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视障标签的，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导盲犬|盲人|视障标签|陈慧娴|黑灯

如果你想读懂这一页上的盲文，

请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盲文的世界。

也许只需几分钟，

你就能看见另一种“阅读的光”。

打破视障标签的，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

有人以幽默破冰，如黑灯 ;

梁江波、李任炜、肖佳、张娜娜和陈慧娴

也都在用各自的方式，

共同刷新着社会对视障群体的认知。

黑灯：眼睛不管用，嘴巴却更灵

“黑灯”这个艺名，本身就像一个设计好的段子。视力模糊，偏叫“黑灯”，这种反差透着一股敢于自嘲的胆气。他笑的时候，嘴角一歪，那笑里有点戏谑，也有点防备。因为他知道，别人记住他，往往是先记住这个充满矛盾的名字，而后才是他的笑话。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灯光太刺眼，黑灯站在聚光灯下，眼前一片空白，像世界被闪光洗过。主持人介绍他时特意顿了两秒：“接下来这位演员，有点特别。”台下的掌声伴随着一丝好奇和不安，这种微妙的气氛，黑灯听得清清楚楚，像一阵风吹过。

他的幽默就是一种解构，用幽默消解生活中的尴尬。他调侃自身的困境，以此消解公众对视障的刻板印象。像他说的：“我看不见你们的表情，但你们的笑声我听得见。”这让我觉得，黑灯可能是在讲段子，但也在讲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连接。这个连接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耳朵、心灵和笑声的共鸣。

他明确说过，自己“中间看不到了，但两边还有点点微弱的余光”。他对光线变化异常敏感，“从室内到户外，普通人的瞳孔适应新环境或许只需一秒，但我需要一分钟。”为此，黑灯常常需要备着好几副墨镜来回切换。他幽默地比喻道，“我就像开车的司机，需要先调整一下后视镜。”这个说法没有丝毫自怜，而是将生理差异清晰地归结为一个需要处理的“技术问题”。而他使用盲杖，理由也非常务实——“确实提升了一些移动速度”。

关注黑灯的人大概率会发现他最近经常玩摄影。如果你问黑灯，拍照时最在意什么？他大概会先调侃一句“拍着玩嘛”，但若你追问，便会发现他其实极为认真。他懂伦勃朗光的原理，也清楚侧光下人物转动的角度会如何影响面部的光影层次——这些理论知识他都能清晰地讲述。

然而，理论与视力之间存在差距。他的工作方法因此变得极为独特且务实：在温州喜剧节的快闪店里，他给观众拍照时，会不断引导对方“头多转转，再转转，再转转”。他并非在盲目尝试，而是在通过这种动态调整，配合相机持续的自动对焦，来逼近他脑海中那个符合光学原理的“合适的角度”。判断成片的方式则更加直接：他直接把屏幕递给对方，“来，你看看满意吗？”只要对方确认光影和表情OK，有一张OK，他就OK。这个过程剥离了视觉上的犹疑，变成了一种高效的协作。

这一切听起来有点魔幻，但其实这恰恰是黑灯在“看”世界的方式。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光影，去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单纯依赖视觉。

通过与黑灯的交流，我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对视障群体的固有偏见。大家总是喜欢用“黑暗”来形容视障的世界，仿佛“黑暗”是视障者唯一的标签。可是，黑灯的话让我意识到，视障不等于黑暗。生活中的视障群体，往往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情感、梦想和追求。就像黑灯常说的：“八百万的盲人，只有一百万是完全看不见的。你以为我们都在黑暗中，实际上我们也在感受着光。”

黑灯指出，媒体和社会总是喜欢关注那些完全失明的极端个案，却忽视了大部分视障人士的真实感受。实际上，很多视障人士不仅能感知光线的变化，还能通过其他感官感受这个世界。他们并不依赖“黑暗”来定义自己，而是以独特的感知方式在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就像他所说：“生活中的每一个盲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光。不论是通过笑声，还是通过触觉、声音，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黑灯的故事，是一段充满幽默与智慧的旅程。他不依赖观众的同情，而是用幽默与坦率找到了与世界的对话方式。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视障并不是黑暗的代名词，它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光——我们只需从不同的角度去感知。

