛钱奔波，我感觉自己比在北大荒时更像一只蚂蚁。
当年那些和我一起下乡的，回城后大多混得比我好。
赵志强也回来了，听说在区里的一个部门当了个小干事，整天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人五人六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看到我推着一车蜂窝煤，他把车停下来，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卫国啊，还在受苦呢？”他说，“我早就说了，你这个人，心太善，就是个受穷的命。”
我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用力地推着我的车。他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是啊，我就是个受穷的命。如果当年我没有把名额让出去，现在会是什么样？我不敢想。
那半块玉佩，我一直带在身上。
十年了，它被我的体温捂得温润光滑，上面的龙纹都快被我摸平了。
我有时候会把它拿出来看。
南京军区大院，我知道在什么地方，那是南京城里最神秘、最威严的地方。
可是，我能去吗？
我现在这副样子，一个街道工厂的临时工，衣衫褴褛，浑身木屑味，人家大门口的警卫会让我进去吗？
林晚秋说的“一世平安”，我现在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一世。
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她当年为了让我安心，随口说的一个谎言。
她也许早就忘了我这个叫李卫国的傻子了。我把玉佩重新放回怀里，它又变得冰凉。
生活的重压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没有精力再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了。
我只想让我的母亲能吃上一顿肉，想在冬天能多买几百斤煤。
这就是我的生活，真实而又残酷。
那个叫林晚秋的女人，和那半块玉佩，就像是我做过的一场梦，一场醒来后只剩下无尽寒冷的梦。
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我的生活就是那头骆驼，而稻草一根接一根地压上来。
先是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得整夜睡不着，去医院一查，是严重的肺病，需要住院，需要一大笔钱。
然后，我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街道工厂，终于撑不下去，倒闭了。我彻底失了业。
我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上面的数字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跑遍了所有可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得到的都是摇头和叹息。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谁也没有余钱。我甚至厚着脸皮去找了赵志强。
他住在一个新盖的楼房里，家里有沙发，有电风扇。
听我说明来意，他给我倒了杯茶，慢悠悠地说：
“卫国啊，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我现在这个位置，很多人盯着，不能犯错误。再说，我这手头也不宽裕啊，又要养家，又要应酬……”
我没等他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大麻烦。
从他家出来，南京的冬天正下着冷雨，不大，但很密，像针一样扎在人脸上。
我没有打伞，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我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我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一片茫然。我该怎么办？去抢？去偷？
我走回我那间又小又暗的屋子，母亲躺在床上，听到我回来，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赶紧过去扶住她。“妈，你躺着，别动。”
她抓住我的手，她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国儿，别为我费钱了，我这把老骨头，不值钱……”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趴在床边，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我恨自己的无能。我连让自己的母亲安度晚年的能力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在黑暗中坐着，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胸口的那块玉佩。
它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我甚至想过把它卖了，但又能值几个钱？而且，这是林晚秋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是那个冰冷的冬天里，唯一的一点点暖意。
“平反后，如果你有任何过不去的坎，就带它去南京军区大院……”
林晚秋的话，像鬼魂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过不去的坎。我现在遇到的，就是天大的坎。
去，还是不去？去了，可能就是自取其辱。那个地方，是我这种人能进的吗？不去，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去。就算是被当成骗子打出来，我也要去试一试。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是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凑了二十几块钱。
我给邻居张大妈跪下，求她在我走的这几天，帮我照看一下母亲。
我把大部分钱都留给了她，自己只带了五块钱和几个干馒头。
我穿上我最好的一件衣服，那是一件蓝色的卡其布上衣，袖口已经磨破了。
我对着镜子，用手沾着水，把头发梳理整齐。
镜子里的人，面黄肌肌，眼窝深陷，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绝望。
我最后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母亲，然后悄悄地带上门。
我踏上了去往南京军区大院的路。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能回头。
我把那半块玉佩紧紧地攥在手心，它已经被我的手汗濡湿了。
我对着它，在心里默念：林晚秋，你说过它能保我一世平安。现在，我不要一世，我只要我母亲的命。
南京军区大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威严。高高的灰色围墙，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眼神像鹰一样锐利。门口的红色五角星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腿肚子一直在打转，不敢过去。
最后，我把衣服的领子又拉了拉，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同志，请留步！军事重地，不得靠近！”
我离大门还有十米远，一个卫兵就伸出手臂，大声喝止我。
