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BSTRACT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事件，但人们对其史实与价值的认识仍不够清晰准确。综合各类文献尤其是《孔子家语》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孔、老曾相会多次，“观周”于洛邑最有可能在鲁定公三年的上半年，孔子时年四十五岁。孔子所问之礼的主要内容，是蕴含了周代文明“礼乐之原”“道德之归”的《周礼》。此次历程中对于先王遗则与周代礼乐的考察、与老子关于道德仁义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孔子对于礼乐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坚定了孔子“志于道”的决心。
关键词
KEYWORDS
孔子；《孔子家语·观周》；老子；《周礼》
《孔子家语》中有《观周》篇，记载了孔子到东周洛邑参观访问的相关事实。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还保存着周朝积淀的礼制文化典章。因此，孔子不远千里，考察东周文化，并问礼于老子。“观周”是孔子“好学”的体现，是其生平中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与老子二位伟大哲人的洛邑会见，不仅对孔子本人影响很大，而且涉及到人们对孔子思想学说、礼乐观念的认识。不过，对于孔子“观周”，人们还存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朦胧感。比如，孔子适周所问何“礼”？他的目的究竟为何？为什么这次洛邑之行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些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
Part.1
一、孔子问礼的事实与“观周”的时间
由于孔子与老子被认为是儒、道两个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观周”问礼于老子，就不仅是孔子与老子二位哲人的关系问题，还被牵引到儒道两家的关系，强化了这一事实的影响力。但是，孔子见老子并向老子请教，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事件，即使《孔子家语》有《观周》篇，相关记载也不完整。
孔子问礼的事件有一个史料辨析的问题，即需要确定孔子“观周”的时间，因为这涉及到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些久议难决的问题，若要论其意义重大却又扑朔迷离，“老子疑案”应该首当其冲。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郭店楚简《老子》的发现，推进了有关老子的研究。而上博竹书《民之父母》等早期文献则激活了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前，《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典型的“伪书”被弃而不用，但经过长期的细致研究，尤其是结合新出文献的旁证，学界已认定《孔子家语》极具史料价值。《孔子家语》不仅有《观周》篇专门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的史实，还有孔子“闻诸老聃”之类的一些材料，这促使人们在孔老关系认识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孔子像（曲阜尼山圣境）
从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既往的研究成果看，孔子与老子的相见可能不止一次，二人很可能在鲁国有过交流，还可能曾在宋国相见，这大约正是历代对孔、老相见确切时间聚讼纷纭的原因之一。在孔子与老子多次相见中，最重要的是孔子主动“适周问礼”，这在《孔子家语·观周》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有明确记载，言之凿凿，具体细腻，真实性应无问题。
《史记》中多处提及孔子问礼于老子：
“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云。”（《老子韩非列传》）[1]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仲尼弟子列传》）[2]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十二诸侯年表序》）[3]
孔子到洛邑问礼于老聃，在孔子的人生经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有研究多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4]
这里的记载比较简略。孔子“适周问礼”在什么时候？此处的叙述在孔子“年十七”及少时“贫且贱”之后，接着说到“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似乎将孔子“适周问礼”的事迹置于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之前。由此，有学者以《史记》叙说的连贯，认为是在孔子十七岁时。据《左传》的记述，鲁昭公七年还发生了日食[5]。这种认识可能是受到《礼记·曾子问》的影响，因为其中记有孔子说自己“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6]。其实，这应该是另一次与老子相见，而孔子“适周问礼”时未必发生过日食。
孔子年十七“适周问礼”之说是很难立得住的，它缺乏基本的旁证。《庄子·天运》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史记索隐》认为可能是《世家》依《庄子》之说而没有细究。因为依据《说苑·敬慎》的记载，孔子见老聃时曾说：“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7]这应当是“既仕之后”之言，而非年龄十七之人所能言。实际上，孔子很早立志向学，他自己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孔子之“学”乃是学道，“志于学”即“志于道”。从孔子返鲁以后“道弥尊矣”“弟子稍益进焉”等记载看，孔子“适周问礼”虽然不必像《索隐》认为的晚在“既仕之后”，但也不应早至年十七之时。
由于一般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不少学者研究孔子“适周问礼”时，就以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作为时间坐标。例如，有学者认为，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二岁）周室发生内乱，孔子不能在周室两派贵族斗争时出访问礼。而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也发生内乱，昭公奔齐，国内无君，孔子因乱适齐，流亡在外也有数年，同样应无出访洛邑的可能，因为《史记》说有“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之事。昭公二十六年，周室王子朝已“奉周之典籍以奔楚”[8]，老子也因之免官归居于陈，孔老自无在周相见之理。[9]