他们并不依赖“黑暗”来定义自己，而是以独特的感知方式在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

肖佳：化妆不靠眼睛，靠手指的敏感度

肖佳从14岁开始，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14岁那年，她被诊断为视网膜色素病变，医生告诉她，失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到16岁时，她完全看不见了。她轻松地笑着说：“我以前学美术专业，结果失明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她的眼睛再也看不到那曾经让她迷恋的世界，“看不到了，也不打算再浪费眼睛看其他的东西。”她笑得特别轻松，语气中带着一种调侃命运的幽默感。

失明对她来说，并非一场灾难，而是一个逼迫她重新定义“生活”的契机。她早年想象的所有美好未来——做摄影师、做动漫工作者，甚至做蛋糕——都和“视觉”有关，失去视力，所有这些理想瞬间崩塌。那时她有些迷茫：“我从没想过我的视力会有问题。”她的声音轻松而直白，“我所有的计划，都是视觉型的——就算我做蛋糕，我也得做出最漂亮的，至少视觉上是最美的。”

但失明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看不见并不代表不能做。”她笑着说：“其实看不见，做事反而能更专注。”于是，她就不再悲伤，开始摸索新的人生方向。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一名化妆师，只是通过触觉、听觉以及大量的练习和摸索，渐渐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非视觉化妆法”。她甚至笑称：“做化妆的秘诀就是‘摸’——你摸得准，妆就自然好。”

肖佳化妆不依赖眼睛，她通过手指和皮肤的微妙反应来判断妆容的浓淡。她告诉我：“眼影的浓淡，摸到脸上的质感，手指的力度和遍数决定了妆的深浅，左边三遍，右边三遍，力度要一致。”她还给我做了个示范：“你看，化妆不一定要看得见，摸得准才最靠谱。”这就是她的化妆哲学：不靠眼睛，靠手感。她常笑着说：“这不叫化妆，这是触觉的艺术。”

刚开始为别人化妆时，肖佳也挺忐忑。“第一次为别人化妆，我拿了一箱化妆品，心里想‘好像在带着假文具’。”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成为盲人化妆的开拓者之一。她大笑道：“反正我给自己怎么化，也能给别人怎么化吧。”那次是为一个朋友主持年会前化妆，肖佳并不确信自己能成功，“我能给自己化妆，能给别人化，也许没那么可怕。”结果朋友主持时完全没问题，化妆效果也好得让她有点惊讶，“那一瞬间，我才知

道，化妆不需要看，只要能摸得准。”

但她也很清楚，自己的生活终不可能像别人一样，甚至连最普通的外出方式——没有Dumbo的陪伴，一个人的出行时常伴随着孤独感。Dumbo，她的导盲犬，成为她最重要的伙伴和生命中的一部分。“Dumbo3岁半了，是我从广州导盲犬基地申请来的。在中国香港长大，在广州上学，现在在北京‘工作’。”她轻描淡写地说，“他陪伴我已经快两年了，比我家孩子还待得久。”有时，Dumbo甚至能感受到她的情绪变化。“Dumbo不仅仅是我出门的‘眼睛’，还是我的‘心情探测器’。”她笑着说，“他对我的关心，无论我说不说，他都知道。”

导盲犬的申请过程漫长而严格，肖佳从申请到带回Dumbo，已经过去了四年多。她解释道：“导盲犬数量很少，申请过程也很长。那时我差点放弃，因为觉得没戏了。”然而，终于有一天，导盲犬基地打电话告诉她，她可以参加与Dumbo的共同训练了。“我和Dumbo一起训练了一个月。”她说着，眼睛里闪烁着温暖的光，“当时我很紧张，生怕他不适应我，而我也很担心他跟不上我的步伐。”她回忆道，这段时间让她深刻理解了与Dumbo的“默契”。

