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严鹏《工业革命研究讲义》：对工业革命复杂性进行多维解读|世纪|严鹏|伯内特|艾薇|英国

《工业革命研究讲义》

一部聚焦工业革命研究的学术讲义著作，以全球视野下的工业革命研究进程为视角，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源流、经典诠释、理论构建、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及多元影响。

作者：严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定价：69元

品牌：大学问

作者：

严鹏，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业文化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创新、工业文化、企业史、经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代表专著有《战争与工业》《资本品与部门创新》《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等多部；出版研究型教材《企业史与企业家精神》《工业文化研学》等3种；另翻译并出版经济思想史经典文献多部。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聚焦工业革命研究的学术讲义著作。作者以全球视野下的工业革命研究进程为视角，对19世纪以来学术界最主要的工业革命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区分了“革命说”与“渐变说”这两种关于工业革命的基本历史叙事，考察了经济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背景下，工业革命研究在方法、诠释与理论上出现的变化，辨析了不同学术观点形成的机理，综合呈现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源流、经典诠释、理论构建、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及多元影响。总之，本书兼顾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系统总结了工业革命研究的相关历史。

本书亮点

1.一部聚焦工业革命研究的学术讲义著作。

本书融合经济史、社会史与全球史视角，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的概念源流、经典诠释、理论构建、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及多元影响，推动了对于工业革命复杂性的多维解读。

2.对工业革命研究的历史文献系统梳理与学术前沿观点的综合性呈现。

本书广泛吸收国内外有关工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学者的本土观察（如对后发国家工业化困境的分析），既是对工业革命研究历史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又具有较强的学术前沿性。

3.观照工业革命的历史与当下工业科技发展的前沿，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回应了当代关于“工业革命是否可复制”“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如何平衡”“新工业革命”等诸多现实问题，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

4.兼顾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学术研究的平衡。

本书语言流畅通俗，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既适合专业研究者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高校通识教育及历史专业学习的教材，从而推动工业革命相关历史知识的公共传播。

精彩书摘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女工

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人类历史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而争取性别权利平等的社会运动，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声势越来越大，真正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女性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一直是热议的话题。在2015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儿童读物《工业革命时代女性的故事：变迁的角色，变迁的生活》（Stories of Wome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nging Roles, Changing Lives）中，开篇写道：“在18世纪早期的美国和英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他们像农夫那样工作，或用简单的机器生产物品。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用蒸汽和煤驱动的新机器开始大规模生产商品。这就是工业革命。一些人被大工厂雇佣来操作机器，另一些人下矿井挖煤。这些人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对工资低于男性且权利更少的女性工人来说，生活格外艰难。”

作为儿童读物，这本书对于工业革命的定义之肤浅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工业革命的描述，尤其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生活的介绍，体现的是汤因比等早期学者创立的经典叙事，或者，用汤普森的话说，是一种“灾变论”的观点。

当然，早期的“灾变论”观点并不是完全体现为进步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作者针对工业革命的早期批判者写道：“这些批评家认为，工厂要为男女性乱、通奸、卖淫等等那个时代所有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对妇女到工厂中做工这一现象的谴责，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妇女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家里，她唯一正当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这些人士还指责工厂制度使女孩子脱离了父母的监视性限制，鼓励她们早婚。后来，又有人指责工厂制度使女孩子不懂母爱之道，没有持家能力，还使妇女失去了顺服的美德而养成了奢侈的习惯。”

这位作者所言不虚。工业革命冲击了传统的父权制与夫权制，而批评工业革命的人中，既有向前看的进步主义者，也有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

同时，对于19世纪的妇女为什么进工厂做工，早期的流行解释有两个：

其一，认为她们的“丈夫喜欢在家里闲呆着，靠他们的老婆养活”；其二，认为工厂制度“排斥成年男子，而把‘供养她们的丈夫和家庭的责任和负担’强加在她们肩上”。但是，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指出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依据”。

事实上，妇女到工厂做工有着很实际的考虑，有的是因为丈夫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有的是寡居或孀居；有的是没有生养子女，或子女已经成年；有的丈夫没有工作或者是季节工；有一少部分人，尽管丈夫的收入已经足够养活全家，但自己还是愿意出来做工，为的是让家里过得稍微舒适点。

当然，为工业革命辩护的最佳论点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而经济独立是人身独立的基础。

一位对工业革命持保留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写道：“到工厂做工的妇女尽管确实失去了生活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但却获得了独立性……她们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工厂使她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历史上的妇女们只有羡慕的份儿。”诚哉斯言。

艾薇·平克贝克（Ivy Pinchbeck）的《女工与工业革命（1750—1850）》（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初版于1930年，1969年与1977年分别再版，可谓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著作，也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女工的早期文献的代表。全书共12章，从18世纪农业中的妇女开始谈起，非常全面地探讨了工业革命进程中英国妇女工作的转变。

该书第二编《工业和贸易中的女性》可谓精华所在，分门别类地讨论了家舍纺织业、纺纱业、手工织布业、新式工厂、小型家舍工业、煤矿与金属生意、手工业和商业中的女性。该书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数据，如1787—1781年纺纱工的日平均工资等。

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女工与工业革命（1750—1850）》具有历久弥新的参考价值。艾薇指出，工业革命开始时，早期工厂雇佣的成年女工人数很少。在过去，纺纱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但刚发明出来的机器需要有高度技能的劳工，于是，更多男性得到雇佣。19世纪初，随着蒸汽动力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工厂对成年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女工的比例开始扩大。1833年的《工厂法》限制雇佣童工后，女工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

