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平壤的地铁还没有迎来早高峰。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几个朝鲜男人安静地等着列车。他们穿着几乎一样的中山装,拎着相似的黑色公文包,脸上没有大城市通勤族常见的焦虑和疲惫。我的导游金成民站在我身边,他今天要带我去参观平壤近郊的一个合作农场。

“金导,你们一般几点上班?”我随口问道。

“八点。”他看了看手腕上那块老式上海表,“但我习惯早点出门,可以避开高峰期。”

列车进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朝鲜男人上车后并不会争先恐后找座位,而是有序地站着或坐下,有人从包里拿出报纸安静阅读。这与我熟悉的北京地铁里抢座、挤门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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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参观结束后,我们坐在农场接待室休息。窗外,几个朝鲜农民正在田里劳作,动作不紧不慢,却透着一股专注。

“金导,冒昧问一下,像您这样的导游,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金成民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标志性的微笑。作为涉外导游,他早已习惯外国游客的各种问题,但直接问工资还是第一次遇到。

“大概五百元人民币左右。”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在说今天的天气。

我却无法如此平静。五百元,在北京连一顿像样的商务餐都不够,在京东上买部普通手机都要攒好几个月。我掩饰不住惊讶:“五百元?那怎么生活?”

金成民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大麦茶,开始讲述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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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结婚七年了,有两个孩子。”金成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他和妻子、两个孩子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他告诉我,朝鲜男性大多要服兵役,那段经历是他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结婚时花了多少钱?”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几乎没花钱。”他笑了,“在朝鲜,房子是国家分配的。我和妻子结婚后,单位就分给我们一套两居室。虽然不大,但足够住。”

他解释说,朝鲜的住房分配制度基于家庭成员数量和贡献。像他这样在涉外部门工作、会外语的导游,属于“对国家有贡献”的群体,分的房子会相对好一些。而普通工人可能住在更简朴的住宅区,但基本每家都有独立住房。

“不用买房,不用付月供,这是我们与你们最大的不同。”金成民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全部可以用来生活。”

下午,我们返回平壤市区。金成民带我去了他工作的旅行社——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建筑,门口挂着朝文和中文的牌子。办公室里坐着十几名员工,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摞文件,但气氛轻松,有人甚至在窗边给盆栽浇水。

“我们单位是国营的,永远不会倒闭。”金成民说这话时,语气里有一种笃定,“只要认真工作,不犯政治错误,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

他告诉我,朝鲜男性大多在国营单位工作:工厂、农场、学校、政府机关。这些单位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残酷的绩效考核,也很少加班。下午五点,大多数单位准时下班。

“我们也有生产指标,但都是可以完成的。”金成民说,“完成了有奖励,完不成也不会被开除,最多是领导谈话,下个月努力些。”

我忽然理解了他和其他朝鲜男人脸上那种从容从何而来——那是一种没有失业恐惧、没有房贷压力、没有激烈竞争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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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金成民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有些意外,因为涉外导游通常不会带外国游客回家。他说今天是周末,而且得到了上级的特别批准。

他的家在一栋六层居民楼的三层,两室一厅,约六十平方米。家具简单但整洁,墙上挂着领袖画像和全家福。最引人注目的是阳台上种着几盆辣椒和西红柿——他告诉我,很多平壤市民都会在阳台种菜,既是爱好,也能补贴家用。

金成民的妻子正在厨房准备晚餐。她是一名小学教师,月薪约三百元人民币。见到我们,她礼貌地鞠躬,然后继续忙碌。两个孩子在看电视,播放的是儿童教育节目。

“我们一家四口,每月总收入约八百元。”金成民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家庭开支,“主食靠粮票购买,非常便宜;蔬菜可以在市场买,也很便宜;最大的开销是孩子的教育,但公立学校几乎免费。”

我注意到他没有提到医疗费用。他解释说,朝鲜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虽然药品有时短缺,但基本的医疗服务都有保障。

晚餐很简单:米饭、泡菜、豆腐汤、一小盘煎鱼。但金成民一家吃得很满足。饭后,两个孩子主动帮忙收拾桌子,妻子则开始缝补衣服。

“你们不觉得生活拮据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金成民沉思片刻:“如果跟外国比,我们确实不富裕。但在朝鲜,大家都差不多。我单位的同事,我邻居,收入都相似。我们不比谁的车好,谁的房子大——因为车是单位配的,房子是国家分的。我们比的是谁工作更认真,谁家的孩子学习更好,谁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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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民的妻子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做饭、洗衣、打扫、照顾孩子。我问金成民是否帮忙做家务,他有些不好意思:“偶尔会,但主要是我爱人做。在朝鲜,家务活大多是女人的事。”

他告诉我,朝鲜社会有着明确的性别分工:男性负责工作养家,女性除了工作还要承担家务。虽然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但传统观念依然强大。

“我妻子很能干。”金成民看着在厨房忙碌的妻子,眼神里有感激,“她白天教书,晚上做家务,周末还要去市场采购。没有她,这个家转不起来。”

我问他是否觉得这种分工不公平。他想了想:“这是我们朝鲜的生活方式。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管理家庭。我妻子从不抱怨,反而觉得把家打理好是她的责任。”

夜幕降临,平壤的灯光稀疏地亮起。金成民送我到酒店门口。临别前,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幸福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有稳定的工作,有温暖的家庭,有两个健康的孩子,有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我的生活很简单,但很充实。我们朝鲜人不追求个人财富,我们追求的是集体荣誉和国家强大。”

在朝鲜的最后一天,我在平壤火车站与金成民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希望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朝鲜。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