Dumbo的训练过程严格到几乎不能犯任何错，每一只导盲犬都必须接受严格的筛选。从出生开始，它就得符合非常苛刻的标准，三代都不能有攻击人的历史。她解释道：“Dumbo是一只非常稳定、冷静的导盲犬，他不会随便叫，也不会对任何东西产生过多兴趣。”在她眼里，Dumbo就像是一个稳定的朋友，一个可以24小时呆在一起的生活伴侣，他不只是盲人的眼睛，他也是肖佳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梁江波：光没了，我还挺亮

梁江波15岁那年，世界开始打马赛克。黑板上的字糊成一团，他以为是近视，去配了眼镜，结果越戴越糊。医生说是视网膜色素病变，没救。“那天我学会一个新词——永久。”他说的时候语气平淡，像在叙述别人家的事。没有哭，也没有砸东西，只是觉得那天的阳光太亮，亮得有点冒犯。他后来彻底看不见了，世界像关掉的投影仪，只剩声音在播放——风撞窗户的声音，楼下电动车的滴滴声，父母说话时小心翼翼的停顿。他开始用耳朵确认自己还在，用脚步丈量空间的距离。别人看见世界，他听见世界。刚开始，他最怕的不是黑暗，而是别人安慰他。“没事啊，天无绝人之路。”他说：“我看不见天，也看不见路。”别人被噎住，他反而笑了。那时他还没想明白什么是失明，后来才懂，真正丢掉的不是视力，而是别人对他的平常心。

他开始学习盲文。第一次摸点阵时，手指抖得像在考试。老师说“别急”，他回答：“我不是急，我是怕忘了方向。”刚开始一页要摸半个小时，指尖常常磨出泡。别人用眼睛扫，他用手走。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个“信息的拾荒者”，所有东西都要靠听、靠问、靠记。可他也因此练出一种新的秩序感——世界不再是画面，而是一连串节奏。地铁的风声能告诉他人有多少，鞋底的频率能分出心情。那天他忽然发现，自己光凭听觉也能判断一间屋子的大小。“那一刻我就觉得，没那么糟。”

他恢复学习，考上大学，学社会工作。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学按摩，他笑着说：“我也不问你为什么不去学厨师。”那几年他最大的难题不是看不见，而是“被代表”。别人总带着一种“帮忙”的语气和他说话，“他们没恶意，但那种口气像在提醒我——你是别人。”于是他决定做点事，让“别人”这个词消失。他创办了“盲童阅读援助计划”，组织全国盲校学生读书、听诗、写作。每周两次直播课，他坐在电脑前，听读屏软件把文字读成机械音。“那声音挺难听，但对我来说是世界最清晰的部分。”他讲诗，也讲生活。有一次学生问他：“老师，红色是什么感觉？”他想了想说：“像夏天喝完冰可乐那种冲劲。”孩子笑出声，那笑声干净得像光。他喜欢这种瞬间——不是因为身份，而是因为沟通是真的。有个孩子问他“光是什么”，他让他们伸手去阳光下：“你感觉到热，那就是光。”后来，一个喜欢画画的女孩用气味区分颜料——“红是柠檬味，蓝是薄荷味。”他说：“她画的不是风景，是心情。”他说这些事时，语气很轻，像在复述别人的梦。

他的生活节奏清晰得像一张表。5点半起床，6点运动——“不会扰民，我在阳台做。”运动完泡水、写材料、备课、发通知。别人追求自由，他追求秩序。“有秩序就安心。混乱的时候，秩序是我最后的灯。”在制度这件事上，他的态度也干净利落。“以前盲人不能考研究生，不是没人想学，是没资格。”那几年他写信、跑部门，后来政策终于放开。他成了第一批回到校园的盲人研究生。“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看见’。”他说，自由不是“能做什么”，而是“没人拦你去做你想的事。”