通过分析家庭账单等史料，艾薇认为，鲜肉消费的增长和着装的进步表明了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工第一次有了条件去在穿着打扮上悦己。

她引用了1832年的一段评论：“工厂雇佣的很多年轻妇女根本不去做她们自己穿的衣服；她们的工作服是在成衣店里获得的，这种现成的衣服在工业区里到处都是；她们星期天穿的衣服，就是非常时髦的那类，无论在何处她们都负担得起，是由一些有名的店铺制作的……”

过去，已婚妇女是农业、贸易或家舍工业中的某种类型的工作伙伴，但工业革命使大部分已婚妇女丧失了经济独立性，除非她们走出家门去赚工资，否则她们将在财务上依附于丈夫。对那些单身女工来说，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就是赋予了她们社会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可以说，艾薇是反对“灾变论”的，并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或许，艾薇作为女性学者，生活在距工业革命尚不遥远的时代里，有某种感同身受。

乔伊斯·伯内特（Joyce Burnette）出版于2008年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性别、工作与工资》（Gender, Work and Wages in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是目前较为全面探讨工业革命时期女工问题的新出成果。

作为莫基尔的学生，伯内特继承了乃师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工业革命的基本思路。伯内特在书的导论中写道：“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女性和男性通常不从事同种类的工作，也不获得同样的报酬。这种差异广为人知，而最常见的解释是，这种差异是由歧视和性别意识形态造成的。本书则将用经济动机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用经济动机来解释工业革命中的女工问题了，但是，伯内特的研究使用了更为精巧复杂的数学工具，这是其著作的最大特色。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性别、工作与工资》搜集了大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女性的职业与工资的数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数据对于读者而言是最宝贵的。

例如，她搜集了从1751年到1851年间可以找到的英国各行业雇工性别比的数据。这些行业从羊毛纺织业、棉纺织业、造纸业、手工织布业到煤炭业，涉及面非常广。

在利兹的毛纺工厂里，1813年女工比例为26.3%，1830年升至34.2%。1816年，苏格兰棉纺工厂里的女工比例为68.3%，诺丁汉郡棉纺工厂的女工占63.6%，而1833年兰开夏29家棉纺厂的女工比重则为50.7%。1833年，在兰开夏与柴郡的棉纺织工厂里，女性梳毛工占比59.8%，女性骡机纺纱工与接头工占比18.7%，女性摇纱工占比94.6%，女性织工占比56.9%，而女性工程师与技师占比仅0.8%。在1842年有数据可查的5个地区的煤矿业中，仅3个地区雇有女性，比重分别为2.2%、7.9%和29.7%。至于在1840年前后的手工织布业中，女性工人占比通常能达到40%，但也有7.0%的极低值和20.1%的较低值。这些零碎的数据呈现了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就业的基本图景。

在女性工资方面，伯内特搜集数据的范围时间上从1650年到1843年，行业分布包括农业、家舍工业、教育业、工厂纺织业、手工织布业、金属业和家政业等，地区分布则同样零碎，由资料的可获取性决定。

从计件工资来看，1830年曼彻斯特女性骡机纺纱工的工资为每周12—14先令，平均仅为同工种男性工资的47%。1833年伯思郡女性骡机纺纱工的工资为每周9—11先令，为男性的69%。通过分析1833年的样本，伯内特算出了纺织工厂里不同年龄段男女工人的工资比率，发现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工资水平相仿，因为女孩比男孩早熟，但到16岁以后，男性获得的工资就迅速超过女性，两者的差距将持续到男女年龄较老时才缩小。

为了从经济角度而非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问题，伯内特引用了科学家测算的身体活动能力的性别差异的数据，从数据可见，在提举能力等方面，男女确实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男性的体力是要强于女性的。因此，伯内特为工厂男女工人的工资差异找到了生理学上的依据，即工厂根据男女工人的产出能力的大小付给相应等级的报酬。

她写道：“我不相信妇女的工资是缺乏弹性的，对供给与需求无法作出反应，或低于妇女的生产能力。我相信，当时人对于妇女低工资的理解是透过性别意识形态，而非透过经济模型。”这句话的意思是，19世纪的人已经就妇女的低工资给过一些解释，但伯内特认为那些解释不合理。

她进而写道：“不管怎么说，人并不常常能理解他们观察到的现象的真实肇因。例如，古希腊人观察到了闪电，他们将其解释为主神宙斯投掷武器，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闪电真的来自于宙斯。相似的，19世纪的英国人可能会将女性的低工资归因于她们对于男性的从属或依附地位，但这并非低工资的真实原因。”

不管伯内特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她在此处揭示的原则却非常重要，即历史研究不能将历史人物自身总结的因果关系视为真正的因果关系去接受，后人的认知是可以超越历史当事人的。19世纪的英国人或许不理解当时女性的工资是市场工资，但21世纪的经济史学家完全可以揭示并论证女性工资水平与工资变化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伯内特得出的结论是，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大多数工作最看重的是体力，女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男性，是因为她们的平均产出低于男性。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在不那么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工人可以通过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方式提升他们自己的工资，而这通常会给企业雇佣女性设立障碍。在工业革命时期，在男性作为技术工人工作的地方，工会类组织是最主要的性别压制来源。

于是，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很明显：“在一些案例里，经济力量有利，在另一些案例里，经济力量有害，但无论在哪一种案例中，女性和经济都会从更加竞争性的市场中受益。”

换言之，伯内特的历史研究，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的好处。而她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当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性别、工作与工资》继承了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工业革命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