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介绍：
21世纪的领先公司不再依赖重型的设备投资，仅需筹集用于弥补初创时期亏损的适度资本即可轻装上阵。而且，它们也不必掌握那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全可以凭借轻资产异军突起。
成功的企业都拥有基于其特定历史和关系的独特能力，这使得竞争对手难以模仿。这是约翰·凯的一个重要论断。
本刊特约 姚斌/文
经济学家约翰·凯在《21世纪的公司》这本书中，重塑了对21世纪商业世界巨变的理解。他认为，现代公司要着力推动多样化组合，构建独特能力集合，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集体知识和智慧。利润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回报，而是“经济租金”。企业需通过创新和差异化取得行业发展优势。
21世纪公司可不再依赖重资产
20世纪初，金融家约翰·摩根创建了美国钢铁公司，约翰·洛克菲勒则创建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前者属于全球最大的企业，后者控制了美国约90%的精炼石油产品。钢铁和石油为汽车工业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进而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商业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讲述了现代管理型公司的兴起，其中包括通用汽车、杜邦、西尔斯-罗巴克，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等商业巨头。这些公司不仅在美国相关行业独占鳌头，而且不断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其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营业额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伴随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些商业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似乎可以确保其霸主地位长盛不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通用汽车申请了破产保护，其汽车销量虽在美国位居榜首，但在全球市场上却被丰田和大众远远抛在身后。其他老牌的企业同样在劫难逃——杜邦经历了业务分拆，西尔斯-罗巴克已经名存实亡。它们之所以走向衰败，是因为其他企业后来居上，更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
21世纪出现了汹涌澎湃的互联网科技浪潮。在华尔街，人们采用其中新兴弄潮儿名字的首字母组合，称之为“FAANG”，即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随后，金融界又把目光投向“七雄”，在FAANG基础上，英伟达取代了奈飞，同时加入了特斯拉和微软，这些公司没有一家从事传统制造业，成为新兴产业的代表。
2023年，投资者坚信“七雄”代表着商业的未来，于是争先抢购这些股票，正如他们曾经对待美国钢铁、通用汽车和IBM的股票那样。至少在这段时间内，这些投资者可能是正确的。但经验表明，这7家公司可能和早期大企业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向没落。
正当约翰·凯在撰写《21世纪的公司》时，新日本制铁公司正在谈判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这恰似为安德鲁·卡内基称雄的镀金时代补上最后一笔历史的脚注。任何企业都无法打破盛极必衰的周期规律，区别只是有早有晚。
商业虽经历了多次迭代和嬗变，但用来描述商业的语言却普遍墨守成规。世界经济并不是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的，甚至能够在本行业盘踞龙头地位的公司也寥寥无几。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从建造纺织厂、钢铁厂和铁路，到建造汽车装配线和石化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些“生产资料”均局限于特定的行业，例如，铁路只能用来跑火车，火车司机也只能去经营铁路的公司谋职。而21世纪的领先公司不再依赖重型的设备投资，仅需筹集用于弥补初创时期亏损的适度资本即可轻装上阵。而且，它们也不必掌握那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全可以凭借轻资产异军突起。
现代企业依赖的是广泛分布在整个组织系统中的集体能力。现代商业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注重发挥众多个体的能动性，使之凝聚成为知识和智慧，从而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组织革新中保持竞争优势。由此，企业中的关系不再纯粹是交易性的，企业需要围绕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群策群力。所以，企业管理和运营活动必然要同时兼顾社会性与商业性两个维度。
集体知识和智慧的光芒
所谓的集体知识有时被描绘为“群体智慧”，但群体智慧在于知识的聚合而非知识的平均。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知全能，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时代，甚至熟悉多个领域的通才都已经极为罕见了。集体知识是我们在书本和网络上获悉的事实和理论，这些知识通过个体的经验以及他人的阐发得到丰富。集体知识还包括我们通过社会交往和商业互动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的认知，我们从中学会了应该何时赞美，何时批评，何时跟随，何时引领。