他去普通学校讲“无障碍电影艺术欣赏与实践”，让学生戴眼罩听电影。刚开始全班窃笑，十分钟后安静，二十分钟后有人开始不安。电影放完，有人哭。他说：“那不是悲伤，是他们第一次听见世界的复杂。”他不想感动谁，只希望他们能记得那种感觉。主持人介绍他是“励志代表”，他上台第一句话是：“我不是代表，我是当事人。”台下笑，他也笑。后来主办方在海报上改成“无障碍教育推广人”，他点点头：“能改个词，也算进步。”有次他推荐学生看《触不可及》，说那电影好在平等——没人演悲情，没人演英雄。“平等比感动更重要。”他总这么说。

他每天读一首诗。这件事一开始只是为了打发地铁时间，“不能总戴耳机，怕哪天耳朵也聋了，那就真成龙虾了。”后来他把诗抄成盲文，摸着背。他说那感觉很奇怪，“看不见，却能摸到语言的温度。”他给自己立了个目标：坚持一万天。他建了个公众号，每天发一首，“别人看可能没意思，但我立了flag——每天都发，不为别人，为我自己。”别人觉得他孤独，他觉得那叫秩序。“独立就是能掌控自己，孤独只是副作用。盲人得一个人完成大部分事，久了，孤独也会变得有礼貌。”

他不信“励志”那一套。“人家流的是泪，我掉的是价。”有次地铁上有人说：“真佩服你们。”他回：“那您也可以试试闭眼走两步。”对方沉默。他觉得被同情是一种懒惰，“想帮忙，先别加戏。”有人说他太理性，他笑：“情绪太贵了，得省着用。”

晚上10点，他的电脑语音播报邮件，机械的声音别人听着吵，他听着安心。“反正阴天晴天都一样，主要是我心情好不好。”他喜欢在睡前读诗，手指在盲文上慢慢滑。他最喜欢的一句是：“光不一定来自眼睛，有时它藏在手掌里，被摸索过的文字，也会发亮。”他读完笑了一下：“我没看见过光，但我听见过它。”阳台外的风吹动衣架。他听了一会儿，说：“听，这就是世界在回应我。

李任炜：知识是最可靠的感官

李任炜的职业道路，始于将“看见”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专注。他早年学习钢琴调律时，尚存些许光感，“但这点光感持续到30多岁就没了”。当旁人依赖视觉校准琴键时，他发展出了更敏锐的听觉，去捕捉琴弦的细微震动与音高的精确共鸣。“很多人都问过我，盲人的耳朵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灵？”回答是否定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视觉的分辨率，在专业的画家眼睛里他可能可以分辨出30多种色差，而有人统计过普通人大概也只能分辨十几种，那么就是说，画家由于他需要更细微的分辨颜色差别，锻炼就多，能分辨的自然就多。我也一样。”

李任炜常把“知识”当作一种补偿性的视力来谈。比如聊到“颜色”，他直说自己没有“看过”的体验，但可以用知识性的理解去建立世界感：暖色、冷色的心理效应，纯白其实归在“冷”而不在“暖”，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理解红、蓝这些标签，更像理解“电子/离子/电流”——你没看见过它们，却可以知道它们存在。

1991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盲人钢琴调律职业高中；2002年，又协助北京联大特教学院筹办了大专程度的钢琴调律专业。他坚持返聘教学直到2017年，才将班级完全交给自己的学生。刚把学生送出去的时候，行业里并不买账——有位会长在会上点名冷嘲：“北京有个李任炜，带着一帮瞎子调钢琴，你们觉得他们能干吗？”他没有去反驳，也没有愤怒，只是默默去找了业内最懂行的一位一流专家沟通。那位专家先接纳了他的毕业生进中国音乐学院实习，之后又给孩子们介绍了钢琴厂的岗位。第一批学生进了场，第二批学生已经能独立上手，那个被行业看不起的“瞎子调音班”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后来在一次比赛中，李任炜有意识地把那位会长请去当评委，并在赛前对钢琴做了严重的机械破坏。20多名学生在两小时内完成了修复和调音。赛后那位会长彻底改变看法，他说：“我这一辈子打过很多场的分……但是唯一在你们这一场我打出了两个满分，我没给过人满分。”他后来还主动找李任炜请教调音方法。“我们用手调，他们用眼睛看，当然