人们对于孔子“适周问礼”时间的探求囿于《史记·孔子世家》，故而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实际上，在对先秦时期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司马迁虽具“良史”之才，但每个人见闻都有限，难免在记载中出现时间上的错乱。我们认为，对于孔子事迹的研究而言，应当特别重视《孔子家语》。如果结合《孔子家语》的记载综合考索《孔子世家》，许多的疑难会迎刃而解。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孔子家语·观周》记载更为明确：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10]
孔子此次“适周”，有人将时间确定在鲁定公三年，当时孔子四十五岁。清人孔广森在《经学卮言》说：“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挍，则适周其在定之三年欤？”[11]不过，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受到漠视，孔广森依据《孔子家语》的看法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例如，钱穆说：“《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征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尤在《庄子》下也。”[12]
近三十多年来，大量地下文献的问世与相关研究，使我们得以了解《孔子家语》《孔丛子》等所谓“伪书”成书的实际情况，认识到这些材料绝非无中生有，有必要重新考虑孔广森和林春溥等人的观点。
孔子适周，与南宫敬叔一同前往，“适周问礼”大致应在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说“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13]，好像孟僖子（即孟釐子）卒后，孟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立即师事孔子。其实，《史记》下文“是岁，季武子卒”[14]，而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岁），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两者时间相差十七年。《左传》昭公七年记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15]很清楚，二人师事孔子在孟僖子去世之后，却未必就在孟僖子去世之年。两人师事孔子的经过，《孔子家语·正论解》记曰：
南宫说、仲孙何忌既除丧，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辞曰：“先臣有遗命焉，曰：‘夫礼，人之干也，非礼则无以立。’嘱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学礼，以定其位。”公许之。二子学于孔子。[16]
作为孟僖子之子，父卒之后，两人应不会在服丧期间即拜孔子为师，因为这样做不合乎礼制要求。孟僖子卒于昭公二十四年，次年昭公因内乱而出奔国外，直至死去也没能再回鲁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的大夫职位一直都没得到诏命。直到鲁定公即位以后，二人才被诏命。但二人以父命师从孔子学礼才能确定地位为推辞，得到了定公允许后，才得以师从孔子。
在《家语》《史记》中，记载了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的过程，孔子首先与南宫敬叔谈到自己问礼于老聃的愿望，接着南宫敬叔言于鲁君，定公与之一乘车、两马，敬叔与孔子一同至周。此时，南宫敬叔应当已经师事孔子。据《孔子家语·正论解》，南宫敬叔在定公元年师事孔子。那么，南宫敬叔与孔子一起适周问礼应在定公元年之后。《孔丛子·嘉言》篇记载了孔子见苌弘之后，苌弘与刘文公讨论孔子的言论。而刘文公在定公四年去世，则孔子适周问礼必在定公四年以前。
定公元年，孔子刚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为徒，揆诸情理，当不会马上就提出适周问礼的想法。据《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17]。如此，定公诏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的大夫职位应当在这年秋天之后，随后才有二人推辞而师从孔子之事。如果考虑到孔广森所说的“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18]，那么孔子适周只能是在定公三年。
定公三年的下半年，孔子肯定也在鲁国。这一年，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不久，邾隐公要举行冠礼，遂通过孟懿子来向孔子请教，孔子向他讲述了冠礼的内容。有人认为国君新丧，新君不宜行冠礼，如清人狄子奇《孔子编年》就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周初成王冠事，就在武王既葬后不久，无论是孔子的叙述还是《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是如此。据《春秋》，邾庄公葬于定公三年秋天，而且冬天的时候，孟懿子还与新即位的邾隐公“盟于拔”[19]。邾隐公举行冠礼，可能就在这年的秋冬时节。
孔子时代，列国之间交通不便。孔子适周虽然乘坐马车，但他至洛邑、问礼访乐、考察制度，也会需要很多时日。综合分析推断，孔子“适周”最有可能在定公三年上半年。这一年为公元前508年，孔子四十五岁。
实际上，孔子与老子相见不止一次。从历史记载看，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以前、之后，孔子还都曾见到过老子。孔子“适周问礼”以前，二人很可能在鲁国有过交流。根据《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曾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20]从新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看，《礼记》所记孔子遗说都有一定的材料来源，这里的记载应当可信。其中的“巷党”或许就在鲁国。清人阎若璩在《四书释地续》中分析认为，《春秋》记载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那么孔子与老子的此次相见应在昭公二十四年，这一年孔子三十四岁。之后，二人还可能曾经在宋国相见。《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分析说：“盖适周问礼，不知何时……此皆当阙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21]《庄子》所说的“沛”，一般认为在当时的宋国（今江苏沛县）。孔子年五十一岁始“初仕”，在鲁国任中都宰，在此时去拜访当时在沛地的老子极有可能。
