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公布了《停战诏书》,松井石根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不仅意味着军国主义日本的结束,并且还意味着他本人亦将厄运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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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松井石根看着逮捕令,惊呼:这是一个误会!

直到九月十一日东条英机被盟军司令部逮捕,松井石根还没有认为这是不利于自己的一个信号。

九月十二日,美联社记者采访松井石根,请他谈谈对盟军司令部逮捕东条英机一举的见解时,他发表意见说:

“东条将军策划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给美国军民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麻烦,所以,盟军理所当然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至于我,二次大战期间曾奉大本营的命令出任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的负责长官,指挥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但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这不能视为犯了‘战争罪行’,因此,我问心无愧。”

也许松井石根真的感到“问心无愧”,或者虽是“问心有愧”却已找好了遁词,第二天,他竟优哉游哉地去东京湾海滨去游泳。游泳回来,松井石根正翻阅报纸,浏览美联社记者采访他的报道时,几个美国宪兵手持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签署的逮捕令登门来了!松井石根大惊,看着逮捕令,面无人色,喃喃自语:“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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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当盟军总司令部司法处的美国官员对松井石根进行预审。松井石根交代了自己入侵中国的历史,却矢口否认自己犯下了“战争罪行”,指挥日军侵占南京、上海,那是“奉命行事”;至于“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的回答几乎使人忍俊不禁,说是“从未听说过”。美军检察官便不再和他啰嗦,把他晾在一边,去调查取证了。

松井石根待在监狱里,自思盟军也拿他没办法,关一段时间只好放他出去,心中倒也不慌。闲着无事,他竟想写一部《松井石根回忆录》,正在构思提纲时,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中国人提审他。

当时,中国政府根据有关协议,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去了法官,向盟军总司令部司法处派去了检察官,成立了中国科,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这个中国人,就是中国科的检察官。

中国检察官来讯问松井石根,不是为“南京大屠杀”,而是为了一桩人命案。据国内转来的材料,有一个曾在苏州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为日军修理过汽车、摩托车的中国工人检举说,南京失陷前后,他曾亲眼看见松井石根在司令部院子里用指挥刀杀死过一个中国人。当时,在场的一名军报记者还拍摄了一张照片。中国科的检察官于是决定来讯问。

松井石根一口咬定绝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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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时缺乏有力的证据,只好暂停讯问,开始找寻那个拍照的日本记者。根据盟军总部的规定,中国科发文往东京警察厅,责成查报。

两个星期后,东京警察厅报来结果:华中方面军驻苏州初期,司令部确有一名记者,但他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军报记者,名叫小谷五郎,现住横滨。

中国检察官即赴横滨,找到了小谷五郎,经过几次谈话,他不仅证明了松井石根在苏州杀死一名中国俘虏的事,而且还献出了一张松井石根杀人时的现场照片。照片上被杀的俘虏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低着头露出颈项;松井石根在被杀者背后向他的颈项挥刀。刀面上有一道白光,说明刀在挥动中。

中国检察官再讯问松井石根,把照片给他看。松井石根顿时神色大变,但他反应敏捷,马上说当时喝了酒,有些醉意,出于好玩,摆摆样子,刀没有砍下去。

检察官当即予以驳斥,指出了刀面上的白光特征。松井石根无法抵赖,便说杀的是逮捕的太湖土匪。检察官大怒,高声宣读了小谷五郎的证词,松井石根才承认杀的是游击队员。

检察官记下了松井石根的供词,让翻译译成日本话读给他听后,让他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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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边签字边动脑筋,签完又耍了个花招,他悄悄地请求翻译告诉检察官,说他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队员俘虏,不是国民党官兵,希望从宽处理。

中国检察官义正词严地告诉松井石根,他不是中国哪一个党派来的,而是“中国政府”人员,惩办战犯是国际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你不要钻这种空子!