方法是不一样的。”

李任炜从不信“励志”这两个字，觉得它们太虚假。他认为盲人做调律并不是奇迹，而是工作、是技能、是理所应当的事。“不是每个盲人都能调音，但不调音不代表不行。”他说，“我们没有超能力，只有对音乐的理解。”他带着学生上课，总是强调：“学会调律，别人看你时不再是‘可怜’而是‘能干’。”而且调律这项工作本身就有它的价值，“别人喜欢听音乐，但我们是让音乐更有生命的那个环节。”

李任炜人生的另一项辉煌成就——建立盲人音乐团体，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转折。早在七十年代，当他从专业院团转入民政局福利工厂后，一次汇演获奖让他看到了分散在各厂的残疾人工友中蕴藏的艺术潜力。他主动向局里提议：“我们可以组织一台自己的节目。”这个大胆的想法，最终促成了北京第一支盲人音乐团队的诞生。

筹备过程充满艰辛。没有场地，他们就在房山精神病二院的空楼里排练；乐器匮乏，就去各处借修，连大提琴的琴板都是裂的。李任炜带着17名演员，在这里进行了整整一个月、一天三班倒的高强度集训。他从专业角度严格要求，所有伴奏必须按总谱演奏，每个声部都要背谱。最终，汗水换来了奇迹。在北京市职工文艺汇演中，这支“业余队伍”的10个节目竟斩获了7个大奖，获奖率高达70%，一举轰动全场。市总工会当场赞誉他们是“首都职工文艺舞台的一枝花”，并要求将其作为一支稳定的文艺力量保留下来。从精神病院的废弃小楼到首都的璀璨舞台，李任炜凭其魄力为盲人群体点亮了一束追光。

他对“平等”说得极朴素。采访里，他反复强调，就业不是一场感动秀，而是一场能力说明会。关于就业，他的观点务实而坚定：“盲人如果能力能够适应某一项工作，并且让人家用人单位了解到了，他还是有机会的。”他希望社会能平等地给盲人展示能力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对他们来说太难得了”。

如今，盲人钢琴调律已被乐器协会认定为“中国调律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李任炜，这位用专业打破偏见的先行者，只是淡然地说：“能干活，就是理由。”

他身上有一种少见的幽默，是把锋芒藏在常识里的那种。比如有人邀他“说点励志”，他笑着岔开：“别说励志，音准更要紧。”学校里选上课铃声，他挑了久石让的段落，清爽、不打扰，“上课、下课，节拍就对了。”他把一生的事压到两条线上：一条叫“术”，把调律这门手艺拆给每个愿意学的人；一条叫“路”，替学生把门外的台阶垫平一点儿。等到一张合影被挂上墙，他笑说自己没看过照片，但“每个人笑得都很响”——这句的意思他不解释，你也听得懂。

张娜娜：看不见的世界，我用声音装清楚

张娜娜的视力，从来不是“突然没的”，而是那种缓慢的下滑。小时候别人是1.5，她是1.2；别人1.0，她0.8；后来，她干脆懒得去查了。医生说她的病一般发展得很快，三年失明，她拖了三十年，像一个永远不崩的股市。“我这眼睛啊，就是慢熊行情。别人闪崩，我横盘。”她笑着说。现在，她的世界里还留着一些模糊的光和影子。她能感受到亮暗的变化，也能分辨出人影的轮廓。那种“看得见一点点”的状态，像是人生永远的模糊地带——不清楚，但足够活。她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张娜娜”：“模糊也挺好，看不见账单，看不见丑人。”她的世界像一部打着高斯模糊滤镜的电影。风声、脚步声、煤气灶“啪”的一响，都是画面。她不依赖光，而是靠声音来辨认世界的形状。于是，她选择了配音。