Part.2
二、孔子问礼与《周礼》：“礼乐之原，道德之归”
孔子“适周”问礼，那么他所问何“礼”？问礼何须“适周”？在那样的年代里，去洛邑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行程，以至于孔子最终还得到国君资助。孔子所问如果只是冠、婚、丧、祭之类的“仪礼”，他何须如此周折？四十五岁正是一个人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最为关键的时期。鲁国是周代诸侯国保存周礼较好的国度，孔子自幼受礼的熏陶，在浓厚的礼乐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不过，鲁国毕竟只是一个诸侯国，他看到的主要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礼乐，而作为周朝整个国家管理的制度建构、设官分职、董正治官层面的“礼”还必须去往周朝王都考察学习。
（一）孔子“问礼”的动机：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
孔子适周的直接动机或出发点正是向老子请教。孔子知道老子博学，“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是自己要请教学习的人。《观周》篇说：“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老聃声名远播，对于礼乐道德的把握冠绝一时。既然老聃博古通今，孔子也要像他那样“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那么，“礼乐之原”“道德之归”究为何意？为什么它能够吸引孔子远行洛邑，拜访老聃？
不言而喻，“礼乐之原”“道德之归”关涉周文化的根本，是“礼乐”与“道德”的根本依托，因为它涉及到“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孔子家语·观周》记载：“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22]按照这里顺序，孔子在洛邑最重要的活动是“问礼于老聃”，与“访”“历”“考”“察”相比，不仅对老聃“问礼”排在前，而且后面的活动似乎也只是印证了他“问礼”的感受，最后他才喟然而叹。孔子所问之“礼”，意义非同寻常，它当然应该直接关涉周公其人，不然孔子不会发出“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的感慨。
既涉“礼乐”“道德”，又关“周公之圣”与周朝“之所以王”，我们的思路不能不被带回到西周初年，想到周公的历史功绩！《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23]这里详细阐述了周公在摄政期间的主要成就，可见，周公摄政第六年制礼作乐具有特殊意义。《礼记・明堂位》的说法与之可以相互印证：“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这也明确指出周公在摄政六年时制礼作乐。周公封国的鲁国旧地后来兴建了周公庙，这里大致就是当年鲁太庙旧址。周公庙第一道牌坊分别题额“经天纬地”“制礼作乐”，也显示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一般认为，制礼作乐乃是制定了一系列礼仪规范和乐舞制度，从祭祀、朝聘、丧葬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规范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体系。实际上，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制作了《周礼》。
关于《周礼》（即《周官》）的成书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长期以来聚讼不已。我们认为《周礼》成书时代应该不晚。清代孙诒让作《周礼正义》，是《周礼》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他以前，众口一词认为“周公作《周礼》”，这也是大量古籍的一致记载，即《周礼》（或《周官》）成书在西周初年。[24]例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汉书・景十三王传》也提到河间献王刘德所得书之中有《周官》：“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25]东汉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记载：“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26]还与《尚书序》谈到《周官》成书也一致：“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27]这与《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完全相应、正相暗合。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28]
《周礼》成书年代存有争议，与该书名称在典籍中出现较晚有关。实际上，这是由于它作为官制记录的性质决定的。在周代，礼的意义非常广泛，礼有“礼制”，也有“礼仪”，“礼制”和“礼仪”又体现了“礼义”。古之为教，年轻人很早就学习礼，礼既有小学之“小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礼，也有大学之“大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礼。此次“适周问礼”之前，孔子应该就熟悉了一般的人生礼仪，应该学习了周代冠婚丧祭之类的礼仪，甚至包括一些典章制度。但孔子的洛邑之行有所不同，他要了解、追寻的是“礼乐之原”和“道德之归”，这是经国济世的大问题。而这些必须前往洛邑王都，求教于作为周代守藏史的老聃，因为老聃的特殊就在于掌握官方档案，了解“周礼制作”的根本精神。
或问：《周礼》何以被认为是“礼乐之原”和“道德之归”？关于这一点，只要真看孔子对《周礼》（或《周官》）的理解就清楚了。《孔子家语·执辔》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闵子骞关于治国问题的讨论。我们曾说，该篇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有关古代“以六官总治”的论述，这节论述与《周礼》相应，是《周礼》成书问题极其重要的材料。在这段论述中，孔子将治国与驾车作比，称古代御天下的天子与三公一起，“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29]，从而注重德法，考课官吏，治理国家。孔子所说“六官”就是指《周礼》中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将《周礼》六官以及太宰一职的职掌与孔子的相关论述一一对照，就会看到孔子所说六官的职分正是以《周礼》六官系统为依据的。孔子所论述的“以六官总治”，称之是“古之御天下”的情形，言其“古”。那么，《周礼》成书于什么时候？