在21世纪，公司的竞争力由人的智能而非有形资产决定。成功的公司善于构建独特的能力集合，这种能力体现为供应商（或客户）关系、技术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品牌、声誉和用户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于这样的公司，竞争对手在制度上能够模仿和跟随，但难以超越。这些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意味着现代产业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密集的资本投入，竞争的焦点也远离了同质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低价优势。因此，它们的“利润”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回报，而是“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用来描述某些人和机构因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而获得的收益，例如杰出的外科医生、体育和电影明星、音乐奇才、硅谷企业创始人，他们获取的收益均可以归结为经济租金。就像苹果和亚马逊凭借高超的竞争力赚取经济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通过创新差异化取得的垄断收益。它们为客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优于竞争对手，由此产生的超额收益就等同于经济租金。经济租金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体现的核心价值特征。当个体和企业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来创造租金时，经济就会增长。
对照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经济上的没落，可以看出，原因大致相同：高高在上的权威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革。它们不仅反应迟钝，而且迟迟不敢承认失败。于是，将领先地位让给了微软、苹果、丰田汽车、特斯拉和纽柯钢铁。
20世纪下半叶，商业开始从依靠雇用大批产业工人从事规模生产的工业结构，演变成一个由知识工作者在合作环境中分享集体智慧的新结构，但是关于商业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主流叙述却置若罔闻。经济关系仍然被纯粹定义为交易性的，商学院的教科书仍然强调商业的目的在于为背后的股东创造价值，而不是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悖论：资本对商业运营的支配地位每况愈下，金融部门的规模和报酬反而与日俱增。
由此，约翰·凯经过深度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商业生涯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回报。商业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是毋庸置疑的。波音开创了现代民用航空市场，为全球亿万人带来了实惠而快捷的旅行方式。脸书和谷歌提供了庞大的资讯和交流平台，二者均拥有超过20亿月活跃用户，远超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公司的客户数量。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核心在于劳动分工促进生产效率。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工商业依靠集体知识的积累和专业能力的综合，把我们从别针工厂带到了以脸书、苹果智能手机和空客为代表的商业世界。竞争有利于激发个体的决心潜力和创造力，而合作则是创造和分享创新成果的必要条件。国家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将竞争冲突纳入合作共赢的轨道，商业的成功同样如此。
《财富》500强的迭代与嬗变
《财富》美国500强名单最初排名前十的公司的命运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大公司可以凭借规模优势一路高歌猛进。1955年榜单上有两家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在2009年进入了破产保护程序，经过重组得以复苏。克莱斯勒公司则在1970年陷入财务困境，并于2009年申请了破产保护，后被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收购。
1955年榜单上还有斯威夫特和阿穆尔两家美国食品加工公司，经过多次企业重组和所有权变更后，这两家公司的残余业务如今分别被纳入巴西和中国公司的旗下。入选榜单的三家石油公司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收购了其竞争对手美孚公司，组建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它是唯一一家在1955年和2020年榜单上都存在的公司。
1955年的榜单还包括三家制造企业。美国钢铁在随后数十年间逐渐衰退。化工行业巨头杜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推行现代职业化管理的企业典范，与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德国的法本公司共同主导了全球化工产品市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中称赞四家卓越的企业，尤其对杜邦青睐有加。但后续的事件表明，钱德勒描述的只是过去，而并非对未来的预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杜邦表现平平。2015年杜邦与陶氏化学合并。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通用汽车在美国一直被视为运营最佳的公司，其曾经的CEO杰克·韦尔奇长期被捧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商业领袖之一。但公司在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被金融服务业务增长所掩盖的核心业务的弱势浮出了水面。
1955年的榜单没有包括零售企业。如果按销售额排名，那么西尔斯-罗巴克、蒙哥马利·沃德和杰西潘尼这三大美国连锁百货巨头必然成为领衔主角。然而，它们的业务每况愈下，最终走向了同样的归宿——破产。
这些企业命运不佳，并非因为它们处于夕阳行业。全球对汽车、食品、石油、钢铁、化工产品，特别是电器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长，但那些1955年上榜的公司今天绝大多数失去了行业的主导地位。时至今日，主导汽车行业的是丰田和大众，食品行业是雀巢，钢铁行业是安赛乐米塔尔，化工行业是巴斯夫。在美国，汽车行业仍是通用汽车；但若论市值，那就是特斯拉。食品行业的领导者是百事和泰森，钢铁行业是纽柯，制药行业领先的是辉瑞，零售行业是沃尔玛和亚马逊。唯有埃克森-美孚以及杜邦和通用电气的一些子公司，仍然在各自所在的领域中处于全球领导地位。
到了2020年，《财富》美国500强榜单已经改头换面，服务业也被纳入，因此按销售额计算的前两大公司是零售商——1955年还不存在的沃尔玛和亚马逊。强生公司作为榜单上唯一的一家制造企业，属于医疗保健领域。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传奇的“奥马哈先知”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工具。埃克森-美孚是稳居榜单前十的常青树，也是1955年榜单唯一的幸存者。