“我2019年开始学，2021年开始录音。”她回忆，“最开始是给公众号录音，后来录有声书、广播剧。”她说，“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出现在节目里，挺高兴的。那种高兴像是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还不太糟。”她配过儿童剧、小说、旁白，偶尔也演个小蜜蜂。“我特别不会配农村戏，不是歧视啊，是我声音太城市了。”她大笑：“我这声音，天生不接地气。你让我说‘二妮你回家吃饭’，我都念出一种都市感。”她的录音室是她的舞台。桌上有话筒、有台老旧笔记本，还有那杯永远没喝完的茶。她对自己的录音要求极高，有时一段要录三遍。“有时候录了一个小时，软件崩了。真崩溃。但你得平静地接受，毕竟崩溃也救不了文件。”她形容声音是她的“第二双眼睛：“有的人靠眼睛看，我靠听。声音能告诉我空气是不是湿的，人是不是高兴的。”有次她去丹东的山里玩，一路闻到一股潮湿的味。“我跟志愿者说这儿肯定有蘑菇，他不信。结果下山真看见了。”她笑着摊手：“嗅觉这玩意，比眼睛准多了。”

张娜娜有点完美主义。她对录音的苛刻程度，像外科医生对手术的要求。“我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哪一段录得完美。录完一星期再听，都想删掉。”她常常半夜在家里重录一段三分钟的稿，念到凌晨。“我不满意的地方，不一定别人听得出来，但我自己听出来就不行。”她承认自己以前太较劲：“我录不好就焦虑，焦虑完又自责。”后来她慢慢悟出道理：“人为什么累？因为都在跟自己较劲。身边人没逼我，是我自己逼我。”她举个例子：“以前我丢个勺子都得找出来。家里有五个勺子，少一个我翻全屋。现在不会了，算了，可能勺子也想离家出走。”她说现在不主动找工作，“工作不找我，我也不找工作”。这种“佛系”，不是懒，而是一种治愈。她说：“我以前老想完美，现在只想放过自己。毕竟完美这事儿，连AI都做不到。”

张娜娜的先生，是明眼人。两人2003年认识，一晃二十多年。“我能看到他样子。虽然现在看不清，但那张脸早在我心里了。就算他胖了瘦了，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样。”她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不着急。” “我急脾气，他慢性子。他能让我少焦虑。就像我录音，他在旁边一声不吭地泡茶，时间就慢下来了。”她相信直觉。

张娜娜几乎每天都做梦。梦里有声音、有画面、有手的温度。“有次梦见朋友跟我握手，第二天见他，感觉一模一样。”她的梦常常明亮得离谱。“我梦见九寨沟，水是银色的，风在唱歌。可我真去了九寨沟，估计全是人。”她笑得很淡：“我宁愿去梦里的九寨沟，那儿没人，还能听到风声。”她不怕错过。“我看不见的世界，反而更丰富。我梦见的、听见的、闻到的，都比照片真。”她的语气轻得像羽毛，却有一种笃定的力量——一种不靠光的明亮。

张娜娜不靠眼睛生活，她靠声音、气味、直觉，还有那股子幽默劲儿。她的世界没有黑暗，只有不同的亮。她说：“我现在不找完美，也不找勺子。该来的，会来。声音，就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陈慧娴：摸索着走进了自己的人生

“看不见，又怎样？”陈慧娴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仿佛早已和这个问题和解。对她来说，世界不再只是眼睛能看见的样子。她11岁时视力开始下滑，渐渐地，眼前的世界开始模糊。当时，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悄然进入了另一个维度，一个没有光亮，却充满了别样感官体验的世界。