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周礼》六官之职关乎“礼乐”与“道德”。“礼乐之原”是礼乐之根本，“道德之归”是道德的归属，应指周朝国家的顶层制度设计，即关于设官分职的政治架构，这是政治运行与社会管理的内在机制。《孔子家语·执辔》记载孔子的理解是：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礼则国安，以之义则国义，此御政之术。[30]
这里所说的“御政”，就是使天下归于道德、礼乐之治，而道德、礼乐不是空洞的说教所能致，而要通过为官执政者的管理来实现。孔子向往礼治，认为治国要“以德以法”，周代治国之礼正是德与法的高度统一。广义的礼包括狭义的“礼”与“乐”，这都是《周礼》（即《周官》）中所具体涉及到的。如典乐之官，关于乐的官职众多，其中的“大司乐”为乐官之长，总管音乐行政、乐制、各种典礼音乐的制定和实施、贵族的音乐教育、乐工的训练和管理等。再有，司空之官以成礼，天下安宁，需要遵守既定的秩序规则，司空司建设，负责具体落地。《周礼》作为设官分职的典籍，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礼乐之归”所在。
关于道德，这是天下社会的价值体系、行为方式。冢宰“总百官”，是天下正道的引领者，他们负责塑造社会的价值体系；司徒“司教化”，是立德树人的负责者，他们管理引导社会的行为方式。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是国家管理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管理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冢宰之官失职，则天下无道；司徒职官失职，则社会无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效法天地以成道、成德。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道德，道德之成端赖冢宰、司徒，而他们则是六官之重，这应该是《周礼》被视为“道德之原”的原因。
以上可见，《孔子家语·观周》所记孔子认为老子“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是说老子了解周文化或周礼的精神，而周礼的精神就以作为职官制度架构的《周礼》（或周官）作为承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希望像老子一样通晓礼乐之原、明白道德之归。
（二）孔子“问礼”的结果：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
孔子“适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以说收获满满。其中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第一次见到了《周礼》（即《周官》）。当初，南宫敬叔请求鲁国国君资助支持孔子“适周”之行时，明确说明了此行的目的。《观周》记曰：“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这里的“先王之遗制”当然包括郊社之所、明堂之则、庙朝之度，但这些只是一些具象的呈现，而根本的应该是“礼乐之极”，即礼乐的根本，这应是“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的深层意义。也就是说，“先王之遗制”应指文、武、周公之制度，这应该就像《逸周书·度训》所言“天生民而制其度”[31]，这个制度很有可能就是周公在“损益”夏商两代所制作的《周礼》。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细细品味孔子的话，或许他的感慨也在这里。周公所做的应该就是《度训》所言“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32]，这样制作的《周礼》当然是“礼乐之所极”，是周代礼乐的根本或最高标准。南宫敬叔所谓“先王遗制”“礼乐之极”，与孔子所说的“礼乐之原”“道德之归”应该大致同义。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
孔子对自己的访问非常满意，洛邑之行结束时，他感慨“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他有如此感慨，很有可能与了解到《周礼》的制度设计有关。他向老子请教，老子有特殊的身份，他是周王室的“守藏史”，而《周礼》（或《周官》）在性质上是周朝职官制度的记载，是极特殊的典籍，它不像《仪礼》那样的仪节很多人需要关注与践行，也不像《礼记》那样的思想典籍需要去研读。《周礼》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它只为天子以及王公大臣所明所知即可，因此流传一定不会广泛。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史”，职责特殊。司马贞《史记索隐》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33]老聃也掌管具有王室档案性质的《周礼》（即《周官》）这类典籍。
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孔子“适周问礼”，感慨“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知所以王”，这句话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孔子崇拜周公，向往周公之治，甚至常常“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此时四十五岁，思想活跃，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周公所以“圣”，在于他的巨大功绩；周公之“圣”的具体表现正是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周代礼乐“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正是拜周公所赐。孔子崇尚周文化，自称“从周”，可以说此次“适周问礼”对孔子的巨大影响与触动，这应该是孔子对周公格外尊敬的关键原因或起始。
