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二年七月的一天，那个先辅佐秦王“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又辅佐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的左丞相李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只是这样的结局太过悲惨了：先受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继之斩趾（砍去双脚）、笞杀（以竹荆抽打），而后枭首（砍下头颅）。五刑之后，腰斩于市；最后被剁成肉酱，夷灭三族。
一代名相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李斯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被如此对待？
原来，这一切都和郎中令赵高有关。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功过两极的复杂人物：李斯。
说到李斯，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他为秦王嬴政献策“先灭韩，以恐他国”，并设计离间六国君臣以削弱抵抗力量。
秦朝统一后，李斯的贡献更大：政治上，鼎力推行郡县制；文化上，主持“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字体）；经济上，推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交通上，推行“车同轨”。
说到李斯，人们还会想到他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以及他的“仓鼠论”。当然，人们也一定会想到他参与“沙丘之谋”，与赵高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赐死扶苏。
总之，李斯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功过两极的复杂形象。
我感兴趣的是：李斯、赵高在拥立胡亥这件事上原本属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怎么很快就发生决裂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还有，赵高郎中令的职位不算太高，还是丞相统辖下的宫廷事务官；而李斯位居左丞相（三公之首），百官之长，地位仅次于秦二世。李、赵之间差了好几个层级，按道理说形不成正面对抗，怎么二人就杠上了？而且李斯败得如此不堪？
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从二人的核心分歧与实力对比说起。
从沙丘之谋可以看出，二人一开始就各怀心思，李斯想借拥立胡亥保住丞相之位，赵高则想借扶持幼帝掌控朝政，目标的分歧注定了这不是一个牢固的利益联盟。
二人矛盾的缘起，还与政治主张对立有关。比如，李斯曾上《谏治骊山陵书》，主张暂停阿房宫营建、减轻百姓徭役，安抚民心；赵高则刚好相反，他怂恿秦二世沉迷享乐，好给他留下操弄的空间。
赵高有一个李斯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郎中令的身份可确保随时待在皇帝身边，而当时的秦二世胡亥年仅22岁（一说13岁），并无执政经验。另外，赵高多年担任胡亥的法律老师，二人情感基础牢固，在秦二世心中，赵高比李斯更值得信赖。
李斯身为左丞相，是当时朝堂上唯一能制衡赵高的力量；要想掌控皇帝，赵高得首先扳倒李斯。
赵高的机会来自陈胜吴广起义。当时，李斯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未能阻止义军西进，将咸阳置于巨大威胁之下，赵高趁机捏造“李斯父子谋反”的罪名，利用秦二世的猜忌心将李斯投进监狱。
下狱之后，李斯曾寄希望于上书自辩，但奏书全被赵高拦截下来，根本送达不到秦二世手中。
赵高这个人虽说没什么大智慧，但阴谋诡计玩得溜。比如，为了间离秦二世与李斯之间的关系，他故意让李斯在胡亥玩得正开心的时候进谏，类似的事发生几次之后终于惹怒了小皇帝。
由此不难发现，李斯与赵高的角力本质上是君子和小人的较量，这种情况君子往往处于下风，因为君子行事有原则，心中有自觉的道德约束；小人不一样，他做事可以无底线，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招数都能用。比如，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胜出告终，就和刘邦具有流氓习性、不讲信誉有关。
说到这难免让人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世英明的李斯，会成为赵高策划胡亥篡位的帮凶？
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李斯对个人权位的执念压倒了本应有的政治原则，还说他深知长子扶苏推崇儒家、亲近蒙恬，若扶苏继位，自己大概率会被取代，而拥立胡亥则能保住相位。显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忽视了李斯是扶苏岳父（《史记·李斯列传》载：“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一事实。
还有人解释说，李斯有治国之才无政治家底线，面对赵高“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的诘问，其自卑与功利心被精准击中，最终选择了背弃遗诏。这样的解释同样难以成立，李斯无论功绩还是地位，均在蒙恬之上，何来自卑？
我倾向认为，在胡亥篡位这件事上，李斯站在赵高一边有很大的偶然性。秦始皇出巡路上猝逝于沙丘完全在意料之外，而当时秦始皇身边的皇子仅胡亥一人，恰好赵高又是胡亥的老师，心怀不轨的赵高自然会把形势往有利于胡亥的方向引导；而他作为秦始皇近臣的身份，恰恰为这种操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斯的问题在于，在他该坚持原则的时候没能坚持原则，关键时刻犯了糊涂，被动地随着赵高的节奏起舞，成了这场阴谋事实上的胁从者、背书人。这既是李斯一生最大的污点，也为他的惨死埋下的祸根。从这一点讲，李斯的死有咎由自取的成分，并不完全是一个受害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斯被赵高腰斩一年之后，秦二世胡亥也死在了赵高刀下，这个靠阴谋上位的皇帝最终成了阴谋的牺牲品。
李斯的悲剧在于以权谋保身，最终却亡于权谋，正好印证了那句话——“以利相合者，利尽则交疏”。
热门跟贴