“其实失去视力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她坦然地说，“你们看得到的世界，我一样能‘看’到。”她的话语中带着从容。

现在，陈慧娴是中医针灸推拿学的学生，专攻的是“推拿”和“针灸”——一种让手成为语言的艺术。你可能会疑惑，怎么一个视障学生会选择这么依赖触觉的专业？她笑了笑，回答道：“我从小有三个梦想——做医生、做导游、做老师。这些听上去挺普通，但我从小就喜欢和别人分享，尤其是医疗方面。”她回忆道，小时候的“医生梦”其实是在她的书堆里完成的——《四大名著》，古老的文言文，虽然那时她并不懂得读书的真正意义。

“我小时候也想当兵，穿上军装，站得笔直，风吹过来，铿锵有力。”她大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可能还没准备好去承受那些‘飒爽英姿’背后的辛苦。换成现在，能够安静地为别人解除病痛，倒是更符合我的性格。”她如此幽默地打趣自己，话语里不见一丝遗憾，反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宽容。

她的大学生活充满了节奏感，虽然不是眼花缭乱的光影世界，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从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每一段路都被她摸索得熟悉无比。她并不是通过视觉，而是通过无数次的走过、触碰、听到周围的声音来记住这些地方。“我的学校就像一张透明的地图，摸到哪里，就能知道我在哪儿。”她笑着说，仿佛她已经不再依赖眼睛，而是依赖那种特别的方式去感知世界。

在学习推拿时，陈慧娴最看重的就是触觉带来的反馈。她

说“我的手掌不是在按摩，而是在听病人的身体在说什么。”她停顿了一下，嘴角带着得意的微笑，“当然了，推拿给别人治病，但有时候治的，还是自己。”

说到治病，她话锋一转，开始谈起自己曾经的针灸经历。“我记得我给病人扎针时，他们紧张得像个炸弹。紧绷的肌肉，哪能不增加痛苦呢？”她大笑着回忆，“我得先告诉他们：‘别怕，这针特别细，痛是痛，但没事的，很快就过去。’有时候我还得用点‘小伎俩’，让病人先放松。”她的幽默风趣和真诚，几乎让每个听众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股治愈力。

但学习这条路并非坦途。“我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她说道，“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获取临床材料，很多文件都还是PDF格式，读屏软件根本不能读取。我得依靠技术手段，比如OCR文字识别，把那些扫描件转换成可以朗读的文本。”她笑着补充，“这项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不过，识别错误率还是挺高的，特别是那些古文、英文或者手写体。”她停顿了一下，戏谑地加了一句：“技术跟不上，也得跟上。”

在她的未来规划中，陈慧娴希望继续在医学领域发展，尤其是针灸推拿这一块。“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要用我的手治病，也希望能用心去温暖更多的人。”她的眼里闪烁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决心。

最后，陈慧娴轻轻一笑，像是告诉我一个很久以前的秘密：“我最想告诉所有人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不只是物质，而是身边的人和每一刻的感觉。”她的声音轻柔而温暖，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深深的感激。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小时候，我爸给我买了很多书，三年级时就给我买了四大名著，纯文言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直到失去视力，我才明白那是多么珍贵。”她轻叹一口气，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我后悔过，后悔在有视力的时候没有珍惜那些可以看到的世界——没有认真地看一看父母的脸，没好好看看周围的景象。”

她微笑着，又补充道：“我高中时有个同学，他不仅双目失明，还下肢残疾，坐在轮椅上。每次上体育课，我们都在跑步，他说‘我很羡慕你们能跑步。’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虽然我们这些视力不好的人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比很多人拥有了更多。我们能走、能跑，能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她的眼神柔和而坚定，仿佛在告诉我，珍惜当下，是她的最大人生信条。

陈慧娴的故事，让人不禁反思：我们是否真的珍惜我们眼前的每一刻？是否珍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她的生活没有光明，却散发着比光更温暖的力量。她的故事，不只是关于失去光明，更是关于如何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