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22日凌晨，上海华东医院的长廊灯光昏黄。护士推着治疗车匆匆掠过，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在夜里格外清晰。病房内，刘亚楼用微弱的声音问妻子翟云英：“几点了？”翟云英抬腕一看，低声答：“两点过一刻。”一句简单对话，道尽严峻病情带来的漫长煎熬。
半个月前，周恩来刚从外事活动返回北京，秘书递上电报：刘亚楼病情突然加重。周恩来停顿数秒，说了句“去一趟上海”，随即改签最近一班航班。谁都知道，总理的行程分秒必争，这一改变意味着情况比想象中更紧迫。
车抵医院时已近傍晚。刘亚楼听到脚步声，挣扎着想起身，被妻子按住才作罢。“总理来了，怎么能不打起精神。”他小声嘀咕，还是把已经褪色的军装上衣披在肩头。周恩来推门而入，先定定看了他几秒，才挤出一句：“你瘦了。”两人目光对接，无需寒暄，心里都清楚情况不妙。
周恩来坐在床边，摘下帽子，轻声问：“疼得厉害吗？”刘亚楼摇头，却忍不住皱眉。周恩来低头沉思片刻，又转而谈到空军条令修订进展，希望借此分散病痛。刘亚楼精神一振，像抓到最熟悉的工作节奏，连续提出三条建议，条理清晰。护士站在门口，看着这位上将仿佛重返指挥席，心里五味杂陈。
时间回拨到1949年7月。筹建人民空军迫在眉睫，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空军与内线同等重要”。选谁当司令？周恩来思考良久，名字就一个：刘亚楼。其时刘正在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清晨被叫到北平西山临时办公厅。周恩来开门见山：“中央准备让你负责空军组建，这份差事重，没退路。”刘亚楼听罢只说一句：“保证完成任务。”
说这句话并非空口。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苏联空军学院短训，懂俄语，熟航空。更关键，他在长征与抗战期间屡次临危受命，出手果断。周恩来看中的是这种敢拍板的魄力。果然，赴苏联谈判订购飞机、选拔学员、建立航空学校，刘亚楼次次不拖泥带水，甚至连机库选址都亲自跑勘，从哈尔滨到南京，一趟趟飞。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空军尚处“学飞”阶段，却不得不直接投入实战。刘亚楼给飞行员打气：“别怕，敌机也不是铁打的。”首批参战部队在安州机场起飞，开火仅几十秒就击落敌机，士气大振。此后，空军在朝鲜战场逐步摸索出夜航、远航、编队抢占高度等战术。回国后，刘亚楼提出“技战并进”“训战结合”，被写进空军条例。
高强度运转，埋下隐患。1964年初夏，他随代表团赴罗马尼亚，行程密集，身边人发现他饭量骤减，脸色暗沉。他自己一句“水土不服”带过。回国刚下舷梯就差点晕倒，仍咬牙参加汇报会。几位老将劝他体检，他摆手：“文件还没批完，等忙完这阵子再说。”拖到十一月，肝区疼痛无法忍受，才住进协和医院。
检查结果震惊医生：肝转氨酶指数爆表，疑似癌变。保健局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建议绝对保密，连家属也暂不透露全部真相。周恩来批示：“全力治疗，务必争取时间。”随后决定把他转到条件更好的上海华东医院，同时调集最新药品。可惜，肝癌进展迅速，病灶已扩散。
再回到1965年4月的病房。周恩来与刘亚楼聊了近一小时。期间刘数次提醒：“条令定稿后，飞行安全要再抓一次。”周恩来点头，柔声说：“你安心治病，这些我盯着。”交谈结束，周恩来起身告辞。刘亚楼硬撑着挪到门口相送，脸色苍白，却还是抬臂行了个军礼。周恩来扭头走出病房，转过拐角，忽然扶墙低泣，“我再也不去了。”随行工作人员从未见他如此失控，只能默默随行。
5月7日下午，刘亚楼呼吸急促，医护抢救无效，16时25分宣告不治，年仅55岁。噩耗传到北京，中央决定按副国级礼遇举行追悼会。八宝山礼堂外，空军礼兵持枪肃立，低空呼啸而过的歼五战机拉出长长白烟，象征告别。周恩来神情沉重，悄声对身边同志说：“他是拼命为共和国插上翅膀的人。”
丧礼后，周恩来把翟云英及三个孩子请到西花厅。桌上摆着素汤与清粥，周恩来慢慢说道：“亚楼同志放心不下的几件事，组织会帮忙，你们也要自强。”言语不多，却句句是承诺。刘亚楼留下的“空军要靠得住”八字，被刻在司令部大厅墙面，成为后来一代代飞行员出勤前抬头必见的警示。
1950年代叫“空军刚会飞”，1960年代已能昼夜战备。这条从零起步的航迹，写着刘亚楼，也写着那一代人的血性。周恩来那天在华东医院走廊里的眼泪，既为一位战友，更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骤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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