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叛徒之间,隔着的可能不是信仰,而是一顶戴歪了的帽子。

这事儿听着邪乎,但在1939年秋天的鲁西南,它就是真理。

那会儿,日本人正往死里打我们,可湖西根据地里头,却自己先乱了套。

这片连着华北和华中的地界儿,是八路军的宝贝疙瘩,战略位置要紧得很。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场叫“肃托”的运动,跟瘟疫似的传开了。

领头搞这事儿的,是湖边地委的一个负责人,叫王凤鸣。

这人是个老红军,跟着队伍走过两万五千里,按理说,革命意志比石头都硬。

可他当时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跟中了邪一样,非要在队伍里抓“托派”,也就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匪徒”。

怎么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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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鸣在大会上振臂一呼,给出了个能把人下巴惊掉的标准:“扣子扣歪了,帽子戴斜了,走路姿势不对劲,都可能是托匪!”

这话一出,底下的人全懵了。

这哪是抓特务,这是玩“大家来找茬”啊。

可王凤鸣是认真的。

他旁边还有个更邪乎的帮手,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

这个人本事大得很,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他到处开会,给大家“科普”怎么识别托派。

他说,托派都经过特殊训练,特别会伪装。

你跟他们说话,他们要是面带微笑,那是“笑里藏刀”;他们要是沉默不语,那是“故作深沉”;就连走路的脚步声,都能被他解读成“秘密接头的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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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整个湖西根据地人心惶惶,谁看谁都像特务,夫妻俩晚上睡觉都得睁一只眼。

这股歪风,刮得又快又猛。

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一个勤勤恳恳的干部,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当成“托派”头子给抓了。

抓进去就是一顿好打,非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还要他供出“同伙”。

这就像一个无底洞,一个人被屈打成招,就会咬出另外几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再咬出更多的人。

更离谱的是,这把火还烧到了主力部队。

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的队长梁兴初,那也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长征老兵,硬是被诬陷成“托派头目”。

王凤鸣的人把他抓起来,四肢绑住,吊在梁上,用烧红的香头往他脸上烫,逼他招供。

梁兴初硬是咬着牙一声没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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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叫张令仪的女党员,才18岁,为了保护部队的机密,也被抓去严刑拷打,活活给折磨死了。

那段时间,整个湖西地区,从地委到县委,再到下面的区委,几乎被王凤鸣一锅端了。

几百个好好的党员干部,要么被杀,要么被关在黑牢里,生死不明。

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见了八路军跟见了亲人一样,现在吓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怕多看一眼就被当成特务给抓了。

王凤鸣俨然成了湖西的“土皇帝”,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这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红色根据地,眼瞅着就要被他自己人给毁了。

就在湖西变成人间地狱的时候,一封用血写成的密信,正被偷偷地送往115师师部。

这封信绕过了层层封锁,几经辗转,终于在1940年10月的一个深夜,送到了师政委罗荣桓的手里。

信上的内容,让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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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完信,一句话没说,脸色铁青,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他知道,再不出手,湖西就完了。

事不宜迟,罗荣桓当即点了一队骑兵,连夜出发。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微山湖上结了厚厚一层冰。

骑兵队踏着冰面,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向湖西飞驰。

罗荣桓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他想不通,自己队伍里怎么会出这种事。

王凤鸣听说罗政委要来,心里也开始打鼓。

他嘴上说着欢迎,派人去接,心里却七上八下的。

他发现罗荣桓的队伍并没有直接到他这儿来,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安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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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细节让王凤鸣背脊发凉,他感觉事情不妙。

等他接到通知去见罗荣桓时,更是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罗荣桓住的院子外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房顶上居然还架着机枪!

王凤鸣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是要办他了。

进了屋,王凤鸣看见罗荣桓坐在桌子后面,面沉似水。

没等他开口,罗荣桓就把一沓材料摔在他面前,劈头盖脸地问:“王凤鸣,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对待自己的同志?

抗战还没打赢,你倒先把我们自己人杀光了!”

王凤鸣还想狡辩,说自己有证据,都是那些人自己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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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一听火更大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什么证据?

那是你用酷刑逼出来的假口供!

我们几百个优秀的干部,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你的手里!”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王凤鸣终于低下了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罗荣桓当机立断,下令立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员。

当那些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干部从牢里被放出来,见到115师的部队时,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

接着,山东分局的郭洪涛等人也赶到,组成调查组,把这事儿查了个底朝天。

结果发现,王凤鸣不仅滥杀无辜,还趁机贪污了大量的物资,发了一笔“肃反财”。

而那个上蹿下跳的王须仁,一查才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个混进队伍里的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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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早年就写文章骂共产党,后来投靠过国民党军阀,韩复榘被枪毙后,他看势头不对,摇身一变混进了八路军,成了这场惨案的“总导演”。

事情败露后,在押送他去鲁南审查的路上,王须仁“自杀”了。

事情查清后,王凤鸣被开除了党籍,准备押送回延安处理。

可就在出发前,他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

负责看管他的人也大意了,觉得他一个被撤了职的老红军,还能跑到哪儿去?

结果,当天夜里,王凤鸣就趁着夜色溜了。

他没有回老家,也没有找个地方躲起来,而是直接跑到了对面,投靠了盘踞在当地的伪军头子郝鹏举。

他把名字改成“杨步仁”,彻底撕下了革命者的外衣,成了一个铁杆汉奸。

为了向新主子表忠心,他干得比谁都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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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自己对八路军的了解,帮着日本人到处“清乡”,破坏根据地的交通线,抓捕抗日干部。

他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号称“别动队”,专门跟八路军对着干。

有一阵子,他的队伍离115师师部只有十几里地。

他狂妄地贴出告示,说要“肃清残匪,建立新秩序”。

罗荣桓亲自指挥部队,一口气端掉了他16个据点,把他打得抱头鼠窜。

可这家伙对地形太熟了,又一次让他给溜了。

后来,这个曾经的红军战士,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有人说他在解放后被抓住了,也有人说他早就死在了乱军之中。

总之,他最终的下落成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