1955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几乎由美国和欧洲包揽，其中多数属于美国。然而近年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呈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亚洲经济崛起。除了现代、丰田、三星和索尼等日韩企业，逾百家中国企业跻身其中。阿里巴巴、腾讯等民营信息科技企业不仅荣登《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而且进入了世界上最有价值公司的行列。
1955年，领先企业的名单都大致相同，而且集中于能源和制造业。时至今日，拥有最多雇员的公司集中在服务业。
当约翰·凯在撰写这本书时，有6家美股上市公司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分别是字母表（谷歌母公司）、亚马逊、苹果、英伟达、Meta（脸书母公司）和微软，紧随其后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埃克森-美孚、特斯拉和中国台湾省芯片制造商台积电。
亚当·斯密曾描述过一家别针工厂，10名工人承担18道不同工序。即使他生活在20世纪中叶，也无法想象企业专业化的程度。一些公司，如英国的金巴斯集团，提供的不过是劳动力；而另一些公司，如银行和投资公司，提供的仅仅是资本。
一些现代公司，如联合健康，除健康保险外，还提供专业的服务管理，就像传统公司的财务部门一样。实际上，有一些企业，如英国的赛捷软件集团，专门向小公司提供簿记服务。另一些公司，如谷歌或Meta，为用户生成的内容提供网络平台。尽管谷歌和Meta无处不在，但它们在销售收入方面并未占据顶尖位置，因为它们既不购买输入内容也不销售输出内容，而是依靠广告投放获取大部分收入，从而赚取利润。由此可见，21世纪的公司与那些登上1955年《财富》榜单的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
多重进化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在现代经济中，价值不是来自建造更大或更重的东西，而是来自创造更智能的东西。正如艾伦·格林斯潘所说的，发达经济体中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好、更复杂，而不是更多。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是脸书、谷歌、语音助手Siri、电子邮件和即时访问百万首歌曲的平台，是低成本航空旅行和随叫随到的优步，是心理咨询和基因编辑，是变焦眼镜和蓝牙耳机，是卫星导航系统和手机银行。简而言之，经济增长是由一些看似平凡却有益于人类的想法推动的。这些想法一旦被转化为产品，就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舒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很显然，它们将集体智慧融入日常资源当中，以创造新产品，培养更加优秀的能力。
进步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指出，集体智慧的持续增长是人类成功的秘诀。任何个体的知识都是集体知识的沧海一粟，没有哪个个体既有知识又有技能去独自建造一架空客飞机，但成千上万的个体集结成一个合作团体就可以做到。因此，像汽车和晶体管之类的实用工具是人类能力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集体智慧是一个团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些企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其能够构建新的或独特的能力组合，提供新的或独特的产品，利用相同的资源创造更高价值的产出。通过这种方式增值，企业及其他组织便创造了经济租金。
传统经济学家将企业活动描述为生产函数，并以此构建“市场和等级”以及“结构—行为—绩效”的框架，但他们忽略了能力建设理论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差距如此悬殊？为什么苹果公司能够成功而黑莓却失败了？为什么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反复游荡？这是传统经济学家致命的盲区。管理学家伊戈尔·安索夫早就宣称，当时的经济理论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合理解释。
迈克尔·波特试图弥合经济学与企业战略之间的鸿沟。他的“五力模型”假定，公司策略取决于5种力量间的博弈，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顾客、新进入者和替代产品。这些力量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来调节彼此关系。然而，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两家炼铁厂或汽车厂同行，在面临相同的5种力量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它忽略了企业战略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超越竞争者。
查尔斯·达尔文早就认识到，进化可能建立起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复杂系统。这为了解当代企业的特性提供了深刻的见解。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领域的突变和选择都经过了人们许多的深思熟虑。基因变异是随机的，但经营者推出新产品和引入新业务流程，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运行良好的商业系统中，失败的突变会被叫停，系统不会任其自然消亡。基因、文化和商业领域的多重进化机制，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成功的企业都拥有基于其特定历史和关系的独特能力，这使得竞争对手难以模仿。这是约翰·凯的一个重要论断。柏基投资的詹姆斯·安德森深以为然，他将这一理论深化应用于科技投资领域。他寻找的是那些能够通过强大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壁垒，在未来建立起类似垄断地位的伟大企业，并相信这类公司的价值会随着时间呈指数级增长。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
本文刊于12月20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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