孔子适周，还与老子交谈了许多问题。老子了解周朝礼乐的本质，了解社会与人心，他们的交谈也有关于古礼、天道、仁义等许多方面。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老子属于史官，掌握礼学，也管理文书、档案乃至有关礼仪。那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东周已经不如一个大的诸侯国，但天子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政权架构小而全，并保存了古礼典章。在礼坏乐崩之时，这些典籍档案反而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一点看，孔子向老子问礼也合情合理。《庄子·天道》的记载透露了这种消息：“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这里下文是一段关于“仁义”的对话，老聃批评孔子说仁义，这一记载时间和地点还需要考证，但也反映了一些事实。“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很符合孔子的言行；老聃曾为周之守藏史，是史官；孔子“要在仁义”的说法受到老聃的批评。这些或都有真实历史的影子。
Part.3
三、孔子“观周”对他本人的影响
任何人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孔子也不例外。在伟大思想家孔子由“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十年人生中，最重要、对孔子影响最大的事件，无疑就是他的洛邑之行。孔子所在的鲁国有“周礼尽在”[34]的美誉，春秋时期就有人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35]，这里礼乐文化氛围浓厚。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36]，自幼受到礼仪文化熏陶，后来他钟情于周代礼乐，《论语》两次记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乡党》），鲁国太庙奉祀周公，这是孔子经常的去处。鲁人常常谈及“周公制礼”之类的话题，孔子心中对周公充满了向慕。孔子自称“好学”，希望“闻道”，这也是他不惮仆仆前往洛邑的原因。周公在周初动荡的年代制礼作乐，稳定巩固周朝统治，奠基了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有机会了解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实，自然心中喜悦。
（一）洛邑之行坚定了孔子行道的决心
孔子关注现实，了解社会，看到“天下无道”的种种表现，因而他有自己的苦闷。在行道的路上，孔子感到困惑，《观周》篇透露了他这样的心迹。孔子此行，与老子交流，更加坚定了其行道的决心：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
孔子执守大道，希望说服邦国之君，期待他们以道治国，然而没有被接受，所以他感叹“道于今难行也”。他对自己所执守的“道”难以实行而困惑，于是请教老子。老子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在这样的混乱之世，尤其需要理解道，坚定地明道、弘道。人道效法天道，在《周官》的设计中，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最为重要，“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人效法天地，从而立于天地之间。优秀的思想学说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实行，往往是由于“学者”的理论过于宏阔、浮华、巧辩，使“听众”一头雾水，不便接受。所以孔子后来说“道不远人”，“道”就在每个人的日常坐卧之间，行道者首先应该着眼于“人”。
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告之以“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37]的道理；离开洛邑时，老子为孔子送行，告诫孔子要聪明深察不可“好讥议人”，博辩闳达却不可“好发人之恶”[38]。老子“深远”的“虚无”之道，特点是“因应变化于无为”。孔子感慨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蛟龙，认为老子难“知”。但老聃指出，在离乱之世，反而需要有大道在身的人。老聃给了孔子很大激励，使孔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担当与抱负。《孔子家语·观周》说：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
孔老相会临别之时，老子以“言”相赠，要孔子行忠孝之礼。老子说“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是说为人之子不可固执己见，为人之臣则不可不坚持己见。对父母不可计较，与孔子所说“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相似；对君主不可谄媚，与“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道理一致。孔子说“敬奉教”，表明他要聪明深察、博辩闳达，要致力于孝悌忠信之道。
需要分辨的是，孔子问礼，尊敬老子，并非完全服膺老子的思想。孔子与老子思想上有相通性乃至一致性[39]，但二人也有一定的分歧。例如，孔子说老子“犹龙”：“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的这个评价其实很耐人寻味。这首先是孔子对老子思想境界的高度赞誉，认为老子思想高深莫测、境界超凡脱俗。孔子以“龙”来形容老子，也表达了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独特认识，看到他思想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暗示了他对老子那种超越性思维方式的惊叹和自己在这方面的相对局限，理解到老子对 “道” 的体悟与呈现，甚至自己要借鉴老子思想。但毋庸讳言，这也包含了对自身与老子思想差异的感慨，二人文化侧重点的不同，思维方式也有差异。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的建立和道德规范的践行，强调积极入世，通过个人的努力和修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而老子的道家思想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孔子看到了老子思想与自己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立，而是一种互补和拓展。于是，他以老子“犹龙”来表达对道家思想的独特视角和价值的认可，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和老子在文化追求和思想路径上的差异。儒家思维方式较为现实和具体，注重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中总结规律、建立规范。而道家的思维方式更具超越性和抽象性，从对宇宙、自然的宏观思考中得出对人生和社会的启示。
