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钱塘江面薄雾未散，江风带着潮腥味拂过船舷。六十二岁的周希汉握着自制罗汉竹鱼竿，神情专注；旁边的周抗援捧着搓好的饵料，仍像少年时期那样等待父亲的点头。浪声拍打木舟，清脆又短促，像是在提醒他们：今日江面不平静。
周希汉此刻的身份，外人看是胃癌手术后在杭州疗养的海军上将；在周抗援心里，他只是那个愿意把细粮省给孩子、却又不许儿子睡懒觉的严父。浪头忽起，竿尖猛颤，周抗援先中鱼，四十多斤的鲭鱼在水中翻腾，他咬牙把线收紧，僵持良久才拖到舱边。而父亲的浮漂才刚沉下去，下一秒，竿弓如月，船身都跟着晃动。
足足半小时的拉锯。陪护战士有些紧张，周抗援却察觉父亲眼中闪着少年般的光。鱼终被制服，五十八斤的重量刷新了疗养院多年的纪录。院长在船头连声祝贺，周希汉抹一把汗，只说：“还好竹竿争气。”随后，他取下一片银白色的鱼鳞，包进笔记本的空白页，再没多占半两鱼肉。
周抗援当时愕然。想到北京家里难得吃鲜鱼，他不禁低声询问：“要不要带回去？”父亲摆手：“空勤灶的飞行员老吃冻货，这条大鱼归他们，江水养的，正补精力。”一句话，定了去向。傍晚，灶房里鱼汤翻滚，飞行员们难得吃上一口鲜香；周希汉却只在病房里啜了几口小米粥，翻看那片鱼鳞，没再提起战利品。
将镜头推回一九六一年。北京粮食定量，半大小子正能吃。晚饭时，桌上寥寥几个高粱饼，父亲把自己的细粮配额切成四瓣，递到孩子碗里。粗米粥下肚，他抬头见儿女仍眼巴巴盯着馒头屑，笑也不是，叹也不是。那年冬天，他听战友建议，干脆在后院养了头猪，取名“南泥湾”，颇有自嘲意味。
猪长到一百来斤，孩子们以为终于能痛快吃肉。屠宰那天，父亲指挥把瘦肉、五花分成几十小份，托警卫员送到机关食堂，自己家里只留猪下水和排骨尖。老炊事员嘟囔：“赔钱赚吆喝。”周抗援也附和一句“真不划算”，刚出口，便被父亲冷冷一瞥，那目光让他闭嘴。多年后他才懂，父亲在意的不是“划算”，而是部队官兵有没有改善口味。
周家门口常能见到背旧挎包的乡亲、老兵，想在首都找出路。父亲把有限口粮扣下几碗分给他们，再买火车票相送：“庄稼地还等你们。”语气不重，却让求职者羞涩离去。在周抗援眼里，这种一碗饭、一张票的坚持，比课堂上任何政治课都生动。
一九六八年，响应号召，周希汉亲自填表，把家里五名子女统统送去山西插队。周抗援临行前一晚，父亲严肃得像在开作战会议，“孩子，脚上沾泥，心里才有根。”简单一句，却让周抗援整夜难眠。次年，他参军入伍。接到通知的周希汉拍案叫好，当即挑了个精致笔记本，扉页写下“艰苦奋斗，做雷锋式好战士”十六字，末尾郑重落款。
从那之后，父子之间的书信成为习惯。周抗援月月写，父亲月月回。字迹刚劲，内容具体，既批评缺点也肯定进步，连作息时间都给出精准建议。每封信背后，是深夜台灯下的多一小时劳神。后来兄妹们交换发现，人人如此。那瞬间，周抗援对父亲的敬重，再无一丝私占。
提干后的第一次探亲，周抗援兴冲冲回家，想在沙发窝几天。刚坐下，父亲便立声：“军人无例假，哪儿都一样。”随后列出三条：早六点准时起，拖鞋不得出卧室，军服钮扣随时紧。周抗援嘴上答“明白”，心里发苦，却还是照做。多年军旅，他才知这几条规矩扛过多少诱惑。
一九七三年，周希汉因胃癌手术，体重骤减。医生叮嘱多户外静养，他思索许久，选了钓鱼。不是公园池塘，而是江河湖泊，嫌人少声清。竹竿、棉线、旧纺车轮改的绕线器，全靠自己动手。有人劝他买进口渔具，他笑：“打胜仗靠人心，器材次点无妨。”
野钓五年，周希汉每到一地，先看长流活水，再看附近部队伙房吃什么。这才有了一九七八年那场“破纪录”。他把鱼交空勤灶，说得云淡风轻：“得鱼甚于食鱼美。”飞行员们端着热汤，目光里全是敬意。周希汉只把那片鱼鳞翻来覆去，看着寒光闪闪，似是战场上擦拭过的刺刀刃口。
一九八六年仲冬，周希汉病情恶化。周抗援赶回病房，床头仅放几本笔记和那支罗汉竹鱼竿。木柄磨得发亮，竿身却无一处裂痕。周希汉低声告诫：“竿在，心在。做人做兵，都别放松线。”没再多话。此后，鱼竿成为周抗援书房里唯一未改动的摆设，鱼鳞夹在父亲当年送的笔记本扉页，始终没有泛黄。
很多朋友问他，父亲留下最珍贵的遗物是什么？枪？勋章？都不是。他摊开那片薄如蝉翼的鳞片，轻轻一笑：一片鱼鳞，分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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