松井石根听后没有再吭声。

这次提讯后,松井石根知道自己至少要判有期徒刑了,情绪大改,回忆录也不写了,终日在单人囚室里唉声叹气。

02、松井石根面对大量铁证,诡辩:把全部罪责加在我头上是不公正的。

02、松井石根面对大量铁证,诡辩:把全部罪责加在我头上是不公正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二十八名一级战犯进行长达两年半的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庭审在日本东京前陆军省大厅举行。陆军省位于东京废墟包围中的一座小山上。

这个宽敞而华丽的大厅,被按照纯美国气派连续整修了几个月,为进行历史性的审判,做了全部必要的准备。

大厅里的高台的审判席上,坐着十一名法官,他们来自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

审判长由美国首席军法官担任。中国因为受侵略之害最大,抗日负担最重,首席军事法官梅汝排坐在审判长右首,算是一个重要位置。

他们身后的墙壁上,挂着十一个国家的国旗。稍低一些的地方是公诉方代表、辩护方代表、速记员和译员的席位。

大厅的另一面也有一个不太高的平台,上面有两条长椅,坐着被告人,由头戴白盔、腿套白色护套的身强力壮的美国宪兵看押着。

右边是二百个记者座位,记者有外国的,也有日本的。他们的上方是楼座,有三百名盟国代表和二百名日本代表。

在这所大楼里,曾炮制并推行过侵略计划。现在,那些破坏和平与安宁、摧残人类的阴谋家却要在这里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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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被公诉方指控是“南京大屠杀”主犯。公诉人莫罗上校向法庭报告了松井石根所指挥的日军侵占南京后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事件。

他说话时激动而愤慨,时而做出某些概括和结论,这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族的性格,但在起诉发言阶段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有当公诉方和辩护方的总结发言阶段到来时才是慷慨陈词作出总结和结论的时候。因此,法庭表现出司法的客观性,几次打断十分激动的莫罗的发言。但是,让公诉人有所克制是很困难的,因为公诉人完全被残酷的血腥事实所激怒。

公诉方向法庭提供了六百五十份证人的宣誓书面证言,并安排一些见证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辩护方的质证。所以,总公诉人、来自美国的基南有充分的理由断言:

“南京沦陷后紧接着是一连串对数万名战俘、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和严刑拷打以及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些事件被统称之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

法庭让松井石根说说关于他所知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把他自己在中国的活动作了田园诗情调的描绘:

“我任军职期间,在华北和华南待了近十二年。我在这整个时期为了日中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不是仇恨而是爱怜……所以我要求我的军官们要把这次派遣作战的意义向每个士兵讲清楚。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

但是“弟弟”看来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也不感到高兴。松井石根继续讲道: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派遣军才得以把中国军队从上海郊区排挤出去,到十一月初攻下了该城,保证了日本侨民的安全。”

松井石根称在攻占上海后,军事事态迫使日本人必须要向南京推进,他说:

“由于我多年的愿望是使日本和中国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事成为全体中国居民遭受苦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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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井石根企图使法庭相信他之谎言的时候,法庭已经掌握了不少关于南京惨剧的证据。所以他明白,只谈个人感慨和矢口否认罪过,他是滑不过去的。于是,松井石根不得已勉强承认了一些事情,当然是有保留条件和轻描淡写地说:

“虽然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在攻占南京时,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激动起来的士兵和军官干出胡作非为的事情来的。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攻打南京的当时我正在距该城约140公里的苏州,而且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十二月十七日我到达南京后,从宪兵司令官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并严惩肇事者。”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还想对南京事件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和尽量地轻描淡写,他列举了一些中国军民为抗暴而作的反抗举动,说:

“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和士兵头上是不公正的。”

法庭出示了大量证据,松井石根迫不得已承认在从南京返回上海的途中又听到这些暴行,他说:

“我曾下令查明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如果属实即应严惩犯罪分子。但在我离开这个职位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这样,即使相信松井石根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说真的,也像他本人所讲的那样,结果等于零。于是,松井石根总想使法庭相信他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南京惨案的,他说:

“我声明,我是在战争刚一结束从广播中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当时美国人宣布有过南京大屠杀,公诉方在这里就此提出了证据。当时我听了这番广播后,曾试图调查我军在攻占南京后的活动,但是,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此时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在关押中,而有关文件又在一场火灾中烧掉了。”

松井石根的供词是两面派和伪善的典型:刽子手一面在亵渎神灵,一面在为自己的牺牲品的灵魂安息而祈祷。这里将他的宣誓书面供词的最后几行全文摘引如下:

“我认为,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理应像兄弟一样相互合作。因此,他们之间发生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曾希望这一事件会向两国国民提供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可能,那些曾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会奠定下新亚洲的基石。所以,在我回国后,就在热海市附近的伊豆山上修建了一座神殿以纪念战死的两国军人并为其灵魂安息而祈祷。尤其我在这个神殿塑了一尊观音菩萨的全身像,并在神像的基座上撒有从长江盆地战场上运来的土。我曾昼夜在这尊神像前为牺牲军人之灵魂得以安息和世界和平得以确立而祈祷。”
03、松井石根面对强势法官,怂了:我并不想把南京变成血腥的战场!