《孔子家语·执辔》还有记载可以显示孔子与老子的不同。该篇记孔子弟子子夏谈论易理之中人类和万物鸟兽昆虫产生时所受元气的分限，他认为“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40]。在子夏滔滔讲论之后，孔子说：“吾昔闻诸老聃亦如汝之言。”[41]接着，子夏又谈了自己所见《山书》中的内容。孔子思想受到老子的一定影响，但孔子思考的是现实社会问题，主张积极入世。因此，子夏的高论没有引起孔子太多的兴致，所以孔子似乎更赞同子贡对子夏所言的评论，即“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42]，孔子也认为子夏所谈虽然细微，却不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这正是孔子儒学的思想特征。孔子时期，儒道之分殊已露端倪。由此，可想而知的是孔子自己行道的决心也得到激发。
（二）洛邑之行扩大了孔子自身的影响
孔子也明确表示过洛邑之行对自己的影响，这就是“道加行”。《孔子家语·致思》记：
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43]
王肃注“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曰：
孔子欲见老聃而西观周，敬叔言于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于老子。孔子历观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习也。[44]
孔子适周问礼是他人生中非同寻常的经历。他学习《周礼》，眼界大开，见识大长。孔子故里曲阜周公庙元圣殿有门联曰：“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45]这揭示了孔子思想与周公的关系，显示了周公对孔子的巨大影响。春秋以降至于孔子之时，“先君周公制周礼”[46]是鲁人的骄傲，他们常常回忆“昔周公”之事，尊奉周礼的人们都心仪周公。孔子时代，周代典籍尚存，孔子能看到周代遗制，尤其问礼老子，学习周代礼制，还参观洛邑，游历了周朝王都的重要政治文化设施，他一定会更坚定地“法则周公”[47]。孔子平生经常引用周公名言，赞美周公。他熟悉周公事迹和“周公之制”，以“周公之典”为行事的法度。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孔子“适周问礼”对孔子的巨大影响。在孔子的生平中，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孔子曾“严事”多人，从而积淀形成了很高的智慧，周公、老子却对孔子影响最大。《孔子家语·观周》说：“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史记·孔子世家》也有同样的说法：“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48]可见，“适周问礼”让孔子的智慧和影响力都大大提升。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全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
（三）洛邑之行深化了孔子的礼乐观念
孔子尊重他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远宗尧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集中体现了“文武之政”，在孔子心目中成为魂牵梦绕的重要人物。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公制礼作乐，“损益”夏、商之礼，实现了由“尊命”“尊神”向“尊礼”[49]的人文升腾与跃进。孔子时代，礼坏乐崩，孔子反思现实、总结历史，他“接着周公说”，其礼乐观念在认真研究周公礼乐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进步、深化与升华。
孔子继承周公，创立了儒学。《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50]孔子培养了大批人才，创立了仁学思想体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周公、老子的基础上，孔子完善了自己的仁爱学说。孔子思考“礼乐之原”，其实在于人本身。正如“哀公问政”时孔子所回答的：“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处理好国家政务，关键在于获得人才为我所用；要获得人才在于人之修身；修身要循中庸之道，循中庸之道则需要用仁。所谓仁，无非在于人之本身。
孔子在研究反思《周礼》精神时，谈到周礼六官乃六典以及六官的管理系统与内在联系。综合《周礼》与《家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间的紧密联系或系统性。《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记“太宰六典”曰：
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51]
对照《孔子家语·执辔》中孔子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与六官之间的对应。根据孔子的理解，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府，以道纲纪百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府，以德引领百姓；宗伯之官以成仁，统百官，以仁和谐邦国；司马之官以成圣，正百官，以均平邦国；司寇之官以成义，刑百官，以纠治邦国；司空之官以成礼，任百官，发展邦国。
孔子的仁爱学说正是基于对礼乐制度的思考，在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出现崩坏之际，“接着周公说”，思考礼乐之不行的原因，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家语·礼运》也记孔子之言曰：“为礼而不本于义，犹耕之而弗种。”[52]关于孔子整理古代典籍文化，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辜鸿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吊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这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伟大功绩。[53]在辜鸿铭看来，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贡献，就是挽救了中华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了五经，而这张图纸最精彩的设计者正是周公。周公制礼作乐，是关于天下治理的设计。孔子抢救了图纸与设计，继续研究这个图纸与设计，接续周公，进一步追问与思考。孔子由此深化和升华了自己礼乐观念，建立起自己的仁学思想体系。正如辜鸿铭所说，这是中国文明的真正而理性、永恒而绝对的基础。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研究”（24&WZD02）的阶段性成果。