我停下脚步，紧张得手心冒汗。我
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块玉佩，托在手心，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找人。我有一个信物。”
那个卫兵皱着眉头走过来，另一个卫兵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手也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
走近的卫兵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玉佩，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耐烦。
“找谁？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他一连串地问。
“我……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说的是实话。林晚秋当年根本没告诉我她父亲的名字。“我只知道，他住在这里面。十年前，有一个叫林晚秋的……她让我来的。”
“林晚秋？”卫兵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说过。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你走吧，别在这里捣乱。”
“不是，同志，你再看看这个玉佩，”我急了，把手往前又递了递，“这是信物，她说了，只要把这个给你们看，就行了。”
“行了行了，”卫兵不耐烦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每天来这里攀亲戚、说故事的人多了去了，你这套我们见得多了。快走快走，不然我们可不客气了。”
我被他推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黑色铁门，感觉那不是一扇门，而是一堵隔开两个世界的墙。我被无情地挡在了墙外。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都来。我不敢靠得太近，就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等着。
我想，也许会有人认识这块玉佩，也许林晚秋的父亲会正好出门。
但我的希望一次次落空。
我带来的干馒头吃完了，就喝自来水充饥。
晚上，我就在附近一个还没拆完的废墟里找个角落蜷缩着过夜。
南京的冬天湿冷刺骨，我感觉自己快要冻僵了。
我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也许林晚秋只是为了让我心安理得地让出名额，才编造了这个故事。
十年了，人是会变的。她可能早就嫁人了，过上了好日子，把我这个傻瓜忘得一干二净。
第四天下午，我的钱只剩下最后几毛钱了。
我又冷又饿，蹲在墙角，看着大院门口人来人往，车辆进出，感觉自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我绝望了。我想，算了吧，这就是我的命。
我准备离开南京，回去守着我母亲，听天由命。
就在我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军区大院的幼儿园门口有些骚动。
我走过去，看到一个老师傅正站在梯子上修屋顶的瓦片，好像是房子漏雨了。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在农场那几年，我什么杂活都干过，修房子也是一把好手。
我看着老师傅颤颤巍巍的样子，就上前搭了把手。
我们俩一起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把漏雨的地方补好了。
老师傅姓王，是军区后勤的炊事班长，人很和善。
他看我手脚麻利，不像是游手好闲的人，就跟我聊了起来。
他请我喝了一碗热茶，我捧着那碗热茶，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也许是那碗热茶给了我勇气，我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
我没说得太详细，只说是一个故人所托，拿着信物来找恩人。
我提到了“林”姓，也给他看了那半块玉佩。
王班长看着那块玉佩，眉头紧锁，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但又不太确定。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对我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走。我帮你去问问。”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院深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我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然后，我看到王班长和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匆匆向我走来。
“李卫国同志，首长要见你。”警卫员对我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跟着他们，第一次走进了这扇我仰望了几天的大门。
院子很大，很安静，到处是高大的法国梧桐。
我们走进一栋三层的小楼，来到二楼的一间书房门口。
警卫员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
我走了进去，书房很大，满墙都是书。
一个穿着军装、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书桌后面。
他没有戴军衔，但身上那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让我连头都不敢抬。
看来，他应该就是林晚秋的父亲了。
“你就是李卫国？”他开口了，声音和我刚才在门外听到的一样低沉，但更有压迫感。
“是。”我小声回答。
“东西拿出来我看看。”
我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块用手帕包着的玉佩，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我的手抖得太厉害，玉佩差点掉在地上。
他没有接，只是盯着那半块玉佩。
就在他看到玉佩的一瞬间，我看到他那张像岩石一样坚硬的脸上，表情瞬间凝固了。
他的眼睛猛地睁大，嘴唇微微颤抖，“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因为起得太猛，椅子都被他带得往后滑出刺耳的声音。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那只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手，在离玉佩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颤抖得不成样子。
“晚秋……我的女儿……”他失声喃喃，声音里带着巨大的悲恸。
我看到他的眼睛红了，我知道，我找对人了。我的心终于要落回肚子里了。
然而，就在这一刻，书房的门“砰”的一声，被粗暴地推开了。
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闯了进来，他身后，竟然跟着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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