03、松井石根面对强势法官,怂了:我并不想把南京变成血腥的战场!

由于松井石根坚持不承认自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就已知道这类暴行,公诉方派了英国皇家军队著名的军事法官、盟军总部司法处英国班负责人诺兰准将出庭对松井石根进行质证。诺兰用紧逼讯问的方式迫使松井石根渐渐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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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证人中山提供证言时你出庭了,他是你们派遣军的情报官。他说过,你曾从你手下的师团长那里得到过有关暴行的补充报告,而且从外交渠道也得到过这种消息。关于这点他说错了吗?

答:他好像没有说过。

问;前几天证人冈田在这里做证说,十二月十八日在南京的“京城”医院里你同他谈过话,你曾说,你的军队给城市带来这样大的损失深感遗憾,您有过那种表示吗?

松井石根感到有些沮丧,开始说起胡话来了:

是的,如同证人指出的,我没有借助军事行动占领南京的愿望……我并不想把南京变成血腥的战场,发生这些事我非常懊悔。

问:松井石根,你说你对给该城造成的损失很懊悔,你没有想用武力夺占该城。但是,证人中山在这里对我们说过,你曾要求你的参谋长家田将军向全体参谋人员发出命令,指出: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我军占领该城将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应竭尽所能发扬日本武力慑服中国。你下过这道命令没有?

“是的。”彻底泄了气的松井石根答道。

法庭在听取了松井石根的供词和多数证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的证言,并分析了书证之后,在判决书中对这一多难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描述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晨,当日军进入该城时,所有的抵抗均已停止。日军士兵成群结队地沿街游荡,犯下了种种罪行。用一个见证人的话说,他们简直是一群野蛮成性的匪徒,亵渎着这座城市……许多士兵喝得狂醉,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之间,广场、街道和胡同到处尸横遍地。连幼女老妇也遭奸污。很多妇女遭到强奸后被杀死,而她们的肉体被肢解。日军士兵对商店和仓库大肆抢劫后往往纵火焚烧。主要的商业街区太平路以及该城的其他商店区均被大火烧光……经过若干时日之后才清楚,这种烧杀是有计划进行的,这种暴行持续了六周。该城大约有三分之一就这样给毁掉了……”
“德国政府从他的代表那里得知:这不是由个别人犯下的而是由整个军队,也就是日本军队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个军队在德国代表的那份报告中就被叫作‘恶魔机器’了。”
“后来所做的统计指出,日本侵占南京及其郊区后的前六周被杀害的中国军民总数超过20万人……”

法庭认定松井石根在南京犯有战争罪。由于南京事件如此凶狠残暴和骇人听闻,故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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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中提出的判决理由是:

“这一疯狂暴行从该城陷落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直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才告终止……在这种残暴事件的高潮期间,松井石根于十二月十七日洋洋得意地进入南京城并在那里停留了5到7天。通过他的亲自观察及其参谋人员的报告,他对发生的一切应该是知道的……他身为派遣军的司令官对此等兽行负有责任……他拥有足够的权限用以监督自己的军队和保护无辜的南京居民。这是他的义务,但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对此应负刑事责任。”

法庭宣告判决后,松井石根呆若木鸡,愣愣地望着法官。接着,他的身子摇晃起来,像是要跌倒似的。这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扶住他,把他架出大厅。

松井石根从此永远离开了他曾经无数次在这里策划侵华战争阴谋的陆军省大厅。

这一天,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结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当松井石根被押了绞刑架时,他全身瘫软,瑟瑟发抖。但他气性非常大,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

这个惨无人道的魔鬼,就算是将他凌迟处死,也数不清他的罪孽!绞刑是对他最轻的处决!毕竟南京大屠杀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止住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