[1]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97-1899页。
[2]同上，第1938页。
[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册，第433页。
[4]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第1711页。
[5] 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32页。
[7][汉]刘向撰、向宗鲁校释：《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9页。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590页。
[9]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1页。
[10]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124-125页。本文所引《观周》皆用杨朝明、宋立林本，以下不再注释。
[11][清]孔广森撰、张诒三点校：《经学卮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4页。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页。
[1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第1710页。
[14] 同上，第1710页。
[1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453-4454页。
[16]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472页。
[1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628页。
[18][清]孔广森撰、张诒三点校：《经学卮言》，第104页。
[1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631页。
[20] 同上，第3032页。
[21][清]梁玉绳撰、贺次君校：《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6页。
[22] 同上，第125页。
[23]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485页。
[24] 参见杨朝明、崔海鹰：《〈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杨朝明、褚燕：《〈周礼〉成书问题再思考》，《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杨朝明：《〈周礼〉成书年代问题新证——以〈大戴礼记·朝事〉为中心的考察》，《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25] [汉]班固：《汉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00页。
[26]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
[2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册，第420页。
[28] [清]郝懿行撰、安作璋主编：《郝懿行集》第7册，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3881页。
[29]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297页。
[30] 同上，第297页。
[31]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柬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2] 同上，第2页。
[33][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第1898页。
[3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406页。
[35] 同上，第4227页。
[36]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第1709页。
[37] 同上，第1898页。
[38]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125页。
[39] 参见杨朝明、李文文：《相反相成，和谐人生——孔子、老子人生哲学的启迪》，《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0]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301页。
[41] 同上，第301页。
[42] 同上，第304页。
[43] 同上，第79-80页。
[44] 同上，第80页。
[45] [清]潘相修：《曲阜县志》卷4，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第146页。
[4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4041页。
[47] 同上，第4707页。
[48]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3册，第1711页。
[4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册，第3563页。
[50]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09页。
[5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册，第1389页。
[52]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381页。
[53] 参见辜鸿铭：《辜鸿铭讲论语》，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0页。
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5期
作者